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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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北京的文学界人士差不多都出席了。丁玲痛哭流涕,非常委屈。艾青常常说记不清楚。罗烽、白朗基本上不发言。雪峰做检讨,从三十年代讲起。台下就有人质问:你从陕北到上海为什么去找鲁迅,不去找周扬?雪峰说是中央给的指示,让我去找鲁迅,他的住址比较稳定,周扬他们住址不定不好找。会上的情绪很激动,很有斗争会的火药味道,大家都有点喘不过气来。
李:冯雪峰与周扬的矛盾一直很深,反右中对雪峰的批判,应该说周扬起到了很大作用。
雪峰检讨从三十年代一直讲到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主要是他和周扬的矛盾,对周不够尊重,等等。周扬在这方面本来是可以做些控制,不让主持人助长这种气氛。会议给人强烈的感觉:反对周扬就是反对党。文艺界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生活,可以说从那时期就开始了。
李:反右中文艺界过去一些重要人物,像丁玲、冯雪峰都遭殃了,是不是可以说这对周扬还是有利的。
反右以后周扬在文艺界真正树立了绝对权威。过去反对过他的,对他不大尊重的,包括不一定是不尊重的人,都被打下去了。
李:我看了一些材料,六十年代“文革”前的那几年时间里,毛泽东好像对周扬也不满意。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明显是针对周扬和中宣部、文化部的。
毛主席六十年代的两个关于文艺的批示,当时没有公开,只在文艺界小范围内传达,到“文革”时才看到。那里面明确表示了对周扬和文艺界的强烈不满。那几年周扬身体不好,工作已不怎么管。他还是努力来贯彻党的文艺政策,落实毛主席的想法。1958年同郭老一起主编《红旗歌谣》,写文章歌颂“大跃进”。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拔白旗,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赵树理。但是毛主席实际上对周扬已经不满意,也可能江青的影响力大起来。毛的身边懂文艺的是江青和康生,能起到作用的是他们。大约1964年元宵节文艺界一个晚会上,有猜灯谜、表演芭蕾等活动,有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写信反映,说是乌七八糟。中宣部把它发表在“内部情况”上送上去,这也加深了毛主席的印象,其后就有了那个提到“裴多菲俱乐部”的批示,口气之严厉是前所未有的。
李:中宣部一直由陆定一任部长,他和周扬的关系如何?
过去好像还没有什么,1965年人代会上陆定一任副总理兼文化部长,明显把周扬排斥在文化部领导之外。周扬这时已患癌症,常在南方养病。从那以后,周扬、林默涵都没有了势力,夏衍、陈荒煤也都调出文化部。文化部大改组,文联、作协名存实亡。报社文艺部领导也改组,陈笑雨调出报社,由一位副总编兼文艺部主任。我1965年夏天到京郊参加四清,一年后回来,“文革”开始。周扬领导文艺的时代,也就到此结束了。
与李辉谈周扬(3)
1993年8月24日
李:上次我们主要谈的是“文革”前的周扬,今天请你谈谈“文革”后的周扬。在这些年里,你和他接触可能更多一些。不少人都谈到,“文革”后周扬开始反思过去,对自己历次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行为感到后悔。你在这方面有什么印象?
“文革”后最初的几次开会接触,我感到周扬的思想感情有很大的变化,也很让人感动。四次文代会筹备工作由他负责,他要我也参加些具体工作。在一次会议上,我建议应该整理一份“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家的名单,“文革”后期有些大的案件要说一下,如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我简要说了经过,还提到白桦、张锲等人的名字。周扬说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阳翰老找我整理一份死者名单,当然很不全,他在大会上宣读志哀。在这次文代会期间,在西苑饭店举行的作协代表大会上,周扬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自己过去的错误。他说由于思想僵化、教条主义,对毛主席的指示机械地理解,在文艺领导工作中有很多错误,特别是在一些运动中,很粗暴地伤害了一些好同志,像丁玲、萧军、艾青、罗烽、刘绍棠等,他在台上向他们一一赔礼道歉。萧军坐在第一排,他在座位上大声说了一句,大意是:有错误,承认了就好(我坐在后面,没有听清楚)。引起全场热烈掌声。
李: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开始认真检讨自己而导致他和几个友人的分歧?
他一检讨就有了对比。有的人根本不谈自己,不承认错误。我想周扬和他们的分歧,可能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小组会上,大家对周扬的态度很满意,还替他说了些好话,也含蓄地批评有的人至今还不讲话。
李:那次文代会上有人提出了胡风问题,说应该也请他参加,但最终没有同意。
关于胡风当时没有平反的事,好像是中央的意见。先解决“四人帮”时期的冤案,彻底否定“文革”。
李:你认为周扬的反思是不是真诚的?
我认为他的反思是真实的,诚恳的。他不讲空话套话,不哗众取宠,讲话时很激动,好几次哽咽无语。中国的文人总的来说是宽容的。不管受了多少委屈打击,只要领导真心认错,感受就好得多,就会原谅他,尊重他。
李:丁玲的平反好像也不顺利。
丁玲平反遇到波折,可能与他也有关系。但详细情况我不清楚,可能不止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李:“文革”后你当过作协书记处书记,周扬具体过问作协的工作吗?在领导方式上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我在1979年后参加作协书记处工作,经常开会,周扬也常来参加,来了总要发言。他不大过问作协的具体工作,谈的多数还是大的原则方针问题。比如人道主义和异化,比如要团结各方面的作家,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搞优秀作品评奖,不仅评奖,还要讲评,等等。我想这是他对多年的体验而感觉到的大问题。按照他的想法,“文革”后应该是更加宽松宽容的局面,不能再搞运动,要真正贯彻双百方针。关于双百方针,他从五十年代中期讲到六十年代,“文革”后又讲,关于“双百”方针,我以为周扬讲得最透彻、最全面。但他的思想与毛主席似乎有距离,特别在六十年代后,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的路线,但他没有完全按照新的思想去理解,仍然根据原来的理解去解释双百方针。
李:结果他被打入冷宫。
我觉得“文革”后的周扬,是很注意反“左”的,认识到多年来“左”的危害性。1982年春天我在协和医院住院,有时外地同志来看我,谈到各地文艺界十年浩劫后的状况。上海的袁雪芬与我谈到当时上海文艺界存在严重的“左”的问题,不易解决。我就在医院里写信给周扬和夏衍,转告袁的意见,我建议最好由中宣部出面帮助上海整顿柯庆施、张春桥遗留的问题,铲除“左”的根子。我把信从医院的邮筒寄去。一天,我送人出门,已经五点多钟了,看到周扬的秘书露菲正在门口等着。她说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没有探视牌,不能进去。她说周扬看过了我的信,赞成我的意见,已经转给夏衍。她又说周扬也认为,有些问题根深蒂固,一时不易解决。
李:“清除精神污染”后你还常去看他吗?
1984年6月,他率领一批作家去广东参观访问半个多月,我也参加了,一路上同他接触较多。他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对深圳特区,都给予热情的支持,使广东同志都很感动。因为那时候对特区还有不少冷言冷语。9月,就听说他在广州突然病重,报社领导派我去探望他。这次离我同他分手只有两三个月,但他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住在小岛宾馆,我去的那天,他夫人苏灵扬告诉我,今天不要多讲话,上午刚发过脾气。原来上午中宣部一个干部来过,态度很不好,问周扬为什么还不表态。他一气之下,一句话也不讲。苏灵扬发火了,对来人说:“你去跟上面讲去,周扬的病就是他们整的,他们就是白衣秀士王伦。你就说是我苏灵扬说的,开除党籍我也不怕。”她告诉我,周扬病情突然加重有两个原因。一是上厕所滑了一下,摔倒在地;另外前几天文联来了个干部,向担任文联主席的他汇报文联机关学习“反精神污染”的体会。这个人对周扬说这些,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周扬问:“你们现在还在学习这个东西?一年多了。”回答说这是长时期的任务。自那次之后,周扬就失语了,再也没有恢复。他一见我走进房间,就抓住我的手直摇,好像要说什么话,我连忙劝阻。我心里感到酸楚,预感到很难恢复。那个口若悬河、生龙活虎的周扬,只有三个月工夫,竟变得如此老态龙钟。他也时而笑一笑,但只能断断续续说几个字。我告诉他北京的朋友关心他,他念出几个名字:胡绩伟、王若水、秦川。周扬回北京治疗前一天,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请吃晚饭。他很想讲话,说广东改革好,不要走回头路,不要受各种影响。任仲夷看到他说话困难,就劝他不要多说:“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他先坐飞机回北京,下飞机就直接到北京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我去医院看望,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点点头表示了。
李:你能否从整体上说说周扬的地位和作用?
与李辉谈周扬(4)
总体来讲,建设中国现代进步文艺事业,像他这样有突出贡献的人不多。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引进来,并不单纯是传声筒,也搞理论研究。毛主席的文艺思想中,有不少是政策、方针和口号,是周扬把它理论化、系统化,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贯彻,建设了一支新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到现在仍然是文艺界的中坚力量,不能忽视他在理论建设和事业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尤其在晚年,他对过去有严肃的反思和认真的探索,没有这样的体会,他就做不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深刻的报告。
他的思想局限和错误也是明显的。五十年代初期他受到教条主义和苏联文艺路线的影响,他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意见,就影响了至少一代作家。他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强调得太厉害,这当然影响到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自然不能说这是他一个人的作用。
李:他毕竟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官员。
他是文艺领导官员,马列主义理论家,但也有作家的一面。讲人道主义那么多, 就是一个明证。1984年春天法国共产党《人道报》代表团来《人民日报》访问,提出一定要见周扬,我和秦川陪着他们去。法国人对周扬说他们老早就想来看他。周扬说:“我这个人一直信奉人道主义,你们是《人道报》,我就要见《人道报》的同志。”那天周扬很动感情,法国同志对他都很尊重,大家谈得非常高兴。会见后,从他的安儿胡同寓所走到附近的四川饭店,客人们都簇拥在他身边,边走边谈,谈得很投机、融洽。
李:人道主义对于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是重要的。
我认为那种没有力量的批判并没有让他改变自己的思想,更没有征服他。作为一个作家,人道主义是根本的思想。中国经过多少苦难的一代知识分子,人道主义旗帜从没有放下。作家们至今仍然谈人道主义,周扬起了很大作用的。
李:有人谈到他虽然做官,但也还有艺术家的气质,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本人有艺术家气质,悲剧也在这里。一方面是文人,他早年学习日本文艺,作为理论家,人道主义贯穿始终。另外一方面,他长时期担任文艺领导工作,党性和党的纪律约束了他。他的责任感、使命感,需要将对立的矛盾统一起来,就只能压住内心属于自己的想法、个性,或者不愿意谈,或者不便谈。日积月累,就压得比较深,表现得也就很淡了。从实践上看,特别是六十年代后,他对毛主席的认识有了变化。我以为可以从这个角度深入理解和分析周扬,在二十世纪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党员中是很有突出的典型意义的。
狂飚为谁从天落?(1)
——电影《武训传》讨论:建国后第一场“大批判”
五十五年前的1951年5月20日下午,我正在上海《解放日报》总编室上夜班,编第一版要闻,那天是星期日,没有什么要事,也不开每天下午四时例行的编前会。我就处理新华社白天发来的电讯稿,挑选晚上要发的新闻稿。忽然从一堆稿件中发现一份用电讯发来的当日《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厚厚一叠,字数很多。
我编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