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侧记: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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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党中央还曾用正式文件的形式号召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号召揭露和改进存在于党内的种种不正之风。何况就在前一年即1956年春天，毛泽东主席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针。更何况，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公布了中共中央几天前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报上大字标题是：“全党重新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党中央郑重而明确的指示，得到全党的衷心拥护和党内外朋友的热烈支持。杂文家们当然不敢后人，他们怀着热爱共产党、帮助党整掉“三风”的心情（其中不少人本身就是党员，有的还是老党员），纷纷拿起笔来，根据自己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所见所闻所感所想，揭露“三风”的种种表现，加以评论，希冀得到重视，切实改正。例如邓拓（卜无忌）的《废弃“庸人政治”》、徐懋庸（弗先）的《“应该让别人说完”》、臧克家的《六亲不认》、吴祖光的《相府门前七品官》、黄立文的《幽灵徘徊不去》、孟超（东郭迪吉）的《和风细雨及其他》、方成的《过堂》、李跃的《党内知识分子的顾虑》、徐淦的《杂感》，还有些在此以前陆续发表的，如曾彦修（严秀）的《官要修衙，客要修店》、巴人的《多和拖》、《上得下不得》、鲍昌的《理发有感》、徐懋庸的《同与异》等篇，从文字上看不免有些尖锐犀利，使某些人看了有被刺痛的不舒服感，却都是苦口婆心，语重心长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有明训，即使今天重读，基本上也都是立场正确、观点鲜明的好文章。
不料，一夜之间，风云骤变，雷电交加，刀枪齐举，许多杂文家在自己毫无准备、毫不知情的仓皇中，一个个翻身落马，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原先曾遇到的“难道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吗？”“难道工农出身的干部都是这样的吗？”“难道……是这样的吗？”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公式，一下子变成“恶毒攻击”、“肆意歪曲”、“疯狂反对”等等重得吓人的罪名，震动惊愕，他们不知所措，彷徨无计，手无寸铁的文人哪有招架之功、还手之力？于是纷纷应声入网，“无可奈何花落去”，从此被打入另册，陷入二十余年的厄运。有的长期委身草莽，穷愁潦倒；有的更是妻离子别，家破人亡。直到二十二年后，才陆续重见天日，有的人等不到那一天，早已成为幽魂孤鬼了。
其实，这场龙卷风并非“突如其来”，对文化人以及整个知识界的某种“异类感”，更不是自“丁酉”始，而是早几年就开始了，只是人们没有预见到，或者虽有些感觉却未料到来势如此猛烈、如此残酷而又如此广泛，“扩大”到五十多万人之众。我一直想统计一下“丁酉之难”中究竟有多少杂文家（还有小品文作家和漫画家）因文遭罪，却始终统计不全，而且这是一件令人辛酸苦涩的事。现在能够记起的，也仅有徐懋庸、宋云彬、秦似、曾彦修、平心、舒芜、陈梦家、吴祖光、李长路、徐淦、唐达成、文怀沙、鲍昌、蓝翎、邵燕祥、邓友梅、焦勇夫、沈同衡、丁聪等一二十位，还仅仅是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过作品的，其中蓝翎本人便是当年文艺部负责杂文的编辑，沈同衡是负责漫画的编辑。同在京城的《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文艺报》等报刊上的，尚未统计在内。至于外地杂文界、漫画界的“丁酉同科”，更是难以数计。“丁酉之难”比起十年后的那场民族浩劫，自然还算是“小焉哉”的，但也是开了十年后大兴文字狱的先河。
四十年后回首，百感交集，余痛犹深。所幸不少杂文家经历了炼狱的洗礼，一片丹心、九死不悔，更加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看人看事更加深刻和准确。严秀、吴祖光、唐达成、舒芜、舒展、鲍昌、邵燕祥、李国文、柳萌、沈同衡，这些“丁酉同科”人士，接连不断地为读者捧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高的杂文随笔。当年《人民日报》副刊杂文编辑蓝翎更是从“红学家”转变为杂文家，连续出了好几本杂文集。他们又带动一大批新的作者，共同构筑了历史新时期以来杂文、随笔、小品和漫画新的振兴，新的繁荣。当然，路途并不十分平坦，他们也遇到新的干扰，新的磨难，而且恐怕也未必能摆脱一有风吹草动杂文家必然首先倒霉的历史怪圈。但是，历史决不会重演，更不会倒退。因为归根到底，决定杂文和杂文家命运的，只能是人民，而不是别的。
“左叶事件”始末
中年以上的新闻界同行，大约都不会忘记三十多年前的“左叶事件”，满城风雨，一位农业部部长助理，顿时名传四方。
事情本来很简单：1957年5月上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华期间，参观农业展览会时，负责现场接待工作的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同摄影记者间发生一点争执：摄影记者要抢镜头，请左叶让开一点，左叶重任在肩，自然不离贵宾左右。争吵之间，左叶脱口而出，说了类似“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和“再挤就要赶出去”之类的话，引起在场记者的不满，就在报上加以抨击，左叶那句话也简化成“你重要还是我重要？”部长助理竟然如此出言不逊，况且党中央刚刚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运动，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左叶事件”立即成为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听到记者部同志回来绘声绘色的叙述之后，我们副刊办公室里边热闹起来。这不是现成的“官僚主义典型”吗？副刊理应“配合”。就由当时文艺部主任、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讽刺诗，方成画了一幅漫画，我则写了一篇短杂文。迅速在5月10日一起见报，整个前三栏加花边，在版面上相当突出。
我们并无意火上加油，诗文的重点都是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袁诗的题目是《官僚架子滚开》，末几行是“让这些官僚架子，官僚腔，腐朽作风，老爷气派，势利眼，对下压，对上拍……/一古脑儿都滚开，/不让它们再把我们的同志害！”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因为由这个“事件”而起，自然就增加了火药气味，不过发表以后，倒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反应。
到了“六·八”社论一发表，“反右”号角吹起，形势急转直下。中国记协为此专门开了会，批判了有关记者。我们三人因为只是“配合”，并非当事人，蒙准免于到会接受批判，但也写了书面检查。在会议消息中也挂了一句某某等也交来书面检讨云云。
事过三十余年，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都成了明日黄花。前几年偶然同一位当时在场的老记者说及此事，都不禁哑然失笑。又听说左叶同志在十年动乱时期又受到迫害，真是接二连三地倒霉了。
就我个人来说，虽然“文革”中有人还去查这笔旧账，作为“一贯反党”的一个罪证，但是冷静想想，那篇短文也有不少毛病。对被批评者缺少与人为善的同志式态度，口气生硬，用词尖刻，作为杂文，都是不足为训的。旧社会有谚云：“一字入公门，九牛拔不出”，其实未必尽然。但是“一字登了报，九牛拔不出”，倒是常见。至今想起来，仍觉得戚戚于怀，很对不起这位老同志。
附记：1992年8月24日，新华社发了左叶同志因病于1992年7月4日不幸逝世的消息。消息说：“左叶同志1910年生于江西省永新县的佃农家庭，1927年10月在遂川黄土畈加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1928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左叶同志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西征，经历了许多重要战斗和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时期，左叶同志曾任八路军晋绥军区一二○师副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左叶同志参加了四平保卫战、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衡宝、广西和海南等重大战役的战斗。在著名的四平保卫战中，左叶同志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指挥部队以劣势兵力和装备，抗击国民党军达一个月之久，重创了敌军，创造了我军战史上的一个重要范例。左叶同志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立下不朽的战功，表现了一个军事指挥员的优秀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左叶同志历任中南公安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四十五军副军长，中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中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部长助理，机关党委书记兼人事司司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农业部顾问等职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叶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他始终对党和党的事业坚定不移，并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改革开放的路线”。“左叶同志在他66年的革命历程中，一贯顾全大局、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维护团结，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他爱护同志、坚持群众路线、谦虚谨慎、严格要求子女，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谨录全文于上，以志对这位对党对人民有巨大功勋的老同志的深切哀悼。
老杂文家巴人的悲惨结局
巴人赞颂况钟那支“三起三落”的笔平反了一场冤狱，救了两位无辜青年男女的性命，那篇《况钟的笔》也鼓舞了许多杂文家拿起笔。而他自己却未能逃脱十年后那场浩劫，终于在一场大得不知多少倍的冤狱中断送了自己的性命。至今一想到《况钟的笔》，一看到昆剧《十五贯》，就要联想到这位老革命家、老杂文家的悲惨结局。
巴人年轻时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参加“五四”烈火燃烧起来的新文化运动，是早期的共产党人，大革命时期就为党为人民作出杰出贡献。三十年代，在革命文学事业上又有许多建树，写文艺理论、小说、诗歌、散文、杂文、剧本，成为“左翼”文化战线一员冲锋陷阵的猛将。抗日战争初期，上海成为“孤岛”，他奉命留在上海，做了许多幕后英雄的工作，比如承担为编辑出版第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撰写《鲁迅全集总目提要》。他凭借挂洋商招牌的爱国报纸副刊和进步刊物为阵地，创办提倡战斗性的《鲁迅风》杂志，写了大量杂文，揭露日伪阴谋，痛斥“落水”文人，批驳种种奇谈怪论，真有笔扫千军的气概。“皖南事变”后，他奉调离开“孤岛”，经香港去新加坡办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留滞南洋。建国后曾任我国驻印度尼西亚第一任大使。五十年代中期回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业余继续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他的一篇《论人情》，是针对当时文学作品“政治气味太浓”的通病而作，不料以后引来一阵批判，当作“文艺界修正主义代表”而遭到围攻。
巴人写杂文尽管是业余中的业余，但对报纸副刊来说，老杂文家的文章毕竟有带路和示范的作用。《况钟的笔》以后，巴人又陆续写了六七十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就有《脱胎换骨》、《关于删改》、《难言之隐》、《一反其道而行之》、《多和拖》、《上得下不得》、《消亡中的“哀鸣”》等。有的署“马前卒”、“克约”等笔名。这些杂文，接触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当然文字就不能像“孤岛”时期那样锋芒所指，鬼蜮心惊。他对当时实际工作和党群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缺点和弊病，本着对人民事业负责的态度，剖析利害，痛陈得失，期望改正。我们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位老战士、共产党员真诚的心。 “反右派”风暴中，他也应报纸编辑部之约写了几篇“批判右派言论”的杂文，不免抓住片言只语，上纲上线。时势使然，是不必为尊者和贤者讳的。
十年风暴之前，他已经以“鼓吹人性论”罪名受到文艺理论界的批判，五十年代中的杂文，自然也受到株连。到了“文革”，这位历经坎坷而又具有顽强生命力的革命战士，逃不脱临头大难，在饱受凌辱摧残、妻离子散之后，被遣返浙东奉化原籍，生活凄苦，无人照看，导致精神失常。1972年7月25日，由于脑血管严重病变，悲苦地离开他一生挚爱、为之献身的人世。逝世后七年，冤案得到昭雪，在北京八宝山为他举行追悼会。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