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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创作杂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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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就是新方向的诗歌,如戴望舒、蓬子之诗,在文字上找寻象征的表现方法。或从苏俄歌颂革命的诗中,得到启示,用直截手段,写对于革命希望和要求,以及对现世否认的诗歌,有蒋光慈的《战声》同其他集子。

                              七月廿六日







论技巧
  几年来文学词典上有个名词极不走运,就是“技巧”。多数人说到技巧时,就有一种鄙视意识。另外有一部分人却极害羞,在人面前深怕提这两个字。“技巧”两个字似乎包含了纤细、琐碎、空洞等等意味,有时甚至于带点猥亵下流意味。
  对于小玩具小摆设,我们褒奖赞颂中,离不了“技巧”一词,批评一篇文章,加上“技巧得很”时,就隐寓似褒实贬。说及一个人,若说他“为人有技巧”,这人便俨然是个世故滑头样子。总而言之,“技巧”一字已被流行观念所限制,所拘束,成为要不得的东西了。流行观念的成立,值得注意,流行观念的是非,值得讨论。
  《诗经》上的诗,有些篇章读来觉得极美丽,《楚辞》上的文章,有些读来也觉得极有热情,它们是靠技巧存在的。骈体文写得十分典雅,八股文章写得十分老到,毫无可疑,也在技巧。前者具永久性,因为注重安排文字,达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亲切,妥贴,近情,合理的目的。后者无永久性,因为除了玩弄文字以外毫无好处,近于精力白费,空洞无物。
  同样是技巧,技巧的价值,是在看它如何使用而决定的。
  一件恋爱故事,赵五爷爱上了钱少奶奶,孙大娘原是赵五爷的宝贝,知道情形,觉得失恋,气愤不过,便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了。同样这么一件事,由一个新闻记者笔下写来,至多不过是就原来的故事,加上死者胡同名称,门牌号数,再随意记记屋中情形,附上几句公子多情,佳人命薄,……于是血染茵席,返魂无术,如此如此而已。可是这件事若由冰心女士写下来,大致就不同了。记者用的是记者笔调,可写成一篇社会新闻。冰心女士懂得文学技巧,又能运用文学技巧,也许写出来便成一篇杰作了。从这一点说来,一个作品的成立,是从技巧上着眼的。
  同样这么一件事,冰心女士动手把它写成一篇小说,称为杰作;另外一个作家,用同一方法,同一组织写成一个作品,结果却完全失败。在这里,我们更可以看到一个作品的成败,是决定在技巧上的。
  就“技巧”一词加以诠释,真正意义应当是“选择”,是“谨慎处置”,是“求妥贴”,是“求恰当”。一个作者下笔时,关于运用文字铺排故事方面,能够细心选择,能够谨慎处置,能够妥贴,能够恰当,不是坏事情。假定有一个人,在同一主题下连续写故事两篇,一则马马虎虎,信手写下,杂凑而成;一则对于一句话一个字,全部发展,整个组织,皆求其恰到好处,看去俨然不多不少。这两个作品本身的优劣,以及留给读者的印象,明明白白,摆在眼前。一个懂得技巧在艺术完成上的责任的人,对于技巧的态度,似乎应当看得客观一点的。
  也许有人会那么说:“一个作品的成功,有许多原因。其一是文字经济,不浪费,自然,能亲切而近人情,有时虽有某些夸张,那好处仍然是能用人心来衡量,用人事作比较。至于矫揉造作,雕琢刻画的技巧,没有它,不妨事。”请问阁下:能经济,能不浪费,能亲切而近人情,不是技巧是什么?所谓矫揉造作,实在是技巧不足;所谓雕琢刻画,实在是技巧过多。是“不足”与“过多”的过失,非技巧本身过失。
  文章徒重技巧,于是不可免转入空洞,累赘,芜杂,猥琐的骈体文与应制文产生。文章不重技巧而重思想,方可希望言之有物,不作枝枝节节描述,产生伟大作品。所谓伟大作品,自然是有思想,有魄力,有内容,文字虽泥沙杂下,却具有一泻千里的气势的作品。技巧被诅咒,被轻视,同时也近于被误解,便因为,一,技巧在某种习气下已发展过多,转入空疏;二,新时代所需要,实在不在乎此。社会需变革,必变革,方能进步。徒重技巧的文字,就文字本身言已成为进步阻碍,就社会言更无多少帮助。技巧有害于新文学运动,自然不能否认。
  惟过犹不及。正由于数年来技巧二字被侮辱,被蔑视,许多所谓有思想的作品企图刻画时代变动的一部分或全体,在时间面前,却站立不住,反而更容易被“时代”淘汰忘却了。
  一面流行观念虽已把技巧二字抛入毛坑里,事实是,有思想的作家,若预备写出一点有思想的作品,引起读者注意,推动社会产生变革,作家应当作的第一件事,还是得把技巧学会。
  目前中国作者,若希望把本人作品成为光明的颂歌,未来世界的圣典,既不知如何驾驭文字,尽文字本能,使其具有光辉,效力,更不知如何安排作品,使作品产生魔力,这颂歌,这圣典,是无法产生的。
  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理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无视文字的德性与效率,想望作品可以作杠杆,作火炬,作炸药,皆为徒然妄想。
  因为艺术同技巧原本不可分开,莫轻视技巧,莫忽视技巧,莫滥用技巧。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七日作







给志在写作者
  好朋友:这几年我因为个人工作与事务上的责任,常有机会接到你们的来信。我们不拘相去如何远,人如何生疏,好象都能够在极短时期中成为异常亲密的好朋友。即可以听取你们生活各方面的意见。昔人说,“人与人心原是可以沟通的”,我相信在某种程度内,我们相互之间,在这种通信上真已得到毫无隔阂的友谊了。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快乐。我和你们少数见面一次两次,多人尚未见面,以后可能永无机会见面。还有些人是写了信来,要我答复,我无从答复;或把文章寄来,要我登载,我给退回。我想在这刊物上,和大家随便谈一谈。
  我接到的一切信件,上面总那么写着:
  “先生:我是个对文学极有兴趣的人。”
  都说有“兴趣”,却很少有人说“信仰”。兴趣原是一种极不固定的东西,随寒暑阴晴变更的东西。所凭借的原只是一点兴趣,一首自以为是杰作的短诗被压下,兴趣也就完了。
  我听到有人说,写作不如打拳好,兴趣也就完了。或另外有个朋友相邀下一盘棋,兴趣也就完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工作靠兴趣,不能持久,太容易变。失败,那不用提;成功,也可以因小小的成功以后,看来不过如此如此,全部兴趣消灭无余。前者不必例举,后者的例可以从十六年来新文学作家的几起几落的情景中明白。十六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家好象那么多,真正从事于此支持十年以上的作家并不多。多数人只是因缘时会,在喜事凑热闹的光景下捞着了作家的名位,玩票似的混下去。一点儿成绩,也就是那么得来的。对文学有兴趣,无信仰,结果有所谓“新文学”,在作者本身方面,就觉得有点滑稽,只是二十五岁以内的大学生玩的东西。多数人呢,自然更不关心了。如果这些人对文学是信仰不是兴趣,一切会不同一点。
  对文学有信仰,需要的是一点宗教情绪。同时就是对文学有所希望(你说是荒谬想象也成)。这希望,我们不妨借用一个旧俄作家说的话:我们的不幸,便是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痛苦,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几乎全无所知。我们所以觉得文学可尊者,便因其最高的功能是试在消除一切的界限与距离。
  话说得不错,而且说得很老实。今古相去那么远,世界面积那么宽,人心与人心的沟通和连接,原是依赖文学的。人性的种种纠纷,与人生向上的憧憬,原可以依赖文学来诠释启发的。这单纯信仰是每一个作家不可缺少的东西,是每个大作品产生必有的东西。有了它,我们才可以在写作失败时不气馁,成功后不自骄。有了它,我们才能够“伟大”!好朋友,你们在过去总说对文学有“兴趣”,我意见却要让你们有“信仰”。是不是应该把“兴趣”变成“信仰”?请你们想想看。
  其次是你们来信,总表示对于生活极不满意。我很同情。
  我并不要你们知足,我还想鼓励一切朋友对生活有更大的要求,更多的不满。活到当前这个乱糟糟的社会里,大多数负责者都那么因循与柔懦,各作得过且过的打算。卖国贼,汉奸,流氓,贩运毒物者,营私舞弊者,以及多数苟且偷安的知识分子,成为支持这个社会的柱石和墙壁,凡是稍稍有人性的青年人,哪能够生活满意?那些生活显得很满意,在每个日子中能够陶然自得沾沾自喜的人,自己不是个天生白痴,他们的父亲就一定是那种社会柱石,为儿女积下了一点血钱,可以供他们读书或取乐。即使如此,这种环境里的人,只要稍有人性,也依然对当前不能满意,会觉得所寄生的家庭如此可耻,所寄生的国家如此可哀!
  对现实不满,对空虚必有所倾心。社会改革家如此,思想家也如此,每个文学作者不一定是社会改革者,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的理想,却常常与他们异途同归。他必具有宗教的热忱,勇于进取,超乎习惯与俗见而向前。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忽于人事小小得失,不灰心,不畏难,在极端贫困艰辛中,还能支持下去,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能够向上。
  可是,好朋友,你们对生活不满意,与我说到的却稍稍不同。你们常常急于要找“个人出路”。你们嗔恨家庭,埋怨社会,嘲笑知识,辱骂编辑,就只因为你们要出路,要生活出路与情感出路。要谋事业,很不容易;要放荡,无从放荡;要出名,要把作品急于发表,俨然做编辑的都有意与你们为难,不给机会发表。你们痛苦似乎很多,要求却又实在极少。
  正因为要求少,便影响到你们的成就。第一,写作的态度,被你们自己把它弄小弄窄。第二,态度一有问题,题材的选择,不是追随风气人云亦云,就是排泄个人小小恩怨,不管为什么都浮光掠影,不深刻,不亲切。你们也许有天才,有志气,可是这天才和志气,却从不会好好的消磨在工作上,只是被“杂感”和“小品”弄完事,只是把自己本人变成杂感和小品完事。要出路,杂志一多,出路来了。要成名,熟人一多,都成名了。要作品呢,没有作品。首都南京有个什么文艺俱乐部,聚会时常常数百人列席,且有要人和名媛搀杂其间,这些人通常都称为“作家”。大家无事,附庸风雅,吃茶谈天而已。假若你们真不满意生活,从事文学,先就应当不满意如此成为一个作家。其次,再看看所谓伟大作品是个什么样子,来研究,来理解,来学习,低头苦干个三年五载。忘了“作家”,关心“作品”。永远不在作品上自满,不在希望上自卑。
  认定托尔斯泰或歌德,李白或杜甫,所有的成就,全是一个人的脑子同手弄出来的。只要你有信心,有耐力,你也可以希望用脑子和那只手得到同样的成就。你还不妨野心更大一点,希望你的心与力贴近当前这个民族的爱憎和哀乐,作出更有影响的事业!好朋友,你说对生活不满意,你觉得还是应当为个人生活找出路,还是另外一件事?请你们也想想看。
  我在这刊物上写这种信,这是末一次,以后恐无多机会了。我很希望我意见能对你们有一点用处。我们必需明白我们的国家,当前实在一种极可悲哀的环境里,被人逼迫堕落,自己也还有人甘心堕落。对外,毫无办法,对内,成天有万千人饿死,成天有千万人在水边挣扎,……此外大多数人就做着噩梦,无以为生。但从一方面看来,那个“明天”又总是很可乐观的。明天是否真的可以转好一点?一切希望却在我们青年人手里。青年人中的文学作家,他不但应当生活得勇敢一点,还应当生活得沉重一点。每个人都必须死,正因为一个人生命力用完了,活够了,挪开一个地位,好让更年轻的人来继续活下去。死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我们如今都还年青,不用提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谈活。我认为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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