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儿寡母 --第3部-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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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就在这种忧伤的氛围中过去了。期间，我和晓蕾、刘月都去过几次刑侦大队，案子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随后就是漫长的寒假。刘月、晓蕾都回家了。我和吴宇在学校度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春节。
再开学时我的眼睛已经好了，可晓蕾心中的伤痕何时才能复原呢？
考试成绩下来了。我考得很一般，与去年相比，退步很大。孙莉第一，李松则最后一名。这样的两个人竟然能在一起，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生活恢复了往日的安宁。天气越来越暖和，终于可以脱掉厚厚的羽绒服了。积雪开始融化，每到正午，整个校园都变得湿漉漉的。潮湿而温暖的空气，夹着泥土的气息，让我们清晰地感到丝丝春意。
一个晚上，我和刘月自习回来，刚进宿舍就听到电话铃声。接起一听，是晓蕾，我的心里先是一阵紧张。
她问我：“哥，你现在有空儿吗？”
我立刻问：“怎么了？”
她呜咽着说：“没事儿，我就是想见见你。”
我说：“有。你现在哪儿呢？”
她说：“我在宿舍，十分钟后咱们在小花园里见。”
我说声好，然后挂了电话。我心里隐隐有一丝不祥的征兆，最近这段日子，我老是莫明其妙地紧张，近乎是草木皆兵了。我赶紧下楼，一路小跑着来到花园。晓蕾还没到，我焦虑地踱着步。几分钟后，传来一阵脚步声。我回头，正是晓蕾。她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昏暗的路灯下就像一个幽灵。她见到我，却停止了脚步。我看不清她的表情，赶紧上前。她孤零零地站在我面前，紧咬嘴唇，一脸忧伤。我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问她：“出什么事了？”她却不肯说话。我再问时，她已是眼泪汪汪了。她的嘴角在剧烈抖动，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啊。
我站着，不敢说话。
最后，她蹲在地上失声痛哭。开始声音很小，最后则是放声大哭。那声音里夹杂着莫大的委屈与悲伤，就算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会为之动容。
寂静的夜空，哭声显得格外凄厉。一舍的窗户开了很多，几十个脑袋探出来，好奇地张望。
我却没动，也没劝她。让她哭吧，有时哭也是一种解脱。该哭不哭会把人憋出病。
许久之后，哭声小了。我想扶她起来，她却倔强地不肯。她蹲在那里，肩膀抽搐个不停。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命运不公，她已遭受了种种不幸，老天又何苦死死纠缠这么个弱女子呢？
渐渐地，没了声音。我再去扶她，她却猛地靠在我身上，哭声再次爆发。这次，她把我带哭了。我实在看不下她如此难过，掉着眼泪问她：“到底怎么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她却还是不理我，继续大哭。
我几近崩溃，她的哭声却戛然而止。我轻声细语地安慰她，她一边抽泣，一边抹着眼泪。
等她完全平静了，我又问：“怎么了？”
她却还是说：“没事儿。”
我愕然。
她很真诚地解释道：“哥哥，真的没事儿。我就是难过，特别想哭。”
我无语。这个女孩子已经快被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折磨疯了。
最后我说：“回去吧。”她点点头，抹掉残余的眼泪，跟在我身后。
到她们楼下，我止住脚步。她准备上台阶，但看看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说：“上去吧。”
她跑上去，但很快又跑下来。我不解。她似乎下了很大努力，对我说：“哥哥，那两个王八蛋很快就要被判刑了。”
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但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我多么希望她能早日彻底忘掉此事啊。
晓蕾却并不想走。显然她还有话要说，似乎又不好意思开口。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我情不自禁地问了声：“到底怎么了？”她终于下定决心，对我说了声：“哥哥，检察院对他们起诉的罪名是未遂。”我当时就火了，脱口骂道：“放屁，他们这样做还是人吗？我明天就找他们去。”难怪晓蕾刚才那么难过，有这样欺负人的吗？可我看看晓蕾，她却并没有像我一样愤怒。她小声对我解释道：“他们是未遂的。”说完，她的脸一下红到了脖根儿。我极为糊涂。她又补充道：“那天，他们酒喝多了。”晓蕾见我不太相信，强调一句：“经过鉴定了。”
我一时间有些发懵。晓蕾长长出了口气，极为难过地说：“哥哥，过去的半年真是非人的生活。我心里就像压了一块儿重重的石头，始终喘不过气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孩子。
她又抹了抹眼泪，道：“现在，好多了。”说完，跑上楼去。
我傻傻地在站了足足三分钟。也许我该为她高兴，但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
自此，晓蕾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慢慢地，她开始笑了，那是一种真实自然的笑，不像以前，笑里总是带着苦涩，带着忧伤。我们大家都跟着她高兴，那段日子，是我们一大群人哄她一个人开心。只要她一笑，我们就跟着笑，我们这绝对是发自肺腑的笑。她脸上那阳光灿烂的笑容我们真是等得太久太久了。
经历了一些事情就会更加珍惜寻常的生活。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就是最大的福份啊。
春天真得来了，虽然偶有沙尘暴，但还是给我们每个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自己的组织——德恒学术研讨会开始频繁地举办活动。这是个纯粹的民间组织，纯粹到除了我们几个会员几乎都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但我们却玩得很高兴。我们自己寻找调研课题，自己写论文，有的洋洋洒洒上万字，也有的不过几百字，充其量就是个小品文。但只要写了，就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有时观点激烈碰撞，直争论到面红耳赤，甚至错过吃饭的时间。或者，干脆就把话题带到饭桌上，一边吃，一边说，有时探讨学术，有时针砭时弊，说到兴奋处，慷慨激昂，大有一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
那段日子，我们觉得异常充实。因为充实而快乐，因为快乐而越发上进。直到现在我还为我们的勤奋而感动，在那个人生最为宝贵的阶段，我们没有浪费时间，活出了自己的个性与风采。在和贫穷共舞的岁月，我们活出了自己的骨气与高贵。
而且，当时我们还做了一件在常人眼里颇为“惊天动地”的大事。
《孤儿寡母》第三部121
一个周末，我们步行去净月潭。那是一个国家级旅游点，离我们校区二十公里。有公交车直通那里，但当时我们非常崇尚毛主席那句“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把每一次游玩都当成了锻炼自己意志与体力的机会。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一路高谈阔论，先是在市区穿梭，而后走上一条幽静的公路。两侧是挺拔的白杨，绿芽萌生，春意盎然。二十岁的我们，生龙活虎，走起路来步履轻盈。那么长的路，不到中午就走完了。我们先在旅游区的外围转悠，找个没人看守的地方相互帮助着爬上栅栏，跳到里面。是的，我们没买票。现在想来，一个国家级旅游区，票价六十，说不上贵，但当时对我和吴宇这样的穷光蛋来说，已是难以承受了。那个年龄段，总是坏坏的，干什么都不守规矩。像刘月和孙文静这样的女孩子也都跟我们学得很疯狂。翻墙时那叫一紧张，但更兴奋。也许那就是一种冒险的乐趣吧。
我们跳到里面，长长出口气。里面没人查票，我们可以纵情地游玩。净月潭的风景相当不错，我们每走一步都觉得留连忘返。碰上特殊的美景，我们干脆就停下来，坐一会儿，吃点儿水果，打会儿扑克。或者干脆躺在枯草地上，看看湛蓝的天，洁白的云，天高云淡，让人神清气爽。玩得累了，也饿了，我们躲进小树林做饭，用面包片夹上薄薄的火腿，卷上生菜，蘸点儿番茄酱，这种土汉堡吃起来竟也非常爽口。
那一天吃饱了，喝足了，我们坐一起聊天。不知怎么就说到李松身上。那个帅帅的孩子曾是很多女孩儿心中的白马王子，但现在却在游戏中彻底堕落了。我们说到他时都很惋惜，柳东河说：“他这大学算是白上了。”
刘月点头，表示赞同。
我说：“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大学生的样子了，虽然大学生越来越多，但我们身上还是应该有些我们自己的品质。”
刘月笑着问：“什么品质？”
我说：“就是玩儿也要玩出品位。”
柳东河附和道：“说得好。他玩儿是打游戏，咱们玩儿是出来旅游。”
看看四周宜人的景色，我忍不住说了一句：“我小时候一大理想就是走遍神州大地，人生在世，就是要到处看看。”
柳东河兴奋地说：“我和你一样。林海，暑假的时候咱们一起去旅游吧，你说去哪儿？西藏？新疆？只要你想去，哪儿都成。”
我迟疑了。我说旅游只是个想法，西藏？新疆？哪个地方都好，哪个地方我都想去，可是去哪儿不要钱呢？而我现在最缺的恰恰就是钱。
我沉默着。柳东河一时间并没明白，还用热切的目光注视着我。
气氛有点儿尴尬，好在吴宇插嘴道：“去西藏？去新疆？怎么去？”
柳东河道：“坐飞机，或者坐火车也成。”
吴宇鄙视地看他一眼，道：“没志气。要去就骑自行车去。”
柳东河以为他在胡说八道，却不想他一本正经地说：“现在北京不是在申奥吗？是热血男儿就来点儿实际行动支持申奥。我提议：暑假，咱们从长春骑自行车去北京，哪个敢去？”
我有点懵，这个主意不错，但有点儿太大胆，太前卫了吧？
我正犹豫，吴宇又道：“敢去的是英雄好汉，不敢去的是孬种，自己选择。”
柳东河一跃而起，揪住吴宇衣领道：“好主意，哥们你真是太有才了。”
吴宇把他推到一边，得意地说：“论有钱，我十个也顶不上你，要论有才，你十个也赶不上我。”
柳东河听了，气个半死。再看刘月，正在一旁做呕吐状。
年轻就是好啊，敢想敢做。那么一个近乎荒诞的主意，竟然得到我们一致赞成。
那个时候的我们，充满朝气，充满理想，而且脑子一有念头就会立刻行动，从不瞻前顾后，总是雷厉风行，简直就是梦想家和实践者的完美结合。
那个时候的我们，从不优先考虑困难。我们总是很自信，总是相信就算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
第二天开始我们便着手准备此事。说说轻松，做起来哪儿那么容易啊。首先我们要解决交通工具，我和吴宇是有辆自行车，除了铃不响上下哪儿都响，别说骑着它去首都，估计还没出长春市就散架了。还有就是路费，从长春骑到北京，怎么也要七八天，又要吃又要住，哪儿都要花钱啊。幸亏吴宇当惯了外联部长，就在我们犯难之际，他一拍巴掌，说：“到社会上去拉赞助。”然后我们就跑开了。那时候我们群情激昂，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再说当时也是年轻气盛，多大的企业都敢敲门进去，只要没保安拦着，都是直奔董事长或总经理的房间。当然，往往是我们正说着兴起，突然被对方打断，或者我们刚要开口，对方径直先来一句：“对不起，我对你们的活动不感兴趣。”好像我们从来没把这当成失败，不感兴趣就不感兴趣呗，转身就走，兴冲冲地奔向下一家。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夸大了困难，不是困难打败了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吓退了自己。当时很多同学都对我们这一计划感到不屑，甚至觉得是天方夜谭，谁会给我们钱？那不是明摆着打水漂吗？就是在这一片质疑声中，我们仅仅用了一个星期就拉到了自行车。
那都不是一个自行车品牌，而是个组装公司。店面很小，开始我们都没报太大希望。可是和那小老板一说，他立刻表示了极大的兴趣。首先，打动他的是我们要做的事。他用钦佩的目光看着我们，说：“真是年轻，敢想敢玩儿！骑自行车去北京支持申奥，是真的吗？”我们说：“当然是真的。”随后吴宇又用贵州式普通话给他做了分析，道：“你要是能给我们提供自行车，我们负责沿途给你宣传。其实，不用我们宣传，你想，你的产品我们随身携带啊，走到哪儿，宣传效果就到哪儿。从长春到北京，小半个中国，你想，那是多大的广告效应啊？”吴宇说到兴奋处，手舞足蹈，吐沫星子乱贱。小老板笑着说：“有你说得那么好吗？只要你们真能骑到北京就不错了，别骑着骑着把车子骑到你们家里就好了。”吴宇眼睛一瞪，道：“不能。我说得再好，也没我们做得好。你想，我们这件事媒体肯定关注，肯定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