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杜鹃 白杜鹃 作者:桂恒彬-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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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国焘触动最深的还是沈泽民对他的“动摇和失败主义情绪”的指斥。张国焘明白沈泽民就差没有明说他这个“老右倾”今天旧病复发了。张国焘的眼睛在灯火下眯得越来越细，他的内心既怒又惊又恨。现在他终于知道沈泽民对他的真实看法了，沈泽民是临时中央极为信任的人，他对自己的看法其实也代表王明、博古对他的真实看法。张国焘心里一时涌出两个念头：对于沈泽民的话不可不慎重对待；必须与沈泽民分道扬镳！
沈泽民拿着他的小烟斗，小胡子一翘一翘的，他不知张国焘的葫芦里要卖什么药。
张国焘在与沈泽民的激烈争论中，也许想到他错走了一步棋，这步棋并不是为了鄂豫皖造成如此局面，而是又一次想到了他自己。
1916年10月，十九岁的张国焘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结识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李大钊，受二人影响，思想日益激进。1919年，张国焘二十二岁，北京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国焘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任北大学生会干事、学联讲演部部长，参与“火烧赵家楼”。1920年三月，张国焘和一群学生领袖，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同年参加李大钊创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这一年，他频繁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做陈独秀、李大别之间的联络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1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事务。他是位能干的年轻人。1921年7月，张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和大会筹备人之一的双重身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主持会议，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党纲的起草人之一。党的中央局成立，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上海部主任，时年二十四岁。次年1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受到列宁接见。7月，张国焘在中共“二大”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并负责组织工作。这一时期，他性格的另一面即动摇性、小宗派观念、权力欲望开始显露出来，受到陈独秀在内的党内同志的批评。1923年，张国焘受命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在大屠杀开始前的五分钟擅离武汉江岸总工会办公室，躲人法租界。同年6月的中共“三大”上，陈独秀提出国共合作，建立两党统一战线，张国焘开始显示出他在理论上的“左倾”色彩，即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是革命的。他的“激进”观点与大多数代表相异，因而在中央委员选举时名落孙山。
张国焘这时第一次显现出了他生命中的机会主义特色。6月间他刚因反对国共合作被淘汰出中共领导核心，次年三月便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一大”，并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成了共产党员中直接参与国共合作的中坚分子之一。张国焘的“改正错误”使他重新受到陈独秀的信任，2月他便被重新任命为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负实际领导工作。5月20日，张国焘从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被直系军阀治下的军警逮捕，北京警备司令王怀庆判他死刑。张国焘于生死关头供出了中共组织情况和北京地区工人运动情况，被改判无限期监禁。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军阀，张国焘被营救出狱，隐瞒变节行为，炫耀自己“坚贞不屈”，于次年1月中共“四大”上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出任中央工农部主任。
1925年5月，张国焘在上海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再次成为党内国内的风云人物。在当年11月国民党右派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他成了这批人要求国民党高层从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开除的九员著名共产党人之一。12月，张国焘这个前陈独秀的反对派，作为陈的助手，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戴季陶等人秘密谈判，商讨与国民党右派“妥协”，维持国共统一战线。谈判结束，张又受陈委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任大会共产党党团书记，压制党内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向国民党右派妥协。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张国焘代表陈独秀与蒋介石会谈，继续执行退让政策。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他不顾党内强烈反对，在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上签字，原在国民党中任部长的共产党员被迫全部辞职，蒋介石顺顺当当地爬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9月，北伐军克复武昌，张国焘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面对两湖地区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他又站在陈独秀的立场上极力反对，声称这样下去“要出乱子”。这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他都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路线的代言人，已经没有人能想起他曾是陈独秀国共合作政策的激烈反对派了。
张国焘的人生再次发生重大转折是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党内对陈独秀投降路线的反对使陈黯然退出领导中心，张国焘也被视为“老右倾”，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为反抗蒋介石、汪精卫的屠杀政策，中共临时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前夕，共产国际来电，认为“起义如有把握可举行，否则不可动”。临时中央委派张国焘以中央常委身份由武汉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意见。到达后，他却片面强调“起义要慎重”，“须得张发奎（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同意”，遭到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坚决拒绝。张见自己非常孤立，改口同意举行起义。起义爆发后，他随义军一路南下潮洲，失败后经香港潜回上海。11月，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因其“反对（南昌）暴动”，“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南昌起义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也随之动摇”为理由，将张国焘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执委会除名。张国焘再次从革命的“浪尖”跌到“谷底”。
张国焘在上海一直闲居了8个月。这是他投身革命数年来心境极为黯淡的时期。他曾试图与隐居上海的陈独秀另组“工农党”，与中共分道扬镳，没有成功，只得作罢。此后他便在党内充当反对派，瞿秋白等人认为他是“老右倾”，他则将瞿秋白等人称为“盲动主义”。1928年5月，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临时中央“八七会议”后领导的三大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共产国际对于以瞿秋白为首的领导班子亦不满意，张国焘便以党内反对派的身份受到邀请，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张意识到这是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机，主动在会上做“检讨”，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在共产国际操纵下，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却没有真正受到信任。他被留在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一边去列宁学院“学习”。其后一年半里，他在莫斯科经历了俄共的“清党”斗争，并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中国部部长米夫及当时还是列宁学院学生的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交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
张国焘一直在观察时机，想离开苏联回国。1930年6月，“立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批评。7月，张国焘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反对“立三路线”，要求回国“工作”。8月，共产国际没有让他回国，却将瞿秋白和周恩来派了回去。9月24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纠正“立三路线”，停止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向中心城市进攻的计划。但是，共产国际却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阶段的现实任务”。此时已回国任职于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王明等人趁机反对三中全会决议，在中央机关引起轩然大波。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立三路线”问题，张国焘在会上正式宣读了自己“承认错误”的声明，按照共产国际的调子批评李立三“是半托洛斯基的冒险主义”，“执行了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反国际的路线”，同时指责瞿秋白主持的三中全会“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再三表示自己“服从国际路线”。共产国际诸要人这时终于感到放心，同意张国焘回国。12月末，张国焘携妻子杨子烈，也是终生陪伴他在加拿大度过凄凉晚年的结发夫妻，登上开往远东的列车，离开莫斯科，次年1月20日回到上海。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三中全会组成的中央政治局被改组，瞿秋白、李立三从政治局除名，周恩来受批评，王明成为政治局委员，“王明路线”对中国共产党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时期开始。张国焘原与米夫、王明不睦，此次回来，见王明一派成了共产国际的“宠儿”，在政治局内占了多数，不得不向王明靠拢。他在党刊《实话》上发表文章，表示坚决拥护“四中全会路线”，吹捧“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反对“所谓陈绍禹派”，“就是藉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之名，反对党和（共产）国际。”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共领袖，作为反对派仍然颇具威望，如此热烈地赞颂一个年仅二十六岁、刚刚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王明，实在令王明及其追随者十分高兴，莫斯科的旧怨一扫而去。这样，张国焘就以又一次机会主义表演，为回国后进入中共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2月，按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三位常委之一。
四中全会既以反对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错误”为宗旨，会后在全党继续肃清“立三路线”、纠正“三中全会错误”就成了急务。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代表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领导路线”。3月10日，政治局决定在鄂豫皖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代表中央统一领导长江以北苏区和白区党的全部工作，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出任书记。就在沈泽民、张琴秋夫妇扮成富商从正阳关乘小船一路顺风到达金家寨之际，张国焘突然自告奋勇要去鄂豫皖工作，并得到政治局中占多数的王明等人的支持，中央政治局又做出决定，派张国焘出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把沈泽民给挤了。
张国焘想，现在“物归原主”了。他很快就确定了一个基本方针：让愿意走的走，让愿意留的留。
“泽民同志的话也有道理，”他粗暴地说，“苏区既不能丢下不管，红军为避免更大损失，也不能不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这样吧，将七十四、七十五师、独立四师、独立一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团留在苏区，由鄂豫皖省委和泽民同志统一领导，坚持斗争，中央分局其他领导率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暂时跳出敌人包围圈，到平汉路以西寻找红三军，一起活动……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这样定了！”
沈泽民可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结局。但张国焘一旦做出决定，他却没有再与张争论。他心里大概已经认定，无论他再说些什么，都无法阻止张国焘带红四方面军主力“逃跑”了。这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本质”的一次必然的大暴露。让沈泽民真正痛心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撤走意味着的那些事物：鄂豫皖苏区将全部丧失，长江以北曾经出现过的、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大好革命局面的总崩溃。这是反革命的胜利，革命的失败，张国焘应为这种局面负主要责任。
不可否认沈泽民在执行“左”倾路线上比之张国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人格品位上却和张国焘大相径庭。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指示信中曾指出“国焘同志与泽民同志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也许他们的裂缝从到鄂豫皖来的那一天就有了，老谋深算的张国焘和光明磊落的沈泽民开始都为了什么而走向一致，从而决定了今天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
对于徐向前来说，黄柴畈会议上发生的张、沈二人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红军已不能在老区内继续支撑，她必须走，不走不行。不是谁想要离开苏区，而是蒋介石逼得我们不能不离开苏区。至于在第四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分局领导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有无错误，以后可以加以讨论，以汲取经验教训，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带部队跳出敌合围圈。但是张、沈争论的结果还是让他松了一口气；张国焘决定留下部分红军与地方武装一起坚持斗争，这对牵制敌人，掩护主力突围，对日后红四方面军从外线打回来，恢复苏区，从军事上说也是很好的安排。徐向前只是觉得会议结束得太仓促，没有就红军越过平汉路西上的战略方针做深入的研究。红军面临着一个新的更困难的斗争时期。沈泽民的话有些道理，她失去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