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重归俄罗斯--通往文学故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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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30 19：31：13 来自： pianissimo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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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陈丹青
摄影：任超
托尔斯泰在图拉市郊拥有一座巨大的庄园“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在俄语中意为“明亮的林中草地”。遵照其生前遗嘱，托翁死后被葬在庄园里的这片林中空地上，周围没有碑石，没有雕像，没有殿堂。
散落在莫斯科各处的大教堂已无法连缀古风。基督救世主大教堂为纪念1812年战胜拿破仑而建。1931年，苏联政府为营建苏维埃宫，将其夷为平地。由于各种原因，苏维埃宫并未建成。苏联解体后，教堂又在原地重建。
16世纪，为庆祝对鞑靼人的胜利，沙皇伊凡雷帝下令在红场南端建造圣瓦西里教堂，如今它已成为红场乃至整个莫斯科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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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姗姗来迟。大斋期的最后三个星期天气清朗而严寒的……复活节的时候还是满地的雪，但是突然之间，第二天起了一阵暖和的风，乌云笼罩，温暖的雨倾泻了三天三夜。到礼拜四，风平息下来，灰色的浓雾弥漫大地，傍晚，天空晴朗了……隔年的草显出绿色；雪球花和红醋栗的枝芽，和黏性的桦树的嫩枝因为汁液而涨满了……
四十多年前，我在上海屋檐下读着列夫·托尔斯泰这段描述，自以为望见了遥远的“苏联”。日后领教漫长寒冬，巴望春暖，是长住纽约的经验——纽约的纬度比北京更北，接近沈阳——每年总要捱到4月中旬吧，一树一树望过去，忽然，星星点点，春芽初绽，给好太阳照耀着，鲜绿幼嫩，灿烂而欢愉。那是我一年中最感动的几天。之后，不消一个礼拜，绿叶滋长，覆盖全树，春意就给送走了。
去岁自伊斯坦布尔归来，《华夏地理》杂志即与我说定今春去俄罗斯。几时启程呢，我决定扣准4月底群树爆芽的时分。转念一想，俄罗斯回春想必更迟吧？拜托编辑专门做功课，回说北纬五六十度之间的俄罗斯，恐怕要过5月中旬这才见绿的。我相信了，行期延至5月。18日，飞临莫斯科，时在当地黄昏，移动的视野间散布着东正教教堂的圆形金顶，一闪一闪，下望夕阳普照的大地，浓绿铺展，蔓延天际：迟了，最迷人的几天显然早已过去，入城沿途一路是高大的松柏、枞树、美丽的白桦，稠密葱茏，迹近初夏。替我探知俄国春讯的青年不明白，我所计较的只是细芽初露的那几天。
看不见的云雀在天鹅绒般的绿油油的田野和盖满了冰的，刈割后的田地上颤微微地歌唱着；鹤和鸿雁高高地飞过天空，发出春的叫喊……弯腿的小羊在它们那掉了毛的咩咩地叫着的母亲身边跳跃……可以听见池旁浣衣的农妇们快活的闲谈，和农民在院子里修理梨耙的斧声。真正的春天已经到来。
对苏联的情热，冷却很久了。长住纽约，走访欧陆，到底使我渐入理知，回看俄罗斯。这些年几乎每岁去到西欧，去过，还想再去，可是老画友一拨拨结伴访俄，归来倾谈，我有心听着，并不热切地想去看看。叶利钦或普京的新俄消息无非政事，看了几部解体后的俄国电影，还是大好，而且大气：俄国佬究竟厉害。那部一以贯之的长镜头所拍摄的《俄罗斯方舟》最是回肠荡气，结尾，盛装的旧俄人群滔滔煌煌步出宫廷，忽然是彻骨寒冬，历史的长夜……“在俄国，俄国失去了俄国”，某日读到，自以为懂得了，然而电影、诗以至文学，便是俄罗斯么？我已学会审慎分辨：文艺归文艺，国家是国家。
启程前夜，自己也有点诧异：我将托尔斯泰七册长篇汉译本塞进行囊：高植翻译的四卷本《战争与和平》，周扬、谢素台合译的上下册《安娜· 卡列尼娜》，汝龙翻译的《复活》。这些周正的汉译旧版在上世纪50年代上市，1978年左右再版，沿袭早先的朴素版式。我买齐了，珍藏着，如今纸页苍黄，并排存放在我从纽约携回的小古董桌屉间。上一回重读，第四遍，及今快要十六七年了，时在四十岁；初读，那是太早了，十四五岁，“文革”期间。
出于难以申说的理由，中年后几乎丧失了阅读小说的兴味。十余次欧洲行，也从未携带某国文学的译本以助游兴。阅读托尔斯泰却是我眈溺的积习，为解说这积习，怕要写长长的论文。我只顾再三再四读，每次临到读完，竟起感伤：幸福完结了。欧美小说各有光华，不过哪里还能读到这般从容不迫、丰饶厚重的旧俄文学？普希金，那是另一位莫扎特；陀思妥耶夫斯基，没办法，我总难汇聚重读的勇气；唯托尔斯泰，今次我将第五遍钻进他的大部头么？那存放旧俄小说的桌屉犹如老窖，久藏着，是留给自己老来的礼物，慢慢享受：是的，这是我辈难以磨灭的苏俄情结，缘自中国50年代的政治催眠，并非即是苏俄；而过去三十年，苏俄记忆却又在中国消褪太速了：或因大规模“反修”，继之结交美国，抑或多年来的物质狂欢？以我们世世代代的世俗根性，汉民族原本与俄国不亲——阅读乃私人之事，论及文学，似乎仅托尔斯泰便足以赏我辽阔无边的文学版图。或者竟为几册旧书我便以为俄罗斯存放身边么？去或不去，概不在怀，以至临到动身仍不能重燃以往的情热，我于是带上托尔斯泰，好似靠了他便可捂暖了去俄的路途，而老来重读的幸福，就此提前预支了。
登机。起飞。我仍怪自己毫无心肝的平静，有如寻常出差，若是走访西欧哪会这样呢，惟愿到了，就会兴奋起来吧。好几回自空中途经俄罗斯，明知飞越托尔斯泰母国的上空，并未怎样感触，略有所念，只因托尔斯泰，照直说，是为文学。俄罗斯给予我辈太早的异国想象，这想象早经涣散支离，被苏联，被新俄，也被我自己篡改而搁置了，犹如童年衣装，不再合体，至少，我仍会将俄罗斯随口说成苏联。
屏幕指示飞行已近外蒙温都尔汗。居然想起林彪，他仓皇出走的第一念，便是苏联。记得在山沟听说他的出奔，啊！要去苏联？我正迷狂着苏联的绘画，画中的苏联……在机声轰鸣中取出《战争与和平》首卷，翻开读。老版本的珍贵是在每一姓名与地名下，印一道横线，以示醒目，这排版的通例起于民国，曾为张爱玲所喜，特意说起，后来的书籍印刷即予废除了。逐页读着，很快，我兀自狂喜了，泛黄书页转瞬勾连遥远而重叠的阅读，那些淡忘的情节，次要的人物，挨个儿出现了——初中时节我就认识他们啊——或者，还未读到，便在迅速复明的记忆中提前站了出来：骠骑兵连长皆尼索夫、宫廷宠臣斯瞥然斯基、镇定的将军巴格拉齐翁、公子哥阿那托里、农民老炮兵屠升，还有，妙啊！那位英俊的流氓道洛号夫：
他走在总司令面前，举枪致敬……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像他望着团长时那样大胆地望着总司令。“我只要求一件事，大人，”他用明亮的、坚决的、从容的声音说。“要求给我一个机会改过，证明我对于皇帝陛下和俄罗斯的忠诚。”
红场。下午6点。当我在地铁站口望见克里姆林宫塔尖，阳光灿烂如同正午——5月间，俄罗斯天色向晚延至夜里九十点钟，到了6月，终宵通明的白夜开始了。多好啊，时间在这里变得何等慷慨，单是明亮的黄昏与白夜，就对俄罗斯心生向往——在红场影像中，永远不变的区域是宫墙、尖塔、列宁墓、阅兵广场，还有圣瓦西里教堂如奶油蛋糕般丛集旋转的彩色圆顶。现在我终于知道了环绕红场四方的地形：西端是由小小的旧皇宫拱门进入，东端出口是广场石铺地面的延伸，漫长倾斜，下到莫斯科河岸；正对列宁墓北端，是建于19世纪末的古姆商场，今已安装昂贵的玻璃天顶，如同米兰与巴黎最豪华的时尚购物区。列宁墓背后，南端，红色宫墙阻断视线，绕过去，其实是美树翩翩的皇家公园，布满市民和游客，铺种着从未见过的北方花朵，青蓝紫白，密密层层。宫墙一角的圣坛燃着不熄的火，供着二战期间殊死奋战几近毁灭的十二座城市的碑石。从那里设置的宫门进入几代俄国首脑办公的庞大内院，站着几座古老的东正教堂：黎明，傍晚，远自莫斯科河对岸望去，刺目霞光被教堂的集体尖顶分割了，钟声大作，神圣宏伟。
1812年春，彼洽，十六岁，莫斯科男孩，罗斯托夫伯爵家的小儿子，渴望从军，为国效命，那天他瞒着家人挤进克里姆林宫三圣一体门前的密集群众中，瞻仰吾皇亚历山大：
所有的脸上都有一种共同的激动和狂喜的表情。一个女商人站在彼洽旁边呜咽着，流出眼泪。“父，天使哟！亲爱的！”她一面说，一面用手拭着眼泪。“乌拉！”大家叫喊……彼洽，发狂般地，咬紧牙齿，凶狠地睁大眼睛，用臂膀推着向前挤，并且喊着“乌拉”，好像准备在这个时候把他自己和所有人杀死，但在他周围拥挤着同样凶狠的面孔，发出同样的呼叫声：“乌拉！”
还没走近通向广场的拱门，霍然一惊：斯大林与普京并排走来！普京挺着体育家的宽胸膛，一掠头发，从西装衬里掏出总统照片，昂然四顾；斯大林，上身紧绷着我那么熟悉的有四个口袋的呢军装，慈蔼地，讨好似地接住我的目光，手指勾勾，分明用英语说道：来，来啊，拍照！
太像了！与斯大林目光对接的一瞬，我竟起恐慌。戈尔巴乔夫居然斗胆，到底他是从未面见斯大林的晚辈，看照片，当年环伺领袖的文武大臣分明满脸恐惧——抵达那天在机场关口瞧一位金发青眼的年轻警员，我心想，单是二战，这国家就有数千万壮丁被枪炮轰毁了。而19世纪的俄罗斯阵亡者里，就有托尔斯泰描写的那位贵族男孩：瞻仰皇帝后，彼洽终于混入军队，上了前线，在跟镇静的流氓道洛号夫探入敌营的翌日，送了性命：
“乌拉！”彼洽叫喊着，片刻也不迟疑，向发出枪声、硝烟最浓的地方冲去……他没有抓住缰绳，却奇怪地迅速地挥动两只手，从马鞍上渐渐向一边倒过去。马跑到在晨光中将要燃尽的营火那里站住了，彼洽沉重地跌倒在湿地上。哥萨克兵看见他的手和脚迅速颤抖着，然而他的头动也不动：子弹打中了他的头部。
一对宫廷装扮的男女吸引了我：男士戴着拿破仑时代的黑色三角帽，披发，长靴，佩剑，女子长裙及地，高耸金白色卷发，撑着契诃夫小说改编电影中贵妇人的小圆伞。正有位高大的掮客和盛装军官匆忙谈话，双手数着钞票，女子闲出戴着白纱手套的手，朝游客作出在盛会中邀舞的娴熟姿态，亮着持久的演员的甜笑。
稍一分神，环顾着，列宁、戈尔巴乔夫、勃列日涅夫、被枪毙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位东正教牧首模样的魁伟老人，就散在几米开外的人丛中，礼貌地拦截蜂拥走过的游客，穿着各自的招牌衣装，神形酷肖，令人害怕而发窘。我骤然大笑，以为自己发了疯：没有什么比那一刻更让我确认苏联真的消失了，对俄罗斯的爱与我一路期待的兴奋感，意外地，由这滑稽的街头演员而转瞬醒来。“意大利人与俄国人可能是这世界上最完美的群众演员。”安德烈· 巴赞这样说道。不过列宁，保持着伊凡· 伊里奇双手插在裤兜里的著名姿势，见我狂笑，就从呢帽檐下疑惑忧郁地瞧瞧我。靠近细看，是一位老实的，晒黑的，来京城混饭的中年乡下人，稍远处，比他幸运的斯大林已经沉静地站妥，左右拢着惊喜跳跃的韩国女孩，预备合影了。
人民大致一样，尤当古国的人民仰望君王。肖斯塔科维奇回忆斯大林出席党代会，几次三番狂呼万岁，总算静下来，只听得角落又一人声嘶力竭高喊“乌拉”，于是全场数千人重启欢呼……1966年天安门广场的景象并非中国才有，托尔斯泰早就看在眼里。两百年前，亚历山大一世从皇宫窗口向朝整夜守候的人民抛掷饼干，群众疯狂抢夺，彼洽也在：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觉得一定要抢到皇帝的一块饼干？？ 他撞到一位也在抢饼干的老妇人。老妇人虽然躺在地下，却不认输，她伸手要抓，但抓不住。彼洽用膝头挡开她的手，抢了一块，并且似乎恐怕叫得太迟，又用已经哑了的声音高呼：“乌拉！”
在所有红场影像中，我从未注意到圣瓦西里教堂近旁的圆型石台，苍然斑驳，朴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