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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

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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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新生老店迈新步

    新生老店迈新步    
    荣宝斋先公私合营再国营,只不过一年多的时间。这在北京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是先行者,侯恺当时大概也就30岁左右,每天早晨步行上班,穿着很朴素,为人很和气,一路上与琉璃厂的老少点头打招呼。那时共产党进城不久,干部作风好,平易近人,尊重群众,口碑甚佳。    
    我对书画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兴趣。例如厂甸那时过年设市时,在南新华街上路东有画棚子,用苇席平地搭起来的,有顶;南北有门洞,棚内挂的全是字画,比较一般,很便宜。画棚子从西河沿一直排到电话局胡同口,一个连一个,只把师大附中、附小的校门留出来。我们下学时常穿着画棚子走,主要是避寒躲风,没怎么注意里面的书画,包括后来毕业于北师大美术系、当过首都师大美术系主任、我的中小学同窗、油画家王琦,也是这样串画棚子,而没有像高我们12年的师大附中的大学长、著名文物字画鉴定大家史树青先生那样:能以两角钱在画棚子里买到一幅台湾大书法家丘逢甲的字,而成为存世的国宝,他的能耐恐怕也是在泡琉璃厂中得到的。这真使我这生长在琉璃厂、在这里居住了30多年的人汗颜。记得1952年,我拿到第一笔稿费旧人民币13万元,当时完全能够买一幅齐白石3到4尺的画——那时国画价钱极低,齐白石的作品每尺才2至4万元,其他名家的画还便宜。可是我没有也不懂去买画,而去买了一双皮鞋,追求穿着神气。真是昏聩之至。    
    我家本与荣宝斋没什么来往,可人家却找到了我们。舍妹辍学打工,学的是烫金,师父是上海的。他们师徒几个拉出来搞了一个“申京记烫金社”,上海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要比北京高,专应精装书籍封面和其他物品的烫金、烫粉(颜色)。荣宝斋的田、柳二公找来了。这时荣宝斋承担着国家赠送外宾礼品的包装装潢,按尺寸用各色织锦缎制作装礼品的锦匣。锦匣上要烫赤金字的上下款,由书法家写出制版。我们同院的连联书店被迫停业后,连前面会文堂所用的房子,一并租给上海迁京的综艺制版厂,制版、烫金不用出院子就全办了。荣宝斋这种活儿,质量要求很高,但数量很少,还很急,当然加工费也较高,多是老师傅谈凤山先生亲自动手,弟子们打下手,要用上海买来的大型烫金机。这种合作持续了三四年,直到1956年后手工业改造成立合作社,“申京记”入社迁出,荣宝斋再有加工活,就找合作社了。    
    这些礼品性的烫金加工中,有一件事留下的印象很深: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访华,由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宴会主宾的请帖以至菜单,都是织锦缎托裱后做的,上面要烫赤金字,又是数量很少、时间很急。田、柳连声说:“政治任务,务请帮忙。”谈先生立即停下其他活儿,上版做有周恩来具名的请帖,以及菜单。田、刘就等在旁边。做出的活儿,真漂亮!活齐了,点数收走,铜版也立即拆下拿走,因为有周恩来的签名制版,不能留在外面。    
    田、柳二位不时来我们院,本来就是熟人,有了业务来往就更熟了。古玩、南纸店的人非常讲究规矩礼节。田、柳此时虽然脱了长袍,换了干部服,样子还是老派。有时要等活儿,就到我们家里坐会儿。他们透露出荣宝斋正在木版水印上努力突破,从帖套信笺往复制名画上发展,首幅选的是徐悲鸿的《奔马》,由徐先生不时前来指导。我虽然对国画知之甚少,但对徐悲鸿的“马”,我是深为拜服的。木版水印的《奔马》出来,神形兼具,足可乱真!此作诞生于徐悲鸿先生1953年深秋病逝前。名作虽是复制品,但广大百姓购买的起,能不时欣赏这幅盖世名作,这终于和名作只被少数收藏家珍藏于密室、众人无缘得睹不一样。我在周围的古玩字画店里见过徐先生的真迹,一比,一点儿也看不出是木刻水印的复制品。而且售价非常便宜。记得到了1983年,一对新加坡的老夫妻通过香港朋友到大陆看京剧并筹划拜师,我帮了点儿小忙,临行时我总要备点礼物送别,太好的我买不起,就到荣宝斋买了一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客人接过看后大吃一惊,竟提出这幅画让不让出海关,他以为是真品。我告诉他们,这是荣宝斋第一次成功的木版水印精品闯世之作。客人连说:“这幅画要比我藏的徐先生的真品要高、要更富有神韵,看不出是木版水印的。”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笺纸制作打下基础(1)

    笺纸制作打下基础 木版水印名作迭出    
    据荣宝斋有关资料介绍:木版水印由传统的“饾版术”而来,其历史悠久。唐朝的“夹缬”、五代的“印织填色”,为其先声。两宋的“镂版印染”和彩印《东方朔》的出现,说明木版水印已诞生成形。元、明年间,则有朱墨套印的《着今图》、《花史》和《十竹斋笺谱》、《罗轩变古笺》等,则说明此项技艺已达于完善成熟阶段。    
    荣宝斋向以木版水印的笺纸闻名于世。笺纸也称诗笺,或信笺,专指以传统的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作为文人雅士们传抄诗作或信件往来之用,统称笺纸。它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具有国画的韵味。每张笺纸,可称是一幅微型国画,很具清新、淡雅,画面又常用典故,笔简意深,传统文化的意蕴浓郁。把笺纸中的佼佼者加重颜色,集结成册,即成笺谱,既是书房中清玩鉴赏之物,又是后人借鉴制笺传统、发展木版水印艺术的重要资料。    
    印制笺纸是荣宝斋1894年开业后的主要生产营业内容。自1896年在其东侧的井院胡同2号设立了帖套作后,就开始自己印制笺纸,有画家刘锡玲绘的《聋道人百种时笺》、《七十二候笺谱》和《二十四节气封套》。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他们刻印了大量新风格、高品位的笺纸。据郑振铎所记,他在荣宝斋就见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齐白石、王梦白等人合作的壬申(1932)、癸酉(1933)笺,仿成亲王的拱花笺等,有“似较清秘(阁,西琉璃厂另家历史悠久的大南纸店)为精”的评语。正因如此,1933年鲁迅、郑振铎在北京搜集编辑的《北平笺谱》6册330种中,由荣宝斋刻印了65种;还被委以负责全谱汇总、装订。1935年荣宝斋自己编印《北平荣宝斋诗笺谱》,一函两册,收入笺纸200种,罗振玉为函套题签,溥雪斋给扉页题名,寿石工作序,高度评价。可见当年盛况和影响。    
    1935年重刻《十竹斋笺谱》,是荣宝斋制笺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由于《北平笺谱》的成功,鲁迅、郑振铎决定委托荣宝斋重新刻印明代著名的《十竹斋笺谱》,共四册,笺画261幅(应283幅,缺22幅)。从1934年开始,包括勾描、刻板、刷印、装订,历时七年,1941年才全部完成。鲁迅并没有等到全笺完成就谢世了,但他在1935年春收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卷时,喜悦至极:“我虽未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郑振铎的评语是:“持较原作,几可乱真。”后郑又获得另一版本,有缺失之22幅画作中的21幅,仍缺卷四香雪八种的最后一幅梅花,用王宗光临摹的代替,总算凑齐。至此明崇祯十七年(1644)刊成的《十竹斋笺谱》目录上的283种笺画全部重现于世。这些都是在原老店经理王仁山的主持下完成的。1952年新荣宝斋按全目重新刻印,之后又几次再版,最后一次重印是1999年,都保持了原版的韵味,达到原有艺术水平。    
    1951年又出版一部《北京荣宝斋新记诗笺谱》,两册,笺画200幅,齐白石题签,叶恭绰扉页题名,郑振铎作序,高度评价。后又有1955年出版的《荣宝斋诗笺谱》四册,收笺画200幅;1958年重刻《北平笺谱》;还出版过《梅花喜神谱》等。他们除了出版笺谱外,还印制了大量应市的笺纸。初步统计,自1896年后,他们印制的笺纸,至少在两千种以上,大多为名家所绘。以《十竹斋笺谱》为代表的木版水印制笺技术,升华到历史最高水平。在20世纪后的百年中,尽管我国社会发生了大动荡和大变革,荣宝斋的制笺业始终不辍,实践出真才,这方面他们有极大的提高发展。    
    荣宝斋的笺纸,木版水墨套印的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是后来他们向木版水印名家名画进军,攻下一个又一个难关,达到出类拔萃的世界水平的基础。没有当初的笺谱笺纸的刻印,焉能有后来成就那么高的名画古画的木版水印的大量复制,从而使中国优秀传统艺术发扬于全世界。    
    事实上,荣宝斋在木版水印名家大幅画作的首次尝试,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张大千从西南后方北上重返北平后。张与荣宝斋的王仁山经理友情深厚,王提出为张的新作《敦煌供养人》木版水印,以广为流传。张开始不大信任,以为荣宝斋印点小幅信笺尚可,也乐于为他们画点这些方面的作品;大幅作品恐难以胜任,看在老朋友的面子上同意他们一试。不想功毕事竟,效果奇佳,以至张大千一时也难以分辨真迹和复制。这是木版水印技师田永庆的努力成果,也是他们试印大型国画精品的开端。木刻水印此画可能没有批量生产,却积累了经验,为八年后开始大规模印制木版水印的徐悲鸿、齐白石和其他当代国画大师的名作奠定了基础。而张大千极少绘制信笺纸,却多次为荣宝斋专作信笺画稿,供木版水印。


《百年琉璃厂》 第三部分笺纸制作打下基础(2)

    到20世纪40年代末,荣宝斋的业务陷于风雨飘摇中,维持尚且困难,无力再开辟新品种。公私合营继而国营后,实力大增,又谋思开发新品种。这时徐悲鸿看到他们印制的《齐白石画集》,大为赞赏。一天下午,他拿来他的杰作《奔马》,对经理侯恺说:“一个英国朋友想要这匹马,但这匹马我也很喜欢,有点舍不得,不知你们可不可以用木版印一下,再送给他。”侯经理立即表示可以试试。随即领他到刻印车间,看了勾、刻、印全过程,徐增强了信心。半个多月后,新荣宝斋的首幅木版水印的徐悲鸿的《奔马》就印成功了。徐先生非常满意,还谢绝稿费,并在开始售卖时亲笔签名以示支持。后来他又拿来一幅《马》,对经理侯恺说:“这幅《马》我觉得还不错,只是这条后腿长了点,有没有办法给修修,再印。”侯恺说:“这容易,复制勾画时,把他缩短些就成了。您看去掉多少合适?”徐先生用手指甲在那条显得长些的马腿中间上下画了两条印。印制中,徐先生不时来观看,当他看到试印出《马》的局部样张时,高兴极了:“修改得简直天衣无缝,真是好手艺。中国画一笔下去就见效果的,发生一些笔误在所难免,往往整幅画看上去还很好,可是有一笔发生笔误,去也去不掉,很影响情绪和效果;丢弃了吧,又可惜,很矛盾。用这种方法,可加可减,就把笔误给补正过来了,这真是一门好技术。”    
    自木版水印徐悲鸿的《奔马》大获成功后,荣宝斋没有停步,继续在木版水印名画上努力,步步迭升。在20世纪50年代,荣宝斋先后印制了徐悲鸿的《芋叶双鸡》、《鱼鹰》、《漓江春雨》、《风雨鸡鸣》等共18幅画、大小不同规格版本20多种。他们在齐白石的具体指导下,又成功地完成了其水墨画《白茶花》的木版水印。完成后,把原作和木版水印画放在一起,难分轩轾,连白石老人也说:“分不清,分不了。”之后白石老人的很多作品,都经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得以广泛流传。故有荣宝斋的木版水印画是靠“徐、齐起家”之说。其实,好多名家的画作也早就被荣宝斋木版水印化,如吴作人的《鹰击长空》、《金鱼》,黄胄的《新疆舞》,吴冠中的《故乡》等等。    
    木版水印名画的原理与刻印笺纸相同,但工艺要复杂得多。虽也源于中国古代雕版印刷的“饾版”套印,却与笺纸等一般套印有所不同。它是根据画稿笔迹的粗细曲直、圆润刚柔,设色的深浅浓淡、向背阴阳,进行分版勾摹。分别刻成若干块木版,然后对照原作,由浅入深逐笔、逐色地依次叠印,力求逼肖原作,精准无误,足可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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