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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

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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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古斋在东琉璃厂中间路北,是十人集资开的,他们是张叔诚、魏仲衡、杨缉成、黄叔伟、王绍贤(盐业银行副经理,日伪时的名人)、陈景雷(金城银行副经理)、赵紫辰、李青苹、陶北溟等各界名人,邱震生是股东兼经理。1944年开张。    
    再就是那个翁同龢题写的“宝古斋”匾额问题,因为翁已在40年前的1904年就过世了。怎么可能再给宝古斋题匾呢?邱震生这样解释:光绪初年琉璃厂开了一家赏古斋古玩铺,是请翁同龢题写的匾额,1943年赏古斋歇业,他把这块匾买过来了,就是为将来宝古斋使用。繁体字“赏”和“宝”字,上下相同,只中间有别,赏字中间是“口”,宝字中间是“王”加“尔”,只改中间是很方便的。此匾由宝古斋的股东、著名书法家陶北溟把赏字改写为繁体宝字,不动上下,只变中间,“赏”成了“宝”,就成为已故去的翁同龢为40年后开张的宝古斋专门“题写”的匾额了。今天此匾仍挂在琉璃厂,已是一块著名的文物性匾额了。    
    关于邱震生晚年买石鲁的画上当的事,据说是有的,而且他因此心里窝了一把火,致使他在1989年82岁时故世。事情是这样的:有人拿来一幅近代画家石鲁的作品请他欣赏,他留了下来,却又被人匀走。这是先用真画和谦诚赚取信任,再施展伎俩。后来这个人又拿来傅抱石、石鲁的画,邱老先生轻易地相信了他,没仔细看,就花钱买下了,结果上了当。他非常懊悔:做了一辈子书画鉴定和买卖,老了却被人骗了。古玩商买了打眼货,事关名誉,而他所以出了这个过去不大可能出的错,就在于他忽略了《论语》上孔子讲的“君子三戒”中的“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至理名言。    
    抗战胜利后,宝古斋以几十两黄金的高价,买进了一幅本为清宫内珍藏的《苏东坡真迹》。这是溥仪离宫时带出了一批珍宝中的一件。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十分混乱,溥仪出逃时散落了不少宫内珍宝,这幅苏东坡书法真迹流落在东北古玩商手中,辗转卖到琉璃厂,价格以黄金计。邱买下后,请行内名家共赏共鉴。对这幅先是宋人题字,元人序言,乾隆亲笔的考证和赞赏短文;后面是一连串宋、元、明、清的一些皇帝、书法家、鉴定收藏家的朱印;之后才是苏东坡的墨宝,全是一方寸大小的行草,潇洒雄劲;再后是文征明、倪云林的题跋和众多的红色名家印记。这是皇家珍宝,大家没有异议。但在仔细鉴定时却出现了分歧,有人认为这不是原写真迹,不像一笔流畅地写下,而似照描,即原作真迹已被揭走,这幅是原作纸绢的第二层,照印痕再临摹描绘的。那就不是真品了,而是“打眼货”。几十两黄金,损失不小,又绝不能声张,有人问之,他言不及义,此作秘藏10年,绝不示人。    
    1956年公私合营时,此件核资定产时,邱震生如实禀告,作赝品处理,作价较低。据说,此件很快被故宫博物院调走。同年,著名诗人、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真迹》一文,说琉璃厂的“珍古阁”一裘姓古玩商收购到此件国宝的种种。但琉璃厂没有珍古阁,也没有姓裘的古玩商。与此事有关的只有宝古斋邱震生一人,裘、邱同音,珍、宝同义,此文所述蹊跷。而且此件在公私合营核资定产时是按赝品定的。笔者有幸看到,在前二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播放的《秘境追踪》栏目的“千年书法”专题中,谈到宋代书法时,列举的书法精品中,就有这幅《苏东坡真迹》,一切与陈重远先生所述毫无二致,并告此件收藏在故宫博物院,是镇馆之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邱震生上交的真是勾描的赝品,那文章所述、电视所展,如确是原作被揭去的第一层,那是怎么发现的,怎么收回的?至今没见一个字介绍,倒成了一个谜了。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钟杨家”和他们的宋代哥窑文房精瓷    
    北京北城鼓楼后头一带住的老北京人中,有一些殷实的富户,也有精致的好房子。听说前马厂有个“钟杨家”,那房子真叫好,占前后马厂两条街,好多个院子。房子都是整齐极了的灰砖,跟颐和园差不多——磨砖对缝,进了大门,还有一个门——垂花门,进了门顺着廊子走,到正房,中间是个通道,后面还是大院子,这是一所讲究的大四合院。但是我始终不明白“钟杨”是什么意思?双字复姓里,有欧阳可没有钟杨,那这钟杨家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了一本描述清宫内务府的书,原来皇上一家和宫里的大小事,统归内务府掌管,除了大量的太监服役外,各种专门技术性的活儿,也有各司其职的工匠把势料理,接受内务府和总管太监领导。为区别称呼方便,常把他是干什么的和他的姓连在一起叫。最典型的是清代古典建筑专家“样式雷”。这“钟杨”就是负责宫里钟表管理的,按时上弦,定时保养,保证准时、不停。钟是他的职务,杨是姓,指人。这有如今天的京味小吃名家“爆肚冯”、“小肠陈”的称呼一样。    
    在宫里当差,当然要有好手艺,认真负责不出事,搞好上下左右关系,就算当好了差。即使干专门活计的升不了官,可宫里挣得多,好东西多,赏赐也多,所以像“钟杨”这些人,大多住在北城,财大势大。清朝倒台后,他们依然过着养尊处优的财主生活。    
    这类财主大多家里有好东西,随着时日的推进,也必然由盛而衰,逐渐出手家藏的珍宝。故而他们也是古玩业注意的收货对象。早在20世纪20年代,老钟杨就曾出手过一些康、雍、乾的官窑瓷器,都是上品。    
    又过去20年,到了日伪后期,经济、市面大不如前。老钟杨也死了,留下一些纨绔子弟,只会花不会挣,日子过得每况愈下,又一时放不下架子,只好卖家藏的古玩。钟杨家的大儿子在土膏店——就是公开的大烟馆里抽大烟,碰上一个琉璃厂姓王的古玩商,有一面之识。王见杨大少爷混的不怎么样,大概内囊空上来了,心想这可是向钟杨家往出挤好东西的好机会,就上前热情招呼、拉拢“套瓷”,请客抽大烟、喝酒吃饭。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杨大少在对方的热情的攻势下,绷不住了,饭桌上流露出:“先父临终前给我几件哥窑瓷器,嘱咐我把东西传给后代,不到万不得已时,千万别卖。今天我实在没办法了,求您帮忙把东西给卖了吧。我不能守着金碗要饭吃。”王心中暗喜,嘴里却说哥窑的东西眼下不大好卖。杨大少诚意恳求,约定次日把东西给送到琉璃厂去。    
    哥窑是南宋的名窑,所烧的瓷器精品为御用。宋朝烧制御用瓷器的共有五个窑:汝、钧、定、官、哥。金兵入侵,形成了南北宋,为皇室服务的官窑也地分南北。北宋都城在开封。宋徽宗赵佶颁旨建立的、以烧制天青色有玉石感瓷器出名、且存世精品仅不足百件的汝官窑,和以釉色多变、紫红间灰的瓷器为多的钧官窑,都在河南;主要以烧制白瓷驰名的定官窑在河北。南宋的都城在临安即杭州。本来在北宋的开封就有官窑,随着徽钦二帝被金兵俘虏北去,开封陷落,官窑当然也不复存在,南宋高宗又在杭州另立新官窑。另外还有哥窑,窑址应在浙江,具体地址至今未明。而河南的钧窑、汝窑,经过人们努力发掘继承研究,今已恢复生产,已有产品问世,具有一定水平,但离当年的历史精品,还有一段距离。    
    杨大少如约而来。带来四个内里是黄绫子的锦盒,装有四件哥窑瓷器:小圆笔洗、印池、水中承(书房里研墨用的贮水器)和小盘,造型玲珑,深灰胎子,粉青色釉子,深浅不同的开片纹理,确为南宋时的哥窑上品,不是明、清官仿的;从装潢看也确是宫里藏物。王却有意贬之,说这是些一般的哥窑而不是官窑瓷器,最多值个千八儿百的,还不大好卖。这使杨反过来苦苦求他帮忙。王问他想卖多少?“两千就成。”这没有超过市场的通价,王某就又拿了一手:这您可不能着急,东西您先搁在我这里,等着我给你找主顾。您要是等用钱,那先从我这里拿五百去花,最后一起算。说完又拉着杨大少进了大烟馆,一通招待。    
    这套哥窑瓷器到底给了杨大少多少钱?不会超过两千。后来只听说正在收摊准备回国日本山中商会,在中国做的最后的一笔买卖,就是收购哥窑瓷器,多少钱收的这套四件,王始终没说。只是在这事之后不久,古玩窜货场上出了一件米黄色的宋瓷哥窑圆笔洗,大家给价两三千元不等,这位王掌柜开口就给了五千。从这里也可看出他那套哥窑文房用品的卖出价钱少不了,或许人家还收,他才敢这么给价。吃亏的还是钟杨家。    
    钟杨家还在败落,建国后这所大宅子卖给贸易学校了。家当然早分了,可是还有一位,不知是几爷,单身还住在那里,一直到“文革”,斗了一通,给轰到朝阳门附近的一间小屋中。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捡漏”买珍宝全在好眼力

    “捡漏”买珍宝 全在好眼力    
    前面说过,宝古斋邱震生,1944年在天津劝业场以300元买了一堆旧货,里面有个明成化青花杯,这一件就卖了12000元。这是机遇,赶上了;更重要的是有眼力,能看出是人家没当回事的好东西。这样“捡漏”的事在琉璃厂古玩行中还真有不少。    
    那是“九一八”之前,新开张不久的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应朋友之托请,到北京鼓楼东的锣鼓巷的一个老宅门王家,去鉴定一个“法花罐”。王老太太老规矩老礼,非常客气。说这个罐是“我们老爷从山西带回来的,他生前非常喜欢,说罐的釉色好,孔雀绿透亮像玻璃。”    
    萧书农仔细看,这罐一尺二高,胎是陶的,法花釉,是山西烧制的,不是明朝的,也不够清代,是民国初年仿的,虽好看,却不值什么钱。但是不能在主人面前直言是仿的,婉转地说:“好,好。既然是您家老爷喜欢的东西,还是留着吧,做个念想,传给子孙。”老太太大概也明白了,没再问是真是假。萧起身告辞。老太太还是大家子规矩,送客,双脚不迈出门槛。萧从上房出来,边往外走,边跟老太太客气,眼一扫,见廊子角上堆着不少花盆、瓶瓶罐罐破烂,其中有一件宋哥窑的海棠式笔洗,灵机一动,回头看站在门槛里的老太太笑了笑说:“您这堆东西卖不卖?堆在廊子上不大雅观。”“这些都是没用的破烂,没人帮我收拾。你要是愿意要,就全弄走。”“那我给您五块钱,替您给清理走。”“那就劳您驾了。”老太太的脚,始终没出门槛,说完,转身进里屋了。    
    萧书农找了个“打鼓的”——挑着两个竹筐,手打羊皮小鼓,串街走胡同,吆喝着:“有破烂我买!”专收旧物杂货,再到小市上卖,一般没什么太值钱的好东西,偶有漏货,流出来好东西,买的卖的都是无心的,绝不会把知道是值钱的老东西卖给“打鼓的”。萧书农把这堆东西卖给他,只留下那个哥窑笔洗。临走时把五块现洋搁在窗台上,言语了一声。老太太还直道谢。    
    一个前门大街挂货铺的掌柜,到山东农村中收东西,顺便回趟老家。他在黄县城里走街串巷闲转,见一位大嫂坐在门道里梳头,旁边小凳子上放着盛皂角水的杯子,色彩艳丽,像是好东西。这位用当地话跟大嫂攀谈,说这个杯子好看,想仔细看看。人家答应了,他拿过来一瞧,是斗彩,釉细彩艳,松鼠偷葡萄的图案,漂亮。再举起杯子看底,有“大明成化年制”青色双蓝楷书款。心中一喜:这可是值钱的东西,即使是后来康熙、雍正、乾隆的官窑仿制的“官仿官”,那也稀罕。他进一步与大嫂聊,问这个杯子的来历?“当家的外面捡的,我就搁了皂角子了。”听说这个掌柜的想买这个杯子,大嫂想以要高价把他吓走,就要了一块现洋。在小地方的人看,这可不是小数:一块现洋可换460个铜子,能买230套烧饼麻花。哪知这个人没还价,掏出一块现洋,拿走了杯子。大嫂暗喜,认为占了便宜。    
    这个松鼠葡萄杯,果然是明成化官窑斗彩的精品。三次交易:头一轮以800元卖出,净赚799元;第二轮卖到上海,4000元,净赚3200元;第三轮卖到美国纽约,就到了10000美元。    
    还有一件更有趣。那是清末,一个古玩商搬家到骡马市四川营住。热天,他出四川营到了骡马市大街上,对面果子巷口有个鲜货摊正吆喝着卖西瓜、酸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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