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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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其他地域的文化是共同的，在屈原的《楚辞》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普通老百姓身上也有不同程度地表现。　　　　
　　　　历史上，楚国无论从精神文化，还是物质文化都达到了一个高峰。屈原的《楚辞》与北方的《诗经》并驾齐驱，所以有“北诗南辞”之说。鲁迅评价屈原的辞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刘勰对《楚辞》的总体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而且开《汉赋》先河的实际上也是《楚辞》。再从艺术方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情节性绘画，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连环画，是在湖北荆门那一带发现的，还有目前认定年代最早、保存得最好的帛画（丝绸上的画）也是在湖北发现的，艺术水平非常高。从音乐方面来讲，目前发现最大的、音质最好的一套编钟是在曾候乙的楚墓中发现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时，曾经设想用很多乐器演奏《东方红》乐曲，但不论是钢琴，还是其他乐器，都达不到嘹亮而又浑厚的效果。后来用河南信阳出土的编钟来演奏它，音响效果非常好。几十年之后，湖北随州出土的编钟音响效果更好，再后来又在一个墓中发现了西周时期楚国的编钟。从舞蹈方面来讲，湖北黄土岭的战国墓出土的描摹画上有一些舞蹈动作，就是现代舞蹈当中的高难度动作“三道弯”，现在叫“采桑舞”，这说明楚人很早就掌握了这些高难度的舞蹈动作。　　　　
　　　　楚人在行政建制上也有所贡献，他们最早倡议的州郡体制在我国已基本上没有了，但在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我国现在只保留了县的建制。楚人在法律方面也比较先进，我们国家原来一直是搞有罪推定，首先设定一个人有罪，然后带着这个观念去收集罪证证明这个人有罪，西方发达国家却是进行无罪推定，这两种做法从人性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令人称奇的是楚国当时也这样做，虽然当时没有“无罪推定”这个名词，但通过分析史书上记载的一些案例，证明楚国当时事实上做了无罪推定。而且楚国人非常重视法典，有一次吴国的军队攻破了楚国的都城，一个大臣跑到宫殿里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要把国家的法典抢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这说明楚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法度的国家。可以说，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在战国中晚期达到了一个颠峰。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对楚文化的摧残比较严重，这从地下出土的文物中可以证明。　　　　
　　　　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　　　　
　　　　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湖北早期发展的落脚点不是在武汉，隋唐时期湖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襄樊、江陵一带。宋代以后直至明代，武汉的发展才比较快，到明清时期已成为天下四镇之一，多数的说法认为这一时期的四镇是河南的朱仙镇、湖北的汉口镇、江西的景德镇、广东的佛山镇，现在除了武汉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城市，其他三个镇仍然是小城镇或中小城市。武汉发展的高峰期是张之洞主政湖北，现在武汉一些比较强项的工业、商业、文教、交通都是张之洞时期奠定的基础。像武汉钢铁公司是武汉最大的钢铁公司，最大的有色金属公司是大冶有色金属公司，它们最早的前身就是张之洞建立的汉冶铁厂，当时是用萍乡的煤、大冶的铁到武汉来炼钢。可以说没有张之洞，就没有汉冶铁厂，也就没有现在的武汉钢铁公司。武汉现在一些带有军工、半军工性质的企业，像武汉锅炉厂、重型机床厂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当时的基础，或者就是在那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武汉现在的防洪大堤叫张公堤，就是为了纪念张之洞而命名，这条大堤迄今为止仍在发挥作用。武汉和江西的九江一样，天大的事就是防洪，头上都顶着一盆水，如果说荆江湾一旦有危险，首先就是威胁武汉，所以武汉的防洪任务非常重。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3）

　　　　张之洞主政湖北的政绩还可以从商业上表现出来，从当时海关的进出口数字统计情况来看，上海的金融和商业的交易量是第一，武汉（汉口）是第二。那时候武汉叫“武老二”，武汉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全国排到过老二，惟有张之洞主政时期，武汉的经济地位与实力令国人刮目相看。在文教方面，武汉大学是1893年建立的，当时张之洞把它叫作“自强学堂”，再往前追溯可以算到两湖书院，武汉大学是全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马上要到110年校庆。张之洞当时开设了两个学堂，一个是方言学堂，相当于现在的外语学院。另一个就是自强学堂，是一所带有综合性质的学校，所设的课目比较多。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号称四大名校之一，与西南联大（当时北大、南开、清华三所学校合并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齐名。可以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武汉大学。在张之洞之后，武汉在全国再也没有这样辉煌过。　　　　
　　　　解放以后，武汉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地位还可以，曾被称作“武老六”，也就是说在全国排五、六位的样子。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的经济重心转向东南沿海地区，湖北虽然自己提出要在中部地区崛起，结果经济没有崛起，妇女们的肚子倒崛起了，意思就是说计划生育超标了，这主要和国家的政策导向有关。现在湖北在全国第九、第十位左右徘徊，既不能说退步了，也不能说有进步。湖北人原来有一个玩笑，说北面是河南，南面是湖南，“两南”夹湖北，我们是进退两难，意思说湖北很难发展起来。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湖北是一个好地方，日子比较好过，不是想像中的穷山恶水，但他们只知道江汉平原，京广线经过的地方也都不错，随州、鄂州、洪湖等地方也比较好。如果到与陕西交界的地方去看一看，比如到十堰市的竹山、竹溪等地方，就会发现比较贫穷，还有大别山地区也是如此，但鄂西人们一般不太去，除非到武当山等地方旅游。湖北有一个难处就是发展不平衡，光靠一个武汉是带不动的，除了这一个特大城市，再也没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是几十万人口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曾想建一个以襄樊、荆州、宜昌的金三角发展区域，把一些大工业项目分散到这些地方，避免过多地集中在武汉。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湖北还没有一个地方能取代武汉的优势。　　　　
　　　　“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利有弊，楚文化中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恒，就像楚国当年疆土面积最大的时候曾达到五千里，往东北灭了鲁国，边界到了山东；西北到了陕西的白河，西南面到了滇池，最南面到了广东，东面为楚国宰相春申君的封地，为什么上海又叫申城？就是从这里来的。但是后来国土面积逐渐萎缩，最小的时候退到安徽宿县，宿县被攻破以后，楚国也就灭亡了。当时一流的战略家认为，“天下大势非秦必楚，非楚必秦”，齐国虽然也是一个大国，但它的实力不足以和这两个国家抗衡，当时的天下大势不是三角关系，而是两角关系，但最后楚国还是被秦国灭掉了。秦文化有一种后发的锐气，而楚文化已经烂熟。湖北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是开风气之先，当时有四大家用电器在全国很有名，即：莺歌牌彩电、南波希岛冰箱、鹦鹉牌录音机、荷花牌洗衣机，按理说在当时武汉人能做出这些产品已经是很强了，后来由于不及时改进技术，在技术上没有创新，最后都被淘汰了。外地人的说法是：“莺歌哑了、希岛崩了、鹦鹉飞了、荷花谢了”，这是湖北人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的典型例子，这一毛病导致湖北很多好东西出不来或者做不长久。　　　　
　　　　外地人一提起湖北人就比作“九头鸟”，据说明朝宰相张居正为了反对当时日益引起民愤的吏治腐败，选拔了9个人当监察御史，他们在全国各地明查暗访，专门打击贪官污吏，一时间也是海晏河清，老百姓直呼青天。这9个人都是湖广人，当时湖北、湖南没有分省，他们不一定都是湖北人，但老百姓认为湖北人厉害，只要湖北佬一出面，没有搞不惦的事情，“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就是一种赞扬的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元朝末年有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刘基（刘伯温），他是朱元璋的谋士，为朱元璋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后来有人问他，那么多揭竿而起的人都没有成功，朱元璋一个放牛娃却成功了，这是为什么？就此，刘基在他的一本书《郁离子》中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鸟长了九个头，可喂鸟的食只有一把，结果九个头都去争这把鸟食，互相争得头破血流。其实九个头共一个肚子，一个胃，不论哪一个头吃到了鸟食，所吸收的营养都供养着九个头，何必去争呢？刘基把那些农民起义比作九头鸟争食，互相残杀。而朱元璋坐山观虎斗，等别人一番自相残杀之后自己起来了。这个故事中的“九头鸟”是贬义，含有“窝里斗”的意思。有人把这两方面意思联系起来，一方面说湖北人精明强干，一方面说湖北人喜欢窝里斗。所以“九头鸟”既不全是赞扬，也不全是贬低，古人的初衷还是以褒义为主，认为湖北人聪明。因为头代表着智慧，九个头说明智商高；头也代表着生命，现代医学认为生命的死亡不是心脏死亡，而是脑死亡，有九个头说明生命力顽强。毛泽东也比较欣赏“九头鸟”，在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他在致欢迎辞时说：“敌人五次围剿砍了你们五次脑壳，可你们还有四个脑壳，九头鸟不得了，要翻天呀！”蒋介石却气得骂“九头鸟”，曾说过“娘希匹，九头鸟难缠！”　　　　
　　　　湖北人的性格与湖北的地域、气候有很大关系。我是一个爱出汗的人，但我到北方吐鲁番那么热的地方，只要躲到树荫下面一吹风，身上的汗马上就干了。而在武汉像是在洗桑拿，是一种闷热，给人一种受压抑的感觉，所以人比较毛躁、脾气大，做事虎头蛇尾。江西和湖南也有这种共性，但湖南人比湖北人有韧性，有人把湖南人比作驴子，驴子有两个特点：一是韧性；二是倔强。这样的性格只会导致两种结果，一是做对了，对到底；二是搞错了也要错到底。有人曾问过清末重臣李鸿章最怕什么？他说最怕湖南人造反，湖南人造反是不好对付的，因为他们有驴子精神。湖北人似乎比较灵活，发现走不通马上就不走了，但同时有可能把一些好的东西也给丢了。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白云黄鹤的地方（4）

　　　　胡平：用“九头鸟”来比喻湖北人还是比较形象的，湖北人确实比较精明强干，但也确实有些不好的方面。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看法，觉得广东人如果想要骗你，他一开始就骗，中途不会再有什么变化。比如：一个杯子本来只要5块钱，但广东人一开始骗你就卖10块钱，而武汉人可能一开始8块钱卖给你，中途可能在你不注意时要搞点小动作，换一个只值4块钱的更差的杯子给你。武汉人喜欢不停地做这种小动作，所以有些外地人觉得武汉人很难打交道，而有些武汉人还自认为比较聪明。还有一位湖北籍的北京企业家这样认为，湖北商人小智慧特别多，大智慧太少，大目标少，把关系看得特别重。武汉市场、湖北市场就是一个特别怪异的市场，很多品牌在湖北就失败，很多家用电器在湖北就卖不出去。而且，很多方面跟东北人一样，关系好我就帮你做，关系不好我就不给你卖，这个关系在当地相当重要。如果说在北京是谁官大就听谁的，在广东是谁有钱听谁的，那么在湖北常常是谁的关系好就听谁的。　　　　
　　　　陈文科（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近代以来，湖北有三次大的开放。第一次开放是被帝国主义用洋枪洋炮逼出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汉口成了13个通商口岸之一。洋务运动中张之洞在汉口搞了几个兵工厂，奠定了湖北工业基地的基础，并把汉口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这是湖北在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发展。第二次开放在抗日战争以前（1928年～1937年），这是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