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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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青藜承认陈孚恩罪有应得，但他仍想为这位同乡减轻点罪责，他指出：“陈孚恩早年曾蒙天语褒奖，有此一节，是不是可以格外矜全？请公议。”　　　　
　　　　所谓“天语褒奖”，即指早年在山东巡抚任上，陈孚恩自称廉洁，加之穆彰阿的吹捧，道光皇帝曾御笔颁赐匾额“清正良臣”。　　　　
　　　　真是不提这话还好，一提更坏。在坐的会审大臣汇成了一片嘲笑声，他们一一道出自己记忆中陈孚恩在官场上的变脸功夫。所谓“清正良臣”的美名，早已扫地无余，诚如《清史稿》对他的盖棺论定：“如陈孚恩者，鄙夫患失，反覆靡常，沦绝域而不返，宜哉。”那块在抄家时已附带追缴的匾，徒成为天下士人的笑柄！　　　　
　　　　万青藜仍不放过最后的努力，他说：“新帝登极，两宫垂帘，重重喜事，怜念陈孚恩白发远戍，只恐此生已无还乡之望，何妨特赐一个恩典。”　　　　
　　　　无奈在座的内阁成员对陈孚恩都无好感，“白发远戍”的哀词并不能打动他们的心。大学士周祖培答道：“恩出自上。”他把视线扫过座间，落在万青藜脸上，“上头对陈孚恩有没有恩典，要看他自己的造化。我们此刻也无从谈起……”　　　　
　　　　陈孚恩的罪名，就此算是议定。奏折上去，太后很快照准。充军的罪名，按例即时执行，由刑部通知兵部派员押解。陈孚恩一家三代离开京城时，去看他的江西老乡还不少，人们纷纷安慰道：新疆正在用兵，此去正是效力赎罪的好机会。有的还拿林则徐作比，说他当年也是遣戍新疆，没有多少时候，又被道光帝复起大用……陈孚恩一面道谢，一面忙不迭地称颂圣明，自道“雷霆雨露，皆是君恩”。　　　　
　　　　同治五年（1866年）由于新疆境内发生大规模回民起义，这一年正月22日（3月8日），伊犁被起义军攻占，陈孚恩及妾、子、媳、孙等一家三代共同遭难，估计没有后人留下。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1）

　　　　——走进晚清之二　　　　
　　　　胡平：《走进晚清》的两位访谈者，一位是鲁思明先生，一位是马平先生，他们并非学界中人，经历亦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两点相同：　　　　
　　　　其一，两人都一直密切关注这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并由于长时期里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与经历，使他们比起一般人来更能感知当今中国凝重芜杂却又清晰向前的影子，因而他们比起一般人来对于时下这常常是“轿马充斥于市，丝弦不绝于耳”的所谓“盛世”有着更多的忧患意识；　　　　
　　　　其二，他们都爱读书。与马平相逢，开口必谈的便是时下有哪些好书，这些书何处有买？他借我的书不还，或者用我的名字去席殊书屋购书，日后却要我去买单的事，这几年屡有发生。而去鲁思明先生的办公室看看，你一定以为走错了地方，眼前真是一座煌煌万卷的书库。与不少老板只是用那些装潢华贵的精版书来装潢自己的“儒雅”不同，读书与思考已全方位融入到他的生命——他晚上和休假的时间大多用来看书，出外旅游不管到什么地方，也都带着一本书，每年订阅报刊的费用1万多元。他是一个典型的读书人，且涉猎甚广。旁及晚清史。　　　　
　　　　对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危机与艰难警醒的认识，竟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马平暂时放弃了坚持多年的对世界经济百年发展史的思考与写作，鲁思明虽然仍然不断盘算着公司银子的进项，但两人还是合作写出《百年大转折——日本经济发展纪实》一书（作家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明治维新运动使一个在黑沉沉幕府统治下的蕞尔小岛转型为一个现代化的经济强国，此书便是将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晚清变革的参照系来展开的。接着，两人又对洋务运动勾沉索隐，新时代投资管理集团已决定投资出一部关于恭亲王与洋务运动的书，预计今年一季度便可出版。这本书不仅是传记性的文学作品，而且晚清历史的很多疑难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得到解答。并再据此写成剧本，投资拍一部30至40集的电视剧，启动资金估计要几百万。说起这事，思明先生不禁喜形于色，一脸为亿万中国人民的娱乐生活豁出去的表情……　　　　
　　　　但这决不仅仅是为了娱乐。　　　　
　　　　鲁思明（北京新时代投资管理集团总裁，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员）：关于恭亲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为，我认为值得特别介绍一下。　　　　
　　　　有一种说法认为恭亲王只是一个通过“祺祥政变”把慈禧扶上垂帘听政宝座的历史人物，因此按慈禧划线，把恭亲王领导洋务运动的功劳给埋没了。人们知道恭亲王的不多，即使知道的人也是浮光掠影，或者只知道“鬼子六”这个绰号，因为他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长期与洋人打交道，那时候人们把洋人叫作“洋鬼子”，他也就成了“鬼子六”。　　　　
　　　　另外，野史中还有一说是慈禧年轻的时候与恭亲王眉目传情，后来有了关系，生下了同治皇帝。所以慈禧在关键时候想到找他，并说我们的孩子当皇帝不是和你当皇帝一样吗？儿子当皇帝，你当议政王，照样控制朝纲。我和马平为了求证这件事情，专门去拜访过溥仪的弟弟溥仁及恭亲王四世孙爱新觉罗·毓。他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当时的宫规根本不可能发生叔嫂通奸生下同治帝的事情，尤其是进深宫见慈禧、慈安很不容易，每次进出深宫的时辰都记得清清楚楚。　　　　
　　　　也许是基于以上原因，在国人目前所看过的如《走向共和》等历史影视剧和一些清宫戏中，恭亲王都是一个次要角色。实际上，他一直活跃在晚清的前台，更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虽是他的同辈人，但在办洋务方面却是他的后辈。学历史、写历史的人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把自己的感情和喜好放在一边，而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放在第一位。　　　　
　　　　恭亲王排行老六，咸丰是老四，当时选储君的时候，道光一直在这两个儿子之间游移不定。道光皇帝是一个很节俭的人，从不到外面巡游、狩猎，不像乾隆、嘉靖皇帝动不动就到关外狩猎。但有一次道光皇帝提出要率皇子们到京郊的兰苑狩猎，老四明白这是父王为选皇储故意设的一道考题。老六的箭法很好，自己的箭法不行，腿又是瘸的，明显比不赢，怎么办呢？咸丰的老师杜守田就给他出主意说，既然你的箭法不如老六，就干脆什么都不射，到时候皇帝肯定会问你为什么，你就说春天来了，母兽都怀着崽，我不忍心杀生。结果道光还真是被这句话感动了，认为老四有仁爱之心，是一个治国的接班人，最后选他当了皇帝。但道光在遗昭里也封了老六为“亲王”，这在清朝众多亲王中绝无仅有，可见其之尊贵。也许在道光的潜意识中，他希望把身后的江山交给两个儿子共同治理，取长补短。但道光没有想到皇四子当上皇帝后，对文武兼备的“皇弟”长期排挤压制，直到临死前也没放过，道光的良好愿望成了弄巧成拙的历史遗憾。　　　　
　　　　可惜咸丰的皇运不济，当时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先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一直打到直隶。思忖再三，咸丰只好重用恭亲王进入军机处，本来按朝制亲王是不能担任军机大臣的。在恭亲王的指挥下，消灭了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这时的清朝内外交困，1858年清政府在大炮的威逼下签订《天津条约》，洋人提出要派公使到北京。满清政府当时还没有近代外交关系的观念，外国在中国虽设有公使，但一不在北京，二只是在代表及管理洋商利益与贸易上起点作用。　　　　
　　　　咸丰皇帝还提出，只要外国公使不进北京，每年的海关税收朝廷都可以不要，只要求外国公使仍呆在广州。这位皇帝一辈子怕和洋人见面，在他的意旨下，中央政府不与番邦打交道，只让地方政府与洋人打交道，甚至做生意也只让洋人在广州城外交易，完了以后又回澳门待着，不允许洋人进城……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读书，从上册读起（2）

　　　　但外国人非要派公使进驻北京，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当时，英法联军不过几千人，却一路从南打到北，所向无敌。攻下塘沽以后，在进攻通州之前，英法联军曾经派英国翻译官巴夏里作为全权代表，与怡亲王载垣谈判，先后持续了几个月。清政府一开始不答应他们提出的条件，又把对方的代表全抓起来，一共抓了70多人，其中有四五十个英法士兵被虐待致死，放出来的活人只有十几个，这一下激怒了英法联军。英法两国曾经商量是不是就此摧毁中国，进攻紫禁城。最后统一的意见是现在还不应该摧毁清政府，但要给中国一个教训，他们认为圆明园是中国皇帝吃喝玩乐的地方，烧掉也无所谓，所以又是烧，又是抢。兵临城下，咸丰皇帝怕被洋人抓走，匆忙逃往热河避暑山庄，结果病死在那里，在位仅11年。　　　　
　　　　临行前他安排恭亲王留在北京，负责与洋人继续谈判外交事务。左谈右谈，清政府最终与外国人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就有允许英、法、美各国在北京设立公使馆。　　　　
　　　　在此期间和以后，恭亲王首先发现清军的武器不如洋人，根本打不过人家。签订《北京条约》的前几天，英法联军占领了安定门，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不签的话就炮轰北京城。过去清朝的大臣们包括林则徐都认为洋人只是在海上打仗厉害，在陆地上打仗根本不行——当年英国女皇派马戛尔尼来中国晋见乾隆皇帝，清宫的礼节要求他下跪给皇帝磕头，但他坚持不下跪，据此大臣们都认为洋人的腿是不能弯曲的。结果双方一开战，发现洋人不仅在海上有坚船利炮，陆地作战也很有一套。签约后，英法联军举行了入城仪式。恭亲王一看清军的仪仗队与外国的仪仗队根本没法比，装备差得太远，使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刺激他的还有，清王朝在与洋人谈判的时候，整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会讲英语的人，只能请外国人翻译。结果，外国人怎么说，大清官员就怎么听……　　　　
　　　　让恭亲王的思想发生更大转变的，是他深受了《海国图志》的影响。　　　　
　　　　此书作者魏源本人不懂英语，也没有去过英国，他是因林则徐的关系而编成这本书的。林则徐在广东呆了一段时间，当时香港已经割让出去，英国人在广东、香港都办了报纸，有的还是中文报纸。广东很多做生意的人包括小商小贩，要经常和英国人打交道，也可以了解到一些情况。林则徐就把这些中文报纸和听到的情况全收集起来。他和魏源的关系比较好，流放之前就把所有的资料交给了魏源。现在又有研究说，林则徐并没有帮什么忙，是魏源通过其他途径收集了很多资料，编成了《海国图志》。此书当时在中国只印刷了一两版，便没有再印，印刷量很少。但是这本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大量地翻印，一共印了十五版，价钱越来越高。日本开始了解西方就是通过《海国图志》。当时恭亲王和一个叫王荫茂的御史奏请咸丰，希望加印一批《海国图志》，咸丰没有同意。恭亲王细读了这本书，对英国的历史状况、议会制度等情况留下很深的印象。有不少资料说，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平象山、吉田松阳、西乡隆盛等人在此书影响下提出“开国论”，最终战胜“锁国论”，使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　　　　
　　　　由此，恭亲王上书要求办六件事，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和兴办同文馆。当时还活着的咸丰皇上在肃顺等人的影响下，只倾向于成立总理各国通商衙门。恭亲王等人认为如此界定一个衙门的职责范围太小，请求把“通商”两字去掉，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过去中国从来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涉外活动主要限于接待贡使和商贸往来，分别由中央的礼部、理藩院，以及地方的督抚大员等兼管。　　　　
　　　　总理衙门成立以后，恭亲王任首席大臣。总理衙门因外国入侵而设，其建立之初，实际是一个应付时局的临时机构，朝野内外无不确信国家富强即会裁撤。可实际上随着中外交涉事件的增多，总理衙门作为当时惟一的对外机构，除办理外交与通商事务外，职权范围很快扩展到铁路、矿产、邮电、海防、关税、制造、传教、学校等新兴领域，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洋务衙门”，其在清政府中的作用越发举足轻重，总理衙门的成立即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