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事-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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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对在广州买杭州的茶叶被当地商人狠狠地赚了一笔叫苦不迭，他们要求能直接进到中国的其他港口，比如从宁波港上岸可以买到杭州最好的茶叶。此外，英国人在广州做生意的时候，对中国海关的税收摸不清楚，一下这样收，一下又那样收，一下要求多收，但如果行贿的活，又可以少交。中国的税额到底是多少呢？为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谋取英国的利益，马戛尔尼大使向中国皇帝提出了6条要求。清廷对马戛尔尼使团可以说是热情有余，但是商务免谈，并断然回绝了6条要求。马戛尔尼一行一无所获回往英国，他回国之前对中国表示了极大的遗憾，这应该看作是日后鸦片买卖的最早起因。当时英国国王要马戛尔尼转给乾隆皇帝一封信，信中委婉地谈到希望能和中国进行互利贸易。在英国国王看来，每年帮你们中国销售了非常多的“Chineseherb”（直译为“中国草”，当时还没有用茶叶这个单词“tea”），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售一些货呢？总不能老要我们运白银给你们。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说：中华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仰赖别国货物。中国特别盛产茶叶、精美的瓷器、丝及其他物品，皆为尔国及其它欧洲各国必需之物。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没有你们，照样可以活得更好；你们如果没有中国货物，就活不下去。大清帝国怎么可能和你们平起平坐呢？从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一种非常固执非常霸气的观念和行为——不仅总认为“我就是世界的中心”，而且极力拒绝别的文明，自我封闭，自我保守。清帝国到乾隆朝是最强大时期，然而，最为高傲的乾隆朝，在它的顶峰之时，开始走向没落。中国历来有“四夷”之说，即：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惟有中原是中心，这原来是讲中原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的，到后来又被盲目地用到对外国的关系上，自认中国是中心。这种糊涂观念正是拒绝、排斥海洋文明的根本原因。　　　　
　　　　二是统治者担心出问题，所以排斥海洋文明。海洋非常广阔，古时候在海上真的是可以无法无天，什么人都可能藏匿于大海之中，统治者经常把盗贼、土匪和海洋联系在一起，海商集团也往往被称之为海盗，如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也曾被称为海盗。中国过去的海商集团确实具有商、盗两种性质，如果生意好做，风险不大，那他们就是商。一旦生意不好做，就抢掠别人的货物，变成了海盗。也正为此，“海”与“防”才紧紧地连在一起，成为统治者对海洋的根深蒂固的理念。　　　　
　　　　三是统治者根本不去想，海洋可以给国家带来好处，海洋也是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　　　　
　　　　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　　　　
　　　　中国历代政府对海洋多以“防”为主。中国在明朝以前不禁海。宋朝以前的文明主要在中原，如汉唐的都城在长安，北宋的都城在开封，虽然这时候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发展，但海洋对中央政府的利弊都不多，统治者忽略了海洋，也就不存在禁不禁海的问题。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敢于面向海洋、并且准备借海洋大干一番事业的朝代，元蒙统治者的铁蹄几乎踏遍了欧亚大陆，而且元朝是历代王朝中海运最兴旺的时期，京杭大运河当时并没有完全贯通，很多方面得依靠海运，海运成本低，只是风险太大。禁海从明朝朱元璋开始，朱元璋是农民出身，受山地文明影响很大，他建立明王朝以后，很担心东南亚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势力对自己的统治不利，加之沿海倭乱再起，所以禁海。明成祖朱棣从建文皇帝手上夺得皇权，成了永乐皇帝。明朝的皇帝中除了朱元璋，当属永乐皇帝的气魄最大，此人年壮气盛，办事果断，还很有谋略，他派郑和下西洋，即是为了显示朱明王朝的强大。也有人认为是为了和那些国家进行贸易，我看主要还是政治目的，是为了宣扬皇恩浩荡，而不是自觉的经济活动。船队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求当地头人率众先接旨朝拜，郑和再赠送皇帝的赏赐之物，最后才让手下的人与他们进行少量的商品交易，贸易只是顺带的副业而已。另有一种说法是此举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即为了寻找逃出皇宫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建文皇帝。虽说法有异，但明朝有一段时间不禁海是确实的。　　　　
　　　　到明朝中后期倭患愈烈，倭寇闹得最厉害是嘉靖年间。那时的航海动力不是机械，而是依靠海流和季风，船从日本过来基本上只能到达浙江，所以这一时期倭寇的侵扰主要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的出海口和浙江、福建的沿海地区。明朝中叶以后，倭寇当中十有五六是中国人自己，主要是福建人和浙江人，这便是假倭现象。假倭有二：一是从事海盗活动的闽、浙沿海人，他们或是自己剃发着装，扮作倭寇侵扰沿海；或是与真倭勾结，内外相通，侵扰沿海。二是被真倭抓去的中国人被逼为倭。冯梦龙的《喻世明言》里有一篇小说，讲有一个叫杨八老的西安人到福建经商，归途中被倭寇掳到日本，19年后，又被日本人逼回来打中国，这个扬八老就是一个假倭。但不管是真倭还是假倭，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是很严重的，给沿海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明王朝的统治造成很大麻烦。明朝对付倭寇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禁海，二是打击。几位著名的抗倭英雄张经、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出现在嘉靖、隆庆、万历年间。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1）

　　　　胡平：我当然不是在做散文，但是关于海，的确可咏叹处太多——　　　　
　　　　民间有山大王之称，没听过有海大王之说。　　　　
　　　　在山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豪气，有自足感或凌驾感。在海边，连乱世枭雄曹操也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浪花来自哪里，又去向何方？人生不过是逆旅过客，白驹过隙，人们对天地充满了敬畏。　　　　
　　　　山间，光阴仿佛凝固了，空气里往往静得蜘蛛可以从容结网，古刹多在山中，隐士多在山中，阿Q也多在山中。海上，无穷尽的变幻与运动，旋涡与蜃楼，失败与成功……催人奋进，促人警醒。　　　　
　　　　这些年，我感慨最深的一个词是“下海”。过去脱离单位去做生意，俗称“下海”。但时下下岗后自谋职业再找生路，也是“下海”——承担起昔日从未有过的风险，激发出过去从未有过的心志潜能，去创造新的人生。今天几千万上有老下有小的下岗工人，在现实面前必须要换一种活法——窃以为，这更是民族历史上一次悲壮的“下海”，由此大大地提升人民的自省自强精神，锻造出我们民族面对海洋的新的特质。　　　　
　　　　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　　　　
　　　　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陈东有：清朝海禁最为严厉，其禁海却不是因为倭寇。明朝灭亡后，郑成功依靠福建的泉州、厦门一带作为抗清复明的据点。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年轻时曾在日本经商多年，娶了一位有日本血缘关系的翁氏（也称田川氏）女子为妻，生下郑成功。因为这种关系，日本人一直对郑成功也很尊重。后来由于清兵大举南下，福建形势吃紧，加上父亲降清，母亲殉难，郑成功发誓要抗清复明，以报国恨家仇。他又屯军厦门，后来以此为基地收复了台湾。收复台湾不到一年，郑成功就病故了。史学界一般将郑成功四代及其家族称为郑氏集团，郑氏集团始于郑芝龙，中经郑成功、郑成功之子郑经，亡于郑成功的孙子郑克。郑氏集团和满清王朝是对立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也反映了这段历史，只是反映得不那么准确。最后是施琅从郑氏集团手中收回了台湾。郑氏集团应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向海洋并利用海洋生存发展、按照海洋模式生活的集团。他们主要依靠海上贸易来解决经济问题，有“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的贸易网络，把国内东部地区都作为了自己的经营范围，北京、苏州、杭州、山东都有他们的商贸点，同时又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进行贸易，这就保证了他们在厦门、台湾的供给和抗清复明的经费。他们还在与荷兰人、日本人、吕宋人做生意时，直接谈判，提出条件，甚至还发布命令，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海权意识的人，为中国的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入主中原皇位还不稳的清廷，为了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郑氏集团的联系，下令沿海居民后撤30里甚至50里，严令“片板不许入海”，这就是清初有名的“迁界”和“禁海”事件。这样一来，渔民由过去的依靠海洋生活变成了依靠土地的农耕生活。而福建沿海一带自然条件恶劣，农耕条件很差，不用说后撤30里，有的地方后撤10里就没有了平地，沿海地区一片荒芜凄苦。康熙朝后期海禁虽基本解除，但以后的统治者雍正、乾隆一直到同治，对海洋的观念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变，出海经商或是务工的人一旦回来被抓，轻则罚款流放，重则极刑，甚至株连家族。我看过光绪后期一个外国人拍的一张照片，有4个到海外经商的人偷偷跑回来，结果被抓到了，当即就在海滩上杀头示众。地方官府什么理由都不说，也不给你辩白的机会，可见当时海禁是多么森严。我从资料中发现，明清时期也有不少江西人到广州去打工，其中有的就从广州下南洋了，极少有人回来，一回来就要被官府捉去杀掉。这种对“海洋活动”和“海外关系”严惩不贷的政策，使沿海人民的遭际十分痛楚，亦使中国海洋经济的道路走得分外艰难。　　　　
　　　　清代的海禁最为严厉，但在对待海外贸易和西洋欧洲人的问题上，不同的皇帝也有不同的表现。康熙皇帝的度量要大一些，在某种意义上他愿意并能够结识外来文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意大利的著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此后有数百位传教士进入中国，比较起来在康熙年间来华的传教士遇到的阻碍要少些，有的还受到一定的礼遇。乾隆皇帝则不希望“外夷”们进入中国，他没有他爷爷的气魄。马戛尔尼在回忆自己中国之行的文章中写道，他当时来中国目的是贸易谈判，找的借口却是给乾隆皇帝祝贺80大寿。但等他一行人万里迢迢到中国已经迟了，乾隆皇帝已是83岁。当时还来了很多国家的使臣祝寿，乾隆皇帝只是认真地召见了马戛尔尼，这其中还有过一场有名的西洋人是否依中国的礼制下跪的争论。对待其他国家的使臣的祝寿，乾隆更多的是傲慢。　　　　
　　　　清朝并不完全拒绝海外贸易，也设立相对口岸，在广州又有所谓的“十三行”，让国内的商品流出去的同时，允许海外的商品有限地进入。但这样做是为了显示皇恩浩荡，是关心外夷，帮助外夷，恩赐外夷。所以我们不能讲中国一直以来都闭门锁国，但开门是有条件的，门也开得很有限，而且是单向的，不是互动的，国与国之间也没有什么平等可言，其思维定势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看起来那时的中国无比风光、无比强硬可以地对西方人说“不”，但其危害和遗害极大。在贸易中一直没能赚到钱的英国人，丧心病狂地用鸦片贸易来填补他们的逆差，在每年上万箱甚至数万箱的鸦片上赚了大钱，做的是一种反道德、反文明的罪恶贸易。有人作过这样的统计，自明代中期到清朝道光初年止，中国从各种形式的对外贸易中获得了大约为4亿两白银的收入，而罪恶的鸦片贸易和1840年以后中国连续几次被迫赔款的总额也差不多是4亿两白银。也就是说中国人通过三四百年的贸易赚来的钱又被西方列强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全部掠夺而去了，因此，清王朝带着极大的耻辱与巨深的创痛走向了自己的不归之路。　　　　
　　　　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看成为自己的天敌。　　　　
　　　　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