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03-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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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信息获知能力的优势，有利于人们更有竞争力地生存。而对于与信息敏感人群相对的不够敏感的人群而言，则在无形中促使其在信息生活层面更加弱势化。这无论是对于教育传播工程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保障系统的建构而言，都额外地提出了一个沉重的工作课题。
流言的最初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敏感人群，意味着传播控制者在流言管理的问题上，有可能采取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对策：
①对于流言的早期传播，可以通过主要对敏感人群作正向传播来更好地预防流言传播范围扩大和烈度增强；
②在流言传播的中期，通过类似的工作，可以更好地产生澄清事实的效用；
③由于这一人群属于文化程度、社会地位较高的中产阶层，因此，对于他们的说服必须采用较为合理的传播对策。举例而言，以“两面说”的方法施于其身远比“一面说”更为有效。就此而言，我们感到，那种试图以简单化的“正面宣传”理念来统摄传播管理的做法——这一做法曾经多次被证明是虚妄的和落后的——在这里，在有关流言控制的实证研究中，其非科学亦非明智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检验。
流言的信道依赖及其他
研究SARS流言的传播，一个重要的旨趣在于揭示其对媒介的使用。然而，从传播路径来看，调查揭示了中国民众在灾害事件中对于流言的接受主要以“道听途说”（567％）、“与人交谈”（如通过电话等）（194％）与“网络”（142％）传播为主。
从最初的地下SARS消息的传播路径看，五城市间存在着某些共同点，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通过非官方媒体最先得知SARS信息的居民中，五城市“道听途说”所占比例最高，且都超过了50％，而这其中以北京所占比例最高（642％），其他四市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北京所占比例最高的原因是因为北京是受到信息封锁危害最为严重的城市。
一个明显的结论是：信息的不及时披露使人际传播这一最古老的信息传播方式，在这次SARS流言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道听途说”较之其他媒介通道更为缺少传播的信度，我们认为，不管是从五城市的总数比例、还是从北京一地的情况来看，“道听途说”的人群比例如此之大，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流言在信息封锁之中更可能演变为谣言和谎言。
调查还显示，通过网络传播获得流言信息者所占的比例以上海为最高（260％）、广州为最低（41％）。其中，以上海为最高的原因，可以从上海地区网络信息传播程度较高及上海地区较晚受到SARS事件波及这两方面得到解释；而以广州为最低，可以从该地区信息传播选项中“其他”选项达107％（远高于排名第二的61％）得到解释：广州地区SARS流言的传播处在流言传播急遽膨胀的早期，受众慌不择路的选择多元化的信息通道更符合当时的事理。另外两个明显的原因是：①处在SARS疫情深重的地区，广州人在事件初期亲身感受SARS的机会不亚于从传媒感知的机会；②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以广州为最高（91％），且明显高出其他四市许多。
上述结果与五市SARS疫情出现的早晚、疫情持续时间与距离信息公开的时间长短以及各城市间居民受教育程度上的差异有关。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代表着媒体发展方向的互联网和作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在流言的传播中的作用已经占据主要位置。从理论上来解释，这种占据当是基于它们对现有信息权力疆界的打破，如波斯特所说：“网络空间中的音讯不容易被牛顿式的空间所限制，这使得边界变得无效。”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第二媒介时代》，范静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40页。这对于自感处于信息弱势的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对于较其他人群更容易打破信息壁垒的中产阶层人群来说，流言的敏感是具备先天的条件的；在这里，在中产阶层的流言传播对新媒体的利用上，反映的是媒体技术对中产阶层心理的征服。
第四部分教育和文化资本的获得与传承
获得与传承本章为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基金项目成果。
近年来，社会分层视野中的干部、工人、农民三分格局逐渐被社会阶层多样化的社会现实取代，“中产阶层”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词语。一般认为，中产阶层大多出身于更低的社会阶层，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获得了文化资本，并据此取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从而实现社会流动。因此，教育是中产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基础。
本章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分别从文化资本的获得、传承以及确认这三个角度来描述中国中产阶层教育方面的特征，并尝试对其中的一些社会现象做出合理解释。
第四部分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1）
关于社会流动，主要有两派观点：一种认为精英群体是不断循环流动的，帕累托是倡导者；一种观点则认为精英是可以“父贵子荣”，能够复制的，这是再生产理论的体现。
帕累托是精英循环理论的信奉者，在他看来，由于个人继承的天赋和在等级制中的地位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任何社会都包含着不稳定的因素，因为那些有才干的人会准备好补充到精英群体中，群众和精英身上的剩遗物的波动决定了依赖的循环。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一个社会的精英流动越是顺畅，社会越是稳定。帕累托指出：“新的精英通过不停的循环运动，从社会的下层阶级中冒出来，登入上层阶级，在里面发展壮大，随后衰落、被消灭、消失。”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第312页。他写道：“贵族不会永存。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一段时间后，他们就消失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历史是贵族的墓地。……由于低门第家族的崛起，统治阶级在人数上和品质上得到了恢复，并给他们带来继续掌权所必需的活力。他们还通过清除自己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来恢复生机。”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第70页。马克思对此做过解释：“统治阶级能够吸收被统治阶级中第一流人才越多，它的统治就越加稳定。”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培养中产阶层群体的意义所在。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有较好的民主基础，与其社会具有相对较多的流动机会是分不开的。
但是种种实证研究却提出了反证。20世纪60年代以后，再生产理论引起广泛关注。
一是“社会再生产理论”，由鲍尔斯和金提斯等提出；代表人物是阿尔都塞。他们认为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学校教育过程与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经济—学校的联结是阶级关系再生产的最重要环节，学校是社会控制和社会再制的工具。其主要贡献是揭示了社会的不平等可以透过学校教育维持和再制下去，因而到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去考虑教育的作用。
另外一种是“文化再生产理论”，代表人物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他提出了“文化专断”、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教育制度本身也有其文化专断，也就是说，占据统治地位的阶层会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本章将主要以这种观点来论证中国中产阶层的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现状。
布迪厄对资本类型进行了划分，他认为，根据资本在不同场所所起的作用，可以将其分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资本都有相应的功能以及各自的制度化形式。张扬波：《人力资本竞争催生教育消费热》，http//：wwwnanfangdailycn/southnews/spqy/nfgd/200403170602asp。所谓“文化资本”，是指世代相传的一般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及技能，何瑞珠：《家长参与子女的教育：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阐释》，《教育学报·1998冬》第26卷第2期。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种是一种具体化的状态，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而存在，例如一个人的思想和肉体的长时间保存，个人通过先天和后天的培养所形成的内化于个人身上的学识和修养；第二种是以一种客观化的状态存在，当文化资本转变为像“图片、书籍、词典、工具、机器之类的东西的时候，文化资本就是以这种客观化的方式而存在”；第三种就是以体制化的形式存在，这种形式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包亚明主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2～193页。当我们以学术认同感的形式来看待具体的文化资本时就属于这种情况。对布迪厄来说，这种具体化的状态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大部分文化资本都可以从一些事实上推演出来，从基本的状况看，这些事实以及那些可以预测的具体化的东西是相联系的。”〔澳〕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新华文摘》2004年第10期，第119页。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联系在于，上层阶级能够根据其对于高雅文化的熟稔而证明自身的优越地位，而从属阶层的成员则不仅在经济上受制于人，而且在对统治阶级的文化符号的了解上也处于劣势。布迪厄由此来证明社会和教育体制的不平等由此合法化。
受布迪厄启发，伯恩斯坦指出出身于不同阶层及生活于不同社交圈子，会培养出不同的语言模式，低下阶层子女学到“局限性”语言法则，而中产阶层子女用“精致的”语言法则；换言之，低下阶层与中上阶层子女选词、用字及句法等各方面均有显著不同。伯恩斯坦认为，语言与学习关系十分密切，局限性的语言限制了低下阶层子女的思考及学能发展，于是进一步强化阶级差异；这样便出现了阶级再生产的循环。中等阶层子女的语言能力，可以视作一种得到学校认同的“文化资本”，教育制度根本是看重并奖赏中上阶层的“精致的语言法则”。何瑞珠：《家长参与子女的教育：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阐释》，《教育学报·1998冬》第26卷第2期。
有关教育与社会分层方面，我国近来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刘精明与李春玲所做的研究。西方学者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策努力，使中国社会分层出现了一种平等化的趋势，但是刘精明的研究表明“反分层化”的理论在教育机会获得方面是不能成立的。刘精明在《教育与社会分层》中，研究了“文化大革命”对入学、升学模式的影响，其研究重点是透过个人的受教育过程，分析我国社会中接受教育的社会传承模式对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教育阶段的人的影响，尤其是考察“文化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对不同阶段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模式的影响。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学和升学机会的获得仍然受制于根深蒂固的制度和文化因素，不平等的代际传承模式仍然影响着机会获得方面的不平等。刘精明：《中国社会分层·教育与社会分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58～390页。
第四部分社会流动：循环或再生产（2）
李春玲则把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的关系当作研究的基础，她着重分析的是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她的研究主要考察1940～2001年这60年时间里，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经历了哪些变化。她得出与刘精明的研究不同的结论，认为1949～1978年间，由于政策的影响，教育机会从极度不平等到逐渐平等，家庭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对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扭转，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大大上升，如今家庭经济条件对子女教育机会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教育规模的扩大带来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值得关注。李春玲：《中国社会分层·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393～420页。
以上研究主要是采用国外常见的“路径分析”的模式，用定量资料对父母学历、职位等对子女的学历、职位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分析得出相关结论。笔者以为，中国这样一个注重体验、注重个体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