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外来文明-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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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1）（图）
耕获图 佚名 中唐敦煌榆林窟第25窟北壁
627年，开创者唐太宗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繁荣的时代。皇帝富有创新精神的土地改革保证了农业的繁荣，边境与商路都受到军队的保护，贵族与廷臣们有充足的时间从事无聊的事情。依靠发展对外贸易发达起来的商人沉溺于最近获得的情趣中。此图客观形象地描绘了农家一年四季耕田、播种、收割、扬场等生产劳动的场景，反映了大唐盛世的平安祥和，人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安乐生活，手法写实，形象生动传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你的赀财、物件， 货物，水手…… 你由海上运出的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的赀财、货物， 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以西结书》，第27章，第27—32行。 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李姓王朝统治时期的，唐朝帝国的外来物品。中世纪时，唐朝在整个亚洲地区声名显赫，而在远东地区，唐朝的声威至今还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在这里，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唐朝的历史。有唐一代历时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各个阶段的历史又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必须对唐朝的历史进行必要的划分，以形成一个年代框架，这样就便于安排我们所要讨论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这样一种框架结构无疑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为它过多地考虑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的变化，而对于那些没有变化，或者是变化很小的因素，却考虑的太少。所幸的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主要是限于商业和艺术方面，这样就允许我们可以比较随意地以世纪为单位，对当时的各个历史阶段进行一些大致的划分。而且我们也相信，这种划分的结果与实际情况不会相去太远。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2）（图）
西州高昌县手实
唐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长29。5、宽18。1厘米1969年吐鲁番市哈拉和卓39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手实是唐代在基层官吏的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口、田亩以及本户赋役承担情况的登记表册，是制定计帐和户籍的主要依据，每年填报一次。由于吐鲁番地区的居民普遍有利用废旧官、私文书之类“故纸”制作附葬的鞋靴、冠带等葬俗，所以这里的古墓葬区保存下许多像本件被剪成了鞋样的古代文书。该件纪年已残，但唐是在贞观十四年灭高昌设立西州，且贞观以后为避太宗名讳，将“世业田”改称“永业田”。因此，根据文内所称“世业”，此手实的填报时间应在太宗贞观十四年至二十三年之间，即公元640—649年之间。本件与唐代史籍中记载的手实内容相同，说明唐中央政府的政令在西域地区同样贯彻执行。
七世纪是唐朝征服和移民的世纪。最初，李渊父子推翻了隋朝政权，摧毁了那些与他们的情况差不多的，野心勃勃逐鹿中原的对手。此后，又使位于现在蒙古草原的东突厥政权和位于现在东北地区与朝鲜境内的高丽、百济王国屈膝称臣，并且最终征服了西突厥政权和西域地区，即相当于现在中国突厥斯坦的古代城邦诸国的君主2，使唐朝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唐朝在以上边疆地区设立的军镇，使得唐朝本土以外的人和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唐朝这片乐土成为可能。在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唐朝的物价都很低廉，经济也很稳定，这样就有可能将小块农耕地分配给农民，从而为制定出一种新的，稳定的税收制度提供了可能性。这种新的税收制度就是著名的租庸调制。租是由每个成年男性必须交纳的粮食税；调是由家庭妇女交纳丝绢或者麻布（另外要附加一份绵或麻），以此作为家庭税收；庸则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为公共工程所服的劳役，庸也是由家里的男子来承担的3。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3）（图）
文苑图 周文矩 南唐 卷 绢本 设色 纵31。3、 横58。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作品以前被认为是唐代韩作，根据是画上有宋徽宗赵佶题“韩文宛图”及“天下一人”押字等。但据今人考证，此图乃五代周文矩《琉璃堂人物图》的后半部。在文人隐居时所喜爱的乡村风格的背景中，一群8世纪的文人们聚集在一起沉思和评论。其中两人（下、左）在讨论一份写成卷轴的文学作品的优点，一位诗人（下、右）正在构思一首诗歌，陷入了沉思，他的童子正在为他磨墨。这些文人们无法预言的性格与非正统的生活方式困扰着传统道德家，以致一位官员提出警告，认为艺术家是维持良好秩序的威胁。大多数唐朝皇帝不理会这种偏见，相反，他们给予艺术家创作的自由和尊敬，这使唐朝进入了中国历史上文学丰产的豪华时代。画家驾驭人物性格、再现特定情境的功力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五个人物姿态各不相同，并在变化错落中达到了和谐统一。全画着色沉着淡雅，勾线坚凝而多折，是周文矩的“战笔”画法。
七世纪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这时有大批的移民迁入了现代中国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看做是寻求新的机遇的地方，在他们心目中，这里也是有可能存在着大批财富的地方，当然他们之所以涌入这些不发达的地区，也是为了逃避征募、洪水以及野蛮人的入侵4。七世纪又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来自南方的地方士人通过正式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他们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北方旧贵族及其与突厥文化的传统联系作为代价来实现的。在七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即武则天皇后和她的昙花一现的周帝国统治时期，这种变革达到了顶峰5。七世纪也是一个印度文化大量入侵的时期，伴随着印度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的涌入，佛教哲学在这时已经渗透到了唐朝上流社会的生活之中。最后，七世纪还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4）（图）
唐朝的自由
唐朝宫廷的妇女们享受着高度的自由。女子着男装是唐朝，尤其是盛唐时期流行的习俗，无论尊卑，皆为时尚。这件陶女俑（上图）出土于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的盛唐贵族墓葬，着圆领袍服，腰束带，脚穿靴，除未戴幞头外，看上去与男子无异。而公主们则写诗、打马球并介入政治，还经常超过男人。也有些贵族妇女拒绝奢华成为佛教的尼姑，下图即为王妃剃度的情景，比丘尼小心地手握剃刀，婢女或站或跪，双手托盛器，承接剃落的头发。因为人物为女性，按习惯要用布帷遮挡，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八世纪的唐朝历史包括了文人们（杜甫、李白和王维等）笔下的“盛唐时期”和“中唐”的大部分时期。盛唐时期一直延续到了765年6，而中唐则一直持续到了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唐时期是唐王朝从深重的灾难中缓慢地得到复原的时期，而且一场真正的文化复兴运动（以韩愈、白居易和柳宗元为代表）也在这一时期发展到了其顶峰阶段7。以八世纪中叶为界，唐朝的历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我们可以依此将八世纪的历史划分为前后时间基本相等的两个时期。其中前五十年是唐朝处于顶峰的最辉煌的时期，而后五十年则是唐朝逐渐恢复元气和偏离发展轨道的时期。前一个时期就是盛唐时期，它相当于唐玄宗统治的那一段和平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一个时间漫长、富足安定、物价低廉的时代，是一个“天下无贵物”的时代8。这时的人们可以非常便利地周游各地，“南游荆、襄，北至太原、范阳，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千里不持寸刃”9。在这些安全得到保障的道路上，旅客用以代步的工具是骡子和马10。为了将庸调丝绢顺利地从长江口转输到京城，在历史上曾经设计了复杂的运河系统来满足漕运的需要，到了玄宗统治时代，又将这条运河系统加以改进，使它在转输丝绢的同时，也能够运送外国来的奢侈品11。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同时也很快就改变了唐玄宗这位年轻的君主的嗜好。当玄宗最初继位时，他曾经将一大批金银器玩、珠玉、锦绣等珍贵物品堆放在大殿前付之一炬，以使天下人都知道他对这种奢糜之物的鄙视。但是在短短的几年之后，当玄宗听到了广州堆积着大量的外国来的财宝的传闻时，在这种消息的诱惑下，玄宗皇帝开始对昂贵的进口货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不无嫉妒地派人监视外国贸易的情况12。在古老的自然经济统治下，丝绢是正式的价值尺度，它可以来与任何物品—从一头骆驼到一亩土地—进行交换13。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古老的自然经济开始动摇，并最终在731年14被得到官方认可的货币经济取代了。货币经济地位确立的结果，促成了经济状况的空前繁荣，而像扬州和广州这样的商业中心就更其如此15。钱币是商业机器运转的油料，钱币得到认可，为正在兴起的商人阶层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七世纪实行的税收制度这时已经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了：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朝开始实行了一种新的“两税法”改革，这种新的制度规定，每年分两次用钱币来支付税收，以此取代了七世纪时以实物和人丁为主的税收制度。税收制度的这种变化也是正在发展中的货币经济的反映，而且税制的变革也大大鼓励了商人阶层的积极性16。新的金融界不仅代表了商人和中间商的全盛时代，而且也宣告了独立的自耕农的崩溃，唐朝创建初期授予自耕农的小块土地在八世纪时就已经丧失殆尽了。所以除了八世纪中叶的一段时间之外，八世纪是自由的自耕农转变为无土地者和境况凄惨的佃农的时代，也是反对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大庄园主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战争、徭役、以及税收所导致的结果17。
第一章 大唐盛世历史概况（5）（图）
明皇幸蜀图 李昭道 唐代 长卷 绢本 设色 纵55。9、 横51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描绘的是唐代安史之乱时唐明皇逃往四川避难的情形。右下角，明皇骑马从山路飞奔下来，突然看见小桥，马惊而不前。先行的侍从正在一小块平地上疲惫地坐着，队伍声势浩大却狼狈不堪，艰难的蜀道的确难为了这群养尊处优的人。作者因为政治原因而着重加强了春天山岭间的诗意，层峦叠嶂中飘浮着片片白云，树木流水秀丽动人。人物虽然很小，却分毫必现，使人轻易分辨其身份。李昭道擅长青绿山水，官至太子中舍的他，传说直接参加了唐明皇的这次逃亡。 对于新的文人阶层来说，玄宗统治时期是一个胜利辉煌的时代，政治家张九龄卓尔不群的一生，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张九龄生长在酷热的南方，是南方的土著人，是武人和政治家的对头，也是南方人和商人的朋友。然而，文人的辉煌并不长久，同样也正是在玄宗统治时期，特权阶层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特权阶层的胜利是随着李林甫的专权而实现的，李林甫的专权则迎合了唐玄宗希望加强政府权力的愿望18。当专权者李林甫死后，受到他庇护的安禄山（“禄山”，Rokhshan，意思是“光明”）19在河北地区“纯”汉族血统的一些氏族的支持下，立即亲自出兵，发动了反对新贵族的战争。安禄山率领麾下能征惯战的将士，从东北地区进入了黄河流域，洗劫了唐朝的东、西两京20。安禄山的叛乱，使八世纪后半叶成了衰落和毁灭的时代，也导致了唐朝人口的大幅度减少21。八世纪也是唐朝边疆地区形势变动不居的时代：新建立的南诏国（即后来的云南省）的武士们横跨在通往缅甸、印度的道路上，不肯放弃们的独立地位。而在西北边疆地区，则在八世纪中叶兴起了回鹘政权—回鹘人既是唐朝傲慢的朋友，同时又是它的对手。在东北地区，正在兴起的契丹民族（在未来的两个世纪中，他们还不足以构成巨大的威胁）也在逐步侵蚀唐朝边镇的势力。吐蕃人一直骚扰着唐朝通往西方的通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高丽族大将军高仙芝将他们打败为止。但是在天宝十载（751）形势急转直下，高仙芝这位英雄在塔拉斯河畔目睹了自已的军队在阿拔斯朝军队的猛烈进攻之下，被打得分崩离析的境况。此后，伊斯兰势力控制了中亚，大食人也开始在唐朝各地出现了：大食军队曾经帮助唐朝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