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的阴影-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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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进行了充分的新闻报道，结果会是截然不同的！下面这个特殊的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新闻记者们终于清醒过来之后，他们将火力集中到布什的军事法庭上。保守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严厉谴责军事法庭是布什“专制权力的袋鼠法庭”。其他批评家也指出，这样的法庭将损害美国在海外的声誉，从而丧失占领了的反恐战争的“道德高地”。新闻媒体持续不断地批评，迫使政府对其方案进行了一些修改。修正后的军事法庭案，改变了其完全秘密的审判方式。但是，仍然禁止任何上诉行为。
所有这些现象中，最令人不安的并不是政府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公众坦然地接受了那些限制。民意测验表明，70％的美国人愿意为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牺牲一些自由，因为他们都听说这场战争要持续几十年。只有另外的一部分美国人担心，政府将过度限制普通美国人的权利。人们普遍能容忍对移民和少数民族采取措施。在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发现，82％的回答者支持政府扩权，甚至拘留合法的移民；49％的人赞同给阿拉伯裔美国人颁发特殊的身份证。哈里斯通过美国国家新闻网与《时代周刊》，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结果31％的答卷者认为，阿拉伯裔美国人应该被拘留在营地里。
假如真的这样做了，布什政府和一小撮喜欢卖弄风情的市民，将重现美国现代史上最可耻的插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集中营里拘留了约11万美国籍的日本人，1。1万名美国籍的德国人与3000名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拘留没有别的其他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种族背景。布什总统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声望，在“9·11”事件之后的几天内，就立即敦促美国人，对美国籍的穆斯林应表现出宽容的态度。但是，就在同一时期，他的政府部门却积极采取了行动，践踏了约1200名非美籍公民的权益，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地方监视起来。实际上，是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拘留了他们。这种做法，使现在的非美籍公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辜的被拘禁者的处境，根本没有什么区别。布什政府不仅不允许这些被拘留的人与律师接触，而且还拒绝认可他们。另外，还有5000名美籍阿拉伯人和美籍穆斯林被筛选出来，接受警察调查。然而，总统却宣称：“我们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此时此刻我们正处于战争之中。”
把自由想当然所有男人生而平等
美国人对这种威胁我们自由的行为，为什么视而不见，听之任之？这是否因为我们长期享受了足够的自由，已经对它习以为常，不再感到它的珍贵，不再怕失去它了呢？是否因为被恐怖攻击吓得惊慌失措，以至于我们现在愿意以失去自由的代价来换取一时的平安？我们是有过这样的历史，在国家受到威胁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甘愿接受对于我们自由的限制。20世纪20年代的帕默袭击和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都受到过广泛的支持。但是，对于眼下自由所受到的限制，我们是否应当意识到，这种限制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呢？詹姆士·麦迪逊曾经说道：“一个要当家作主的民族，必须用知识给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不幸的是，美国人对于政府的了解大多来源于新闻媒体，而大部分媒体都不能够突出这种威胁的迫切性。然而，我们还是缺少一种更深层次的教育，从而使我们变得无知。
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最近能说明这个论点的事例来源于2002年5月，当时大约2。3万名学生参加了联邦政府定期举行的历史知识考试。在高中生必须回答的多项选择题中，有一道题是这样问的：
“哈莱姆复兴”是指什么？
（1） 60年代的城市复兴项目
（2） 重建过程中的美国黑人在政治上的收获
（3） 50年代的一种宗教复活运动
（4） 20年代美国黑人在艺术、文学，以及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
正确答案为（4）。12年级的学生中，仅有10％的考试成绩达到了良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生已经或者即将到达投票的法定年龄。教育家黛安·拉维奇将这一结果痛斥为“糟糕透顶”。在1995年一次类似的考试中发现，12年级中，有一半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冷战”。
美国人对于自己历史的无知，不仅限于事实和数字，还包括一个更深层次的概念性盲区：我们未能意识到，我们今日享受的自由，是我们的先贤们经过艰苦卓越的奋斗而得来的。我们的先贤们经过奋斗消灭了奴隶制，将投票权扩大到公民中的穷人和妇女，抵抗了麦卡锡主义与其他警察权力的扩张行为等。我们的历史证明：自由是进步的产物，但它永远都是那么的脆弱。假如不小心翼翼地保护它，就有可能毁坏它，失去它。
我们的许多无知，是由于我们美国人学习历史的方法不当造成的。我们的学校和公共舆论，只向我们传播了一种简单的童话般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全面的、复杂的历史真相。我们的先驱者们高喊着“我们的生命、财富和神圣的荣耀在这里”的誓言，开拓了这块美洲的新大陆，谁能否认他们的聪慧和英勇，谁能否认他们是英雄？
这并不是哗众取宠的宣传，确实许多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人，都献出了他们可贵的生命，或者牺牲了他们的财富。他们是勇敢而勇于实践的理想家，他们不但能够对人类的本质得出精辟的理解，而且他们崇尚自由思想并富于创造力，比阿克顿伯爵发出的忠告还早100年，他们就已经深刻领会了他告诫之中那些永恒不变的真理，即“权力容易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地腐化”。他们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制定出了社会法则和机制，并不断实践和完善这些法则和机制，包括对政府各个部门的监督和制约、划分教堂与政府的职能、用《权利法》限制政府对公民过分的实施权利。这些法规与机制将保护神圣的自由不容侵犯。人类都有不可避免的固有的弱点，它每时每刻驱使着政府的官员们企图侵犯公民的自由权利。这些文明进步的创始人是人类中的巨人。但是，归根结底他们仍然属于人类，同样容易受到利己主义的影响。而且，任何行为准则都难以脱离历史的局限性。因此毫不奇怪，他们创造的政权体制，在某些方面，同样限制了人类的民主和自由。这些人就像他们自己的属性一样：男性、白种人、富人，代表了他们自身阶级的利益。那些被他们的法则限制与被驱逐的人，对他们敢于抵抗的人，在美国的历史上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社会的影响时至今日。
所有传奇的含义，都体现在下列格言里：“所有的男人生而平等。”这句话包括的范围很广，对于18世纪的人来说，毫无疑问是合理的，但是，它却忽略了人类的另一半人的权利。妇女被剥夺了投票的权利，直到又过了150年，美国的妇女才基本上获得了这个权利。在新的民主主义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这么受欢迎。尽管，这个词语并没有提到肤色上的差别（后来的公民权利活动家们利用了这个事实），事实上，那些被作为奴隶带到美国大陆的黑人和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都被强行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为了人口普查的需要，宪法确实将黑人定义为3/5的人。南方佬们坚持这一策略，因为它有利于他们在国会中获得席位。对于这种极端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今日，美国人都是不能公开承认它的合理性。当大量的财产仅属于占总人口3％的富人拥有时，要想担任重要的公共职务，必须是非常非常富有的人。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潘恩都提倡男性公民有投票权，但是他们输给了约翰·詹姆士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因为后两个人坚持认为：“拥有这个国家的人，都应该有权利控制它。”
从美国历史的传统教科书中，今日的美国人几乎无法了解到，我们美国人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令人不安的历史片段。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学校里，每个小学生所听到的都是帕特里克·亨利响亮的誓言：“无自由，毋宁死。”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亨利也曾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奴隶主，在《独立宣言》上签名的先贤者中，几乎有一半人都曾经拥有过奴隶。华盛顿史密森学会的学者詹姆士·洛温在1995年出版了一本发人深省的著作：《老师教给我的都是谎言》。在那本书中，他分析了12本美国高级中学广泛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在那12本教科书中，只有2本书提到过亨利拥有奴隶的事实。只有6本书注明托马斯·杰斐逊曾经是个奴隶主。虽然拥有过奴隶是事实，但丝毫不能磨灭杰斐逊对于美国民主所做出的伟大贡献。不过它也表明种族主义确实在美国人的心中根深蒂固地存在。如果我们最伟大的理想家都被它感染了，那么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里的每一个普通公民，又有谁能够幸免呢？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公民权利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后，媒体才开始比较真实地反映美国黑人在奴隶制时期所遭受的苦难。但是教科书仍然将奴隶制描写为几乎是自然发生的产物，白人的压迫者角色仍然模糊不清。虽然在20年代美国的南部，私刑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有一本教科书展示过任何一张反映私刑的照片。当洛温试图在他出版的著作里刊登一张这样的照片时，密西西比州的检察官就禁止出版他的书。随后，这个官司打到了法庭上，一名检察官接受了有私刑发生的事实。但是他争辩说，根本没有必要详细叙述这类不愉快的事情，因为那些都是很久之前发生的陈年旧事了。后来，那个赞成这本书的法官问道：“这是一本记载历史的书籍，难道不对吗？”
实际上，历史上与美国土著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同样被隐瞒了。小学教科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基督教徒的前辈移民发现了一片土地，那里稀稀拉拉地居住着原始的，但非常友好的土著人。土著人向移民们讲授捕鱼和种植玉米的方法。开始，移民们很感激，邀请土著印第安人参加他们的感恩节聚餐。感恩节现在仍然是美国人最重要的节日。白人尽力教化印第安人，但是印第安人却拒绝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攻击白人，剥头皮是他们最喜欢用的手段。无奈之下，白人进行反击，居住在西部的美国骑兵也帮助他们反击。乔治·卡斯特曾经战败于小比格霍恩河，但是印第安人最终还是被征服了。他们被安排在专门的地域里居住，他们只不过是美国历史进程中的牺牲品。
菲利普·谢里丹对于当时情况持比较现实的观点，他是19世纪的一位陆军将军，致使他出名的是他的名言：“最好的印第安人，就是死去的印第安人。”谢里丹写道，印第安人与白人开战的原因是，“我们抢走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生活保障设施……谁能容忍这种被剥夺的凄惨。”偶尔，白人也会玩弄一些手段，试图使这种众目昭彰的盗窃行为合法化。1830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承诺在西部为印第安部落提供新的居住地，以换取白人想得到的南部土地。但是，西部的阿拉巴马州、密西西比州与乔治亚州宣布，印第安部落政府为不合法政府，掠夺了被他们早已垂涎三尺的土地。印第安部落向法院控告他们的举动，控告他们违背了部落与华盛顿达成的协议，最高法庭受理了部落的控告，表示应当尊重印第安部落的权利。但是，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却蔑视法庭的裁决，竟然敦促部落修改签约，目的是要将他们迁移到西部更遥远的地方去。1869年，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承认，“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交往的历史是一段不体面的历史，它记载了他们违背诺言、撕毁协议、谋杀抢劫等暴行坏事。”
在这些背信弃义行为的后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那就是当初创立美国的民主思想和制度时，差一点就利用了土著美国人的原始资料。1754年，当富兰克林试图说服殖民地领袖们，团结起来与英国的统治者作斗争时，他援引了易洛魁美洲土著居民联邦的例子，该联邦是由6个易洛魁国家组成的一个长期存在的民主自治的联盟。根据我们的史书注释，美国的创始人借用了古代希腊人和欧洲思想家的哲学观点，但是没有提到易洛魁联邦的影响。而易洛魁联邦的影响，已经清楚地体现在联邦和宪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