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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丑陋的中国-第2部分

小说: 丑陋的中国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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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普遍接受的美德,实际上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后丧失了,需要努力去重建。 《国际先驱导报》:您目前的工作状况如何,听说您和太太一直在推广一种由您首创的结婚证书,里面有八项婚姻盟誓,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 柏杨:我现在比较固定的工作就是给香港的《明报》写写专栏文章,此外暂时还没有什么大的计划。 至于结婚证书和八项盟誓,实际上也是我所坚持的“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以及“我们要活得有尊严”的一种具体体现。 我的观点是:我们要做一个有尊严、也尊重别人尊严,有诚信能力、也是有包容别人能力的人。而这首先可以从家庭和婚姻去努力。我推广的八项盟誓主要包括:夫妻也应该做朋友;夫妻之间,父母与孩子之间,决不使用暴力;不论收入高低,夫妻在经济地位上完全平等;父母不应把孩子当作实现自己希望或炫耀的工具;夫妻要把对方的父母当成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我这两年经常给一些新婚夫妇证婚,他们也会在婚礼上承诺信守这些盟誓。


书评谈中国人的尊严(2)

    在与柏杨交谈的过程中,凡是有他记不太清楚的地方,张香华女士都会在一旁或柔声提醒或嗔笑他记性差,关于这次出书,关于俩人的恩爱生活,则更多的是由香华女士来半开玩笑半叙述。     
    俗人柏杨——没有一点经济头脑     
    记者:柏杨说这本《爱情毒药》是您一手策划出版的,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做这么一本书?     
    张香华:这本书绘画者李淑玲是中国时报插图画家,与我们也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她曾为柏杨一些文章配过插图。一天她说想为我的诗配图出本书,我说与其为我的诗作画,不如为柏杨的文配图更会引起人们关注。我的诗能表达的她的画不见得能画出来,而她纤细幽默的风格与柏杨的老辣相得益彰。于是他们二人就在《我们要活得有尊严》一书中进行了首次图文书的合作,当时没《爱情毒药》这么多图。     
    记者:您作为小有名气的诗人,当年曾写过许多好诗,那首为柏杨写的《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尤其让人瞩目,如今停笔却当上了他的“经纪人”,您怎么看这件事?     
    张香华:他一点经济头脑都没有,出版作品就凭一句话往往连合同都不签,这样下去结果肯定会弄得不欢而散的。有一次,有人给他一份合同,他看都不看就签了,我一看原来上边写着对方可以无偿地出版他的作品……所以我只得赶鸭子上架为他四处奔跑出版事宜,甚至代他签售。     
    记者:柏杨每天的日常安排怎样?     
    张香华:随心所欲吧,不是说人到了七十岁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吗。不过最近他非常忙,这个月都成了柏杨月了,李行拍了电视剧《莲》也杀青,还有中央大学组织的国际研讨会,远流出版他的全集。平时他不出门时还要写作,他口述,秘书记下来,他再改十遍八遍,通常是给香港《明报月刊》写的约稿。     
    情人柏杨——相识几个小时他就送来了求爱信     
    记者:您同柏杨结婚二十多年了,怎么看他?     
    张香华:那要看哪个阶段哦——     
    记者:最初的呢?     
    张香华:我最初认识他时觉得他身心都蛮健康,当然不是指“大力士”那种健康,也不是刚当选州长的阿诺那种,而是感觉他对人生有很大热情,因为通常曾关在狱中的人都很软弱颓废。     
    记者:什么时候认识他的?入狱前还是后来?     
    张香华:当然是他从狱里出来后了,以前也知道他的大名,后来听说他出事了,再后来就没信儿了,以为他被枪毙了。结果1977年他从牢里出来了,我当时在学校教书,一个教授说安排吃饭,要介绍我们认识,我一想他那些犀利的文字就有些担心,我说不想去了,他那么伶牙俐齿我可说不过他,结果一旁有学生说又不是一定要你嫁给他,人家还说不定看不上你呢,就去了。     
    当时觉得他非但没那么可怕,反而有好的印象。     
    记者:他当时对你是什么印象?     
    张香华:哎呀,当天分手不到几个小时他就派人送了封信到我的学校,动作那个快呀……     
    记者:写什么了?     
    张香华:这个就不说了吧。于是就交往下去了,差不多半年吧,他向我求婚,我有一点犹豫,时间太短,我搞不清他到底有什么缺点,朋友也担心他关在牢里那么久会不会脑子有问题。     
    笨人柏杨——我们只算中下阶层     
    记者:20多年来最初的柏杨与现在是一个人吗?     
    张香华:这其中有重叠的也有不同的了,比如我以前一直以为他很能干,你想,他在牢里又能缝又能补,没有烟还能捡烟头自己做香烟,没有洋火,他可以借着阳光用类似玻璃片的东西点着火;头脑也很好,又有热情……可是很快发现他是个大白痴,有时他要帮忙做什么我不敢让他帮,越帮越忙,什么也不会……     
    我也是个没有数字概念的人,前一段在苏州有两个晚报记者问我一件事,我拿出随身携带的本子查,发现上面写着“1968年入,1977年出”,我就怎么也想不起来“入”什么“出”什么,还让人家帮我造句,最后想了好几个钟头才猛然想起来是柏杨入狱出狱的年代,我对数字太恐惧。     
    记者:柏杨一生著书立说不断,在台湾你们家庭算是哪个经济阶层的?     
    张香华:柏杨写的东西不少,但他不是畅销书作家,不同于《上海宝贝》那种或琼瑶的爱情小说,他是有责任感的人,比如他译的《资治通鉴》。非常中肯地说,我想我们属于中下阶层,因为在这个社会,有钱人太有钱了。但我们又不是穷苦,基本的生活态度就是不要随便膨胀,虽然物质这么丰富。     
    记者:柏杨对金钱是什么态度?     
    张香华:他是个大来大去的人,钱还没到口袋里他就敢用,我就比较中庸,欧阳修的母亲那种治家态度非常好,她儿子当大官与否她都那样。我的衣服一般都是菜场货,但穿出来会非常好看,不会花很多钱买名牌。他喜欢买电脑、扫描仪、录影仪什么的,其实根本不用,也没地方放。我经常说他,有的时候他还“挣扎”,但我不给他吵架的机会。哈!     
    记者:您说这些话时柏杨先生在做什么?     
    张香华:他在偷听……哈!可他一直认为“他在照顾我”。孩子们都长大了,都在外地,我家中有一只跟了我们二十几年的叫熊熊的猫不久前老得实在不行了,我们就抱它去打了一针,从此我们再也不能接纳别的宠物进入这个家庭了。


序吴刚伐树我洗缸

    ———为大陆版序    
    柏 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序酱缸国医生和病人(代序)

    话说,从前,有个“酱缸国”,酱缸国里每天最大的事就是辩论他们是不是酱缸国,而最热闹的事就是医生和病人的争执,结果当然是医生大败。大概情形是这样的──    
    病人: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大摆筵席,你可要赏光驾临,做我的上宾。我的病化验的结果如何?    
    医生:对不起,我恐怕要报告你一个坏消息,化验的结果就在这里,恐怕是三期肺病,第一个是咳嗽……    
    病人:怪了,你说我咳嗽,你刚才还不是咳嗽,为什么不是肺病?    
    医生:我的咳嗽跟你的不一样。    
    病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钱,有学问,上过大学堂,喝过亚马逊河的水,血统高人一等,是不是?    
    医生:不能这么说,还有半夜发烧……    
    病人:不能这么说,要怎么才能称你的心、如你的意?半夜发烧,我家那个电扇,用到半夜能把手烫出泡,难道它得了三期肺病!    
    医生(委屈解释):吐血也是征候之一。    
    病人:我家隔壁是个牙医,去看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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