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7-五月花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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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为必须有人经营这个本来由布鲁斯特父亲居住的庄园老屋，这种观点便显得更有道理。
在布鲁斯特重归故里一或两年后，大约在他26岁时，他与玛丽结了婚，玛丽的娘家姓氏不详。过去曾有人煞费苦心（也有草草了事的人）地考证过她的家谱，甚至有人猜测在1593年8月12日在斯克卢比出生的、一般被公认为是布鲁斯特的长子的乔纳森之前他们还有个孩子。1593年也是一项针对清教徒和分离主义者的强硬法案通过的一年，该项法案以严惩那些坚决不去官方教堂的人们相威胁。
任何年满16岁的人，如果拒绝或怂恿他人拒绝女王在对神信仰的问题上的权威，或劝阻他人去教堂，或者被政府发现假借宗教名义组织非国教的秘密聚会或集会的人，一旦定罪，必须入狱，不得保释，直到他们认同国教并到教堂做弥撒。
该法案以“永久性的流放”相威胁，即使离经叛道者能够从流放中迷途知返，死后也“没有神父送葬”。三个分离主义领袖被处死，有证据表明，三人中的约翰·彭里曾是布鲁斯特在剑桥时的同窗。
伊丽莎白的那些令人纳闷的微妙之处使得人们对这项措施做出几种不同的解释。“她的宗教定位可能是对各宗各派妥协合作的修修补补的结果，但是英国教会已经深入人心，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尊崇和爱戴”是一种说法。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即使凭她的治国本领也无法限制在“百家争鸣”中的各种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那些分离主义者。这些人的组织是一个极端主义组织，他们认为英国国教的天主教成分太多，而且安息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要求将英国教会从大教会完全分离出来。
1594年，布鲁斯特的哥哥詹姆斯被任命为斯克卢比的主教堂Sutton－cum－Lound教堂的牧师。他素来以在保守的教会中的叛逆著称，并在选择自己的助理牧师时注重和自己有相同观点的候选人。这样就形成了他属下的信众倾向于分离主义的态势。
布鲁斯特是从历史的后台走出来的，而且同样是在一个香火兴旺的家族中长大的。一份家族表认为布鲁斯特这一辈有9个孩子，其中3个名字都叫詹姆斯。他们似乎住在斯克卢比或在周边地区，有几个可能有执掌教会的职位。
多年后，威廉和玛丽有了一个自己的大家庭。除乔纳森之外，后面又生了5个孩子。其中的一个无名的孩子可能出生在荷兰，但出生不久便死去了。其他的孩子则都有一个响亮、有些怪异而有韵律的名字：佩兴丝（生于1600年）、费尔（生于1606年）、洛夫（生于1611年）和瑞斯特林（生于1605年或1614年）。（译者注：这些名字的依次顺序为：耐心（Patience）、恐惧（Fear）、博爱（Love）和摔跤（Wrestling）。）他们都是些身体强壮的孩子。后来的经历证明，他们的身体必须结实才行。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1）
当年每天走在正北大道上的那条为小镇斯克卢比解了无名之忧的车水马龙现在已经隐入无声的历史烟云之中。今天，人们只能靠想象去重现昔日的辉煌。我向马尔克姆·迪尔比请教当时旅行的情况，当时路上交通繁忙的程度。“路上的人多不多？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想象当时的老百姓与外界接触不多。不过，我们必须考虑当时肯定有集市，还有一定程度的贸易，另外，当时还有向城镇涌去的移民。当时有一些被奴役的人，只要他们逃脱枷锁，到城里避一年的风头，就可以转成自由城镇居民。但是，至于这些移民中社会地位最低的是些什么人，我就不得而知了，很多人由于家庭的联系、职业和其他因素按兵不动。”那个年代，大部分的行人是徒步的，他们中有的也许是朝圣者；小贩们将这条大路作为动脉，从这里转到凹凸不平的通向象布利斯和马特塞的小村子的小路，到那里去兜售货物；成群的手艺人——木匠、石匠、泥瓦匠背着工具找活干；农夫赶着牛，带着鸡鸭去赶集；离乡背井和天生乐观的人们向远方的伦敦走去。
路上还有骑马的人：传送官方文件的信使在各个邮站之间快马加鞭，布鲁斯特和他在这条大动脉上的邮政同行们都备好了良马。骑马飞奔的信使在一个缓慢凝滞的背景中一定是个颇具戏剧性的人物，他们低着头，斗篷飞动，坐骑气喘吁吁。路上还有骑着马但走得更加悠闲的人们：他们是些做买卖的生意人；还有带着佣人和保镖的有封号和家财的人。
他们与斯克卢比的接触一定很实在。他们像今天路经此地的人们一样，都能看到那座圣·威尔福雷德教堂。
这个教堂是以7世纪时约克郡大主教的名字命名的。教堂15世纪初建的广场上的基座支撑着一个高高的尖塔和4个小尖顶的教堂方塔，象征耶稣受难时身上的5处刑伤。教堂的钟声曾经召唤过年幼的威廉·布鲁斯特去做弥撒。教堂西面的装有德国式窗户的通道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教堂前院附近的更像是一个民居的“牧师老屋”也可追溯到16世纪，但是由于现代化的翻新和扩建，这座房子与布鲁斯特那个时代的小小的草屋几乎毫无相似之处。
教堂内部有一种任何一座英国乡村教堂都有的那种一成不变的样式，一种古旧、持久不变和坚实的气氛。在这种环境中，往事似乎就发生在眼前。尽管许多其他东西都发生了变化，故人就像任何今人那样都曾经注视过这一面面厚实的石墙、刻有精美雕刻的栏杆和座椅——这些雕刻线条流畅，就像深色木料上的故人手迹——所有这些在布鲁斯特的眼中的感觉和在我们眼中的感觉是一样的。两把有精美雕饰的座椅还在那里，但是那可能是古时候特为麻疯病人安排的座椅。至于钟塔里的钟，其中的一座是新铸的，另一座是1647年安装的，另外两座分别刻有1411年和1511年的日期。
但是，眼前的这个地点有一点骗人之处，因为1610年时的教堂内部不是这个样子。
1864年，这座教堂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内部拆除和重建。在维多利亚时代，出于一个非常合理的原因，大多数的教区教堂都曾做过非常彻底的改建。宗教改革运动之后的英国教会曾为神职人员的短缺大伤脑筋。他们经常让助理牧师主持弥撒，斯克卢比的教堂正是照此办理的。其结果是教区牧师和教区的信众渐渐疏远了，所以无法看到社区的结构变化，但当19世纪上半叶的“卫理公正教会运动”从英国国教那里吸引走许多人之后，他们采取的唯一的对策是对原先的计划作一次重大的改变，为每一个教区安排一个住在信众社区里的牧师。
在1608年，教堂更引人注目的关键在于外部形态而不是内部装饰。教堂内部可能有橡木长凳和一面将听众席和圣台分开的帏帐。内部结构必须对称——也就是说教堂里必须有一条北通道和一条南通道。地面几乎可以肯定是泥土地。中世纪的洗礼盘（现已转给芝加哥）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们重新设计教堂设置时被弃置一边。维多利亚时代的官员追求尽善尽美。假如某样东西出于任何原因被损坏了，他们会用一种完美的新样式及时替换。在他们的思路里没有其他的选择。讲经台应该是橡木做的。正如多尔比指出的，各地教堂的修复工作是照猫画虎，信者为真。巴伯沃斯教堂已经完全按照维多利亚的样式修复。假如理查德·克利弗顿从400年前来到这里，他在评论外景时会说：“这正是我的教堂”，但一到里面，他会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在巴伯沃斯，另一个在剑桥接受了罗伯特·布朗影响而建立了主导思想的名叫理查德·克里弗顿的人已经在AllSaints教堂里做了十余年的教区牧师。他的讲经说道一定充满了布朗的纯洁性和力度，因为人们开始从远道而来听他讲经，布鲁斯特一家人也在其中。在教堂的方塔的指引下，他们越走越近。也许他们是骑着马来的。也许他们是从小路和草地上徒步而来。巴伯沃斯只有96个居民，距斯克卢比约7英里。从特色上讲，它们的教堂很相似。克里弗顿是一个“严肃而受人爱戴的牧师，通过他的刻苦和不懈努力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接受上帝这个信条已经转变了许多人”。
1598年，布鲁斯特在一个宗教事务法庭上因“不定期去圣·威尔福雷德教堂做弥撒”而被“点名”，大概是因为他去巴伯沃斯做弥撒的缘故。他的缺席引起了当地为约克郡大主教供职的神职人员或告密者的注意。这件事可能对他本人和他在庄园的那份有油水的差事都有危险性。不过，他不是可以劝回头的那种浪子。
1602年，一个12岁的小家伙加入了弥撒团。约克郡南部边界对面的奥斯特菲尔德村的威廉·布拉德福德得走10英里或11英里的路，从正北大道经斯克卢比，穿过兰斯凯尔的十字路口，然后经过巴比穆才能来到巴伯沃斯。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当他到了那里，他看到了自己的主导思想。
他的父亲于一年后去世。他是祖父祖母抚养长大的，在那以后，由叔叔们照管，尽管布鲁斯特好像成了他的义父。这两个后来为今天的一个世界强国构划蓝图的重要人物在这里碰到了一起。
其他的新派牧师离那里也都不远。在盖恩斯伯罗，那是一个从斯克卢比过去只能坐特伦特河上的摆渡船才能到的地方，有一个名叫约翰·史密斯的牧师。他早年的生活记载不详，反推上去不是件易事：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名字在当地四周很常见。他也曾是一个剑桥的学生，1600年，他被任命为林肯城的牧师讲师，但两年后因“笑话连篇”和“奇谈怪论”被解职。他于1602年或1603年来到盖恩斯伯罗。1566年到1602年的教区牧师名叫约翰·杰克逊，他是一个识字但能力平庸的人。1602年，哲罗姆·菲利普斯接替了他的职位，他在那里一直干到1608年，后由亨利·克利福德继任。杰克逊的办公室拮据的财政状况为任命史密斯铺平了道路。菲利普斯本人平时不干事，坐享从教区信众那里募来的收入，心里挺满足的。这使得史密斯能够在这个宗教团体中的更加虔诚的信徒中间树立一个精神领袖的形象。史密斯这个人的智慧和影响力比起评论他的人有时将他贬低的形象要高大。
也许，史密斯在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指导正是当时斯克卢比的人们正在寻找的精神指南。不管怎样，因为盖恩斯伯罗的庄园主的家族过去都信清教，所以他的观点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容易在当地传播。庄园主的父母都是坚定的清教徒，曾在“血腥玛丽”执政期间在自家的房子里召开秘密的宗教集会。他的父亲曾被逮捕入狱，被释放后，携妻逃亡海外。布鲁斯特当上斯克卢比邮政局长的时候，他的母亲仍然健在。史密斯那时就已经为60到70个盖恩斯伯罗居民讲经说道了。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皇位由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继承，他同时成为英国的詹姆斯一世。
到了1603年，新国王的子民中已经有许多人对他们被迫加入的英国教会非常不满。
《五月花号》 第一部分庄园老屋（2）
清教徒是在生活作风上比其他人更接受新教理论的影响，也是比其他人更关心教会改革的那些人。在1603年，希望解散教会、甚至建立一些没有主教的国教教会的新教徒不是很多。那些在伊丽莎白执政的晚年宣扬过上述极端观点的人们都曾被重重地惩罚过。当然，有可能接纳持一些极端观点的清教徒，但是，假如这些人的确存在，他们一定都非常小心，没有在当局面前暴露自己。
毫无疑问，这种伪装把许多散落在各地的、包括斯克卢比在内的小弥撒团掩护得非常好。
1604年，詹姆斯在汉普顿宫召开了一个大会，著名的宗教人士和改革家参加了这次大会。就像宗教改革运动本身一样，这次大会对各教派对教义的不同理解未作限制，而且詹姆斯很可能对清教徒的请愿持同情态度。那是一个微妙的局面：传统的教会已根深蒂固，世袭的贵族反对改革。汉普顿大会过后，詹姆斯觉得改革的计划已被与会者接受，所以对清教徒不断提出的请愿颇感厌烦。1604年9月，詹姆斯公布了141项条例，他宣布清教的神职人员必须遵守这些条例，否则将以“渎职者、顽固不化和藐视国王，不得继续留用”为由作革职处理。
现在的形势对清教徒们已经非常清楚，他们非但无法从内部改革英国教会，而且英国根本就没有他们的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