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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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刻把扬子公司恢复，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也给放了。孔令侃被宋美龄带回南京，不久，宋美龄便安排他乘飞机到中国香港，再飞往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扬子公司从此搬到美国迈阿密海滩重新开设起来。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危难之际太子出马（2）
消息一出，没多久上海物价又开始飞涨，金圆券又都开始大量抛出市面，人们又开始非法囤积物品，上海经济市场逐渐失控，上海失控，牵动全国，哄抢、闹事、歇业、倒闭、示威游行层出不穷，再加上国共内战一连串的失利，国民政府的情势雪上加霜，翁文灏内阁宣布倒台，主张币改、主持起草、“一个法令、三个办法”的财政部长王云五被撤换，限价令取消，黄金白银外币恢复持有，财货登记申报无人提起，金圆券威信扫地，国民政府只有加倍大量印制钞票来补这大烂洞。
宋美龄的放“虎”归山，给蒋经国的“打虎运动”以致命一击，蒋经国深感有心“改革”，无力回天，愤而辞去“上海经济督导员”的职务。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他认为，“蒋家王朝”就是被这批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推向灭亡之路的。蒋经国后来对朋友说：“上海经管的失败比济南失守的后果更为严重。”
受此打击，蒋经国把自己关在房门内谁也不见，整日以酒浇愁，最后拖到1948年11月1日发表了一篇声明，在声明中表示：“在70天的工作中，非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深了上海市民的痛苦”。“蒋青天”终于于5天后黯然离沪，返回杭州的寓所，一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行动”，就此不光彩的落幕。上海《大公报》在当时曾发表了一篇名为《打虎赞》的社论，其文云：“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猪突沸黄浦”，“雷声过后无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但毕竟“打虎行动”只是一个小小的事件，比起来，当时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陷入的困境，王朝政权岌岌可危。这才是蒋经国心里最担心的“大事”。
这时的蒋介石，面临政治军事的双重困境，又在考虑“以退为进”，准备第三次“下野”了。下野之前，蒋介石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所谓“未雨绸缪”，蒋介石已经在为“党国”预设退路了。但蒋经国得到任命却没有去上任，而是紧紧追随在父亲左右，开始全面地、直接地参与国民党上层的军政要务了。
1948年底，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开始安排后路，为以后退踞台湾进行一系列人事安排。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1949年1月5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为“代总统”。
但蒋介石是退而不隐的，实际上其依然掌握着所有的军政大权。他交给蒋经国两项重要任务，一是监造定海机场，二是台湾现在经济困难，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和白银全部转移到台湾。接令后，蒋经国与陈诚二人分头行动。蒋经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催促国民党空军总部，突击把定海机场修成了，以此为基地，出运空军接应和掩护。
至于运送这些黄金白银，则是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瞒住了代总统李宗仁。但是，尽管此事做得极为秘密，但还是被李宗仁知道了，李宗仁立即将俞鸿钧撤免，委任财政部长刘攻芸代理中银总裁。然而3个月后蒋经国又拍密电将已至香港的俞鸿钧召回，利用他的关系，瞒过李宗仁和刘攻芸，将剩余的黄金、美钞又运回台湾。李宗仁发现时已经迟了，李宗仁大动肝火，知道蒋氏父子是存心拆他的台，为此，力争数次，要求将运往台湾的黄金、美钞运回。然而，对逼他下台的李宗仁耿耿于蒋介石均置之不理。蒋介石运往台湾的黄金277。5万两，同时运走的还有1520万块银元。另1537。4万美元存美国联邦银行的国民党政府账号。
这批黄金后来在台湾发挥了重要作用。连蒋经国自己也承认：“如果说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况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话说：‘无粮不聚兵，’如果粮饷缺乏，军队给予就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为“接班”时刻准备着（1）（图）
一位“总统”父亲与一位“总统”儿子，一个专制，一个民主。
1950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职务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主管监督筹划情报业务，负责对大陆的特务派遣和指挥。蒋经国也不负父望，将军中政工制度彻底改造，在军中恢复国民党团的活动，由党员出任辅导长，各级军官的命令均需得到各级辅导长的签署始得生效，以严格贯彻对军人的教育、监督以及反情报工作。1952年10月，蒋经国以“总政战部”主任的身份在台北近郊的北投复兴岗宣布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以取代过去失败的三青团组织，这个组织以号召各校学生青年参与“革命救国”为目标，深入各个学校。 寒暑假期间，“救国团”举办各种军事战斗的研习营，让青年怀着革命朝圣的心情深入山间乡野，告诉青年们要以服务人群为自己的远大志向。因此，“救国团”组织的青年服务队会到偏僻的农村为孩子们提供义务教学，为老人们提供娱乐，或写信慰问前线战士。这些工作的目的都是在使青年们由献身服务人群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正直廉洁的性格，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在引导青年们青春叛逆的本能进入追求社会正义的热情与实践中，“救国团”同时也灌输应对“领袖”毫无条件服从的观念。这套心理训练的技巧使得青年们成为“政治领袖”忠贞不贰的捍卫者，深深影响了一整代的台湾青年精英。而蒋经国对“救国团”亦很重视，在1973年才卸下主任一职。期间他被称作“青年的导师”，颇受青年学生的欢迎。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1952年11月，蒋经国的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正式开学。蒋经国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政工干校变为第二个“黄埔”，把复兴岗变为“龙飞之地”，干校学生就是“太子”门生，以后脱下军服就是他掌权的班底。学校标榜信仰伟大领袖蒋介石和“青年导师蒋经国”，“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的政工干部。这所学校的毕业生日后不仅进入军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同时也被分配到新闻、文化、出版、电影、表演团体等机构，重新塑造了台湾的意识形态。 但尽管蒋经国表现强势，但是在其走向权力巅峰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障碍。那就是宋美龄。蒋介石虽早已决定交棒给蒋经国，但宋美龄与蒋经国的斗争中，蒋经国不一定占上风，而大家长蒋介石也不时要让宋美龄三分。在国民党党务改造中，宋美龄更是硬把蒋介石的决定逆转。 1953年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展开党务改造。隔年进行“中央”委员党籍总检查，蒋介石指示要开除始终未归的“中委”，结果党部签报上来孔祥熙、宋子文等13人。当下属把公文送交蒋介石核定，结果第二天宋美龄就召见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对孔、宋将被除名表达极度不满。隔天，周宏涛将此事报告蒋介石，大老板要他以后不要把尚未决定之事告知宋美龄。之后，蒋介石又问周宏涛，蒋经国是否为中央检查小组的成员？事实上蒋经国并未列名其间。据周宏涛此后的推论，蒋介石这样问，是宋美龄疑心开除孔宋是蒋经国的主意。最后，蒋介石把他原本已核定的开除案收回，改为“如无附匪及不法言行者，准予补发新党证”，保住了孔宋的党籍。 1950～1960 年间，蒋经国已充分掌控了军内的政治思想、军情机构和青年组织，加上1950 年由陈诚执行的土地改革政策，获得土地的佃农成了国民党农村基层组织的骨干，国民党已有足够的政治支持和强大的政治机器创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并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埋头苦干休养生息。可以说，在台湾岛内，蒋经国的影响力日趋抬升。“吴国桢”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其的影响力已经在慢慢超越宋美龄。 蒋介石为什么传位给蒋经国而不是宋美龄，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在蒋介石这个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封建独裁者来说，父系权力传承当然是在男性世界进行的。无论宋美龄有多么能干，她也不是自己人。而对于后者而言，其实与蒋经国之间的争斗也可理解，因为她无所自处，所以需要通过对孔宋娘家的支持和扶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力。也许这对宋美龄这位才能出众却身陷于传统豪门父权结构中的女性并不十分公允。两种都是“家天下”的专制理念，但宋美龄希望的这个天下，孔宋家能与蒋家共同分享，而不是由非她所出的蒋经国独自享用。 但是，台湾岛内却有一股声音在反对“家天下”、“传位与子”的封建专制做法，“雷震案件”的发生就是这些反对声音最强有力的发言。 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讲学，在公开的演讲中，他以批评共产党为主题，可是与蒋私下会晤中，胡又说出他另一面的看法。胡适在日记上写道：“蒋公约我吃饭，７点见他，８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最奇怪的，是他问我，召开国民大会有什么事可做？我说：‘当然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他说：‘请你早点回来，我是最怕开会的’这最后一段话颇使我惊异。难道他们真估计可以不要宪法了吗？”
第二部分 蒋家第二代私密生活影像为“接班”时刻准备着（2）（图）
胡适所言并非只是“忠谏”，实际上也是很多知识分子一贯的思路，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言论自由等等。一些人不仅诚心诚意，而且身体力行，雷震就是其中少数留在台湾还依然坚持这种信念的人。 雷震，1897年6月25日出生，1923年考取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科，主修行政法与宪法。1927年学成归国。雷震先后在国民党及政府中担任要职：南京市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战爆发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后任全国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大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1950年在台湾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从以上政治履历中不难看出，雷震一直为蒋介石所信赖和重用。 1950年，国民党在台湾进行改造，雷震曾深入参与各项筹划工作，希望通过国民党的改造以收揽人心。他邀请了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了《自由中国》，由初期的宣扬反共慢慢变成鼓吹多党政治，吸引了大批的年轻作者，言词日益犀利，成为言论自由的重镇。1951年，雷震在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会议中提出报告，主张废除学校三民主义课程和军队党部。雷震与胡适等人的思维一致，他们相信国民党在台湾转危为安的惟一可行之道就是记取在大陆专权的失败，彻底开放言论自由，实施多党民主政治，不过国民党当权者的想法却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国民党在大陆的失利，正是因为太民主太自由了，让这些乌鸦嘴信口雌黄，破坏党和领袖的威信，导致人心涣散，让共产党有机可乘。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70大寿。蒋故做姿态，透过政府管道表示：婉谢祝寿，要“以六事咨询于国人，均盼海内外同胞，直率抒陈所见，俾政府洞察真情，集纳众议，虑心研讨，分别缓急，采择实施……”。胡适、徐复观、毛子水、夏道平、陈启天、陶百川、蒋云田、徐道邻、王世杰、雷震等人借此机会纷纷撰文，虽对蒋有所褒扬，但其“进言”也尖锐如刀。雷震的那篇《寿总统蒋公》社论的要点是：建议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实施军队国家化。 尽管由军方及国民党所控制的中央日报、中华日报等对“祝寿专号”进行了“围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