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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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王充的《论衡》中有许多批判，就像常乃德讲的，只是反映当时神秘空气笼罩下的一般景象，不是很普遍的很重要的。直到东汉末年蔡邕还把它当“秘本”，没有什么影响。在隋唐两宋，他也不是那么突出，至少他的地位远远比不上扬雄。但是当时，从谢无量开始，他就渐渐像新星一样升起，到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小史》（1931）开始把他单独做一讲，和“儒教”即董仲舒是一样的地位，很突出他的“疾虚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把他和扬雄并列，写了专门的一章，大讲他的自然主义、批评世俗的精神、历史观、甚至还有了方法论。于是，以后的思想史和哲学史都绕不过王充和《论衡》去了。那么，范缜呢？范缜是与梁武帝等人辩论神灭神不灭的，他不相信佛教的因果三世说，但当时他的影响很小，刚才我们讲，在汤用彤的佛教史那里只有一小节，可是，在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中，他一个人居然占了两章，比王弼、比郭象、甚至比董仲舒、比王充都了不起。吕才据说也是唯物论的，但是在50年代以前的哲学史思想史系列中，他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到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竟然专门立了一章，说他是“伟大的思想家”，特意表彰他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这样才使初唐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形成了两大阵营的对垒。所以，到了50年代以后，这些人已经属于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最重要的学术构成，无论是否重视，我们都会先将他们安在一个时代的位置上，然后成为文献的内容，再将他们的一些表达作为思想史里的东西。同样，相反的事情很多呀，像皇甫谧，在当时声名赫赫，写过《高士传》和《帝王世纪》，有很多人受他的影响，可是后来思想史文化史有人提他吗？反过来，唐代的刘知几，现在声名赫赫吧，可是你要是看宋代的文献，他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很少人提到他的名字和《史通》。但是，到明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了，到了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他就格外重要了，特别是在盛唐时代，总得找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吧，于是，他就作为进步的或者唯物主义的象征，被隆重推出来了。
可是，我们并不特别要去翻个案，好像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按照知识考古学的思路，这种位置和重要性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是，这种位置和重要性的变化过程，则成了需要追问的问题，知识考古学需要问的是另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他们三人被看为是“明星”的？什么时候他们是“次一等”的人物？什么时候他们几乎隐而不见？换句话说，即他们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从某个阶段浮出地表，成为我们关注的话题并成为话题的中心与焦点。把这样一个移动、变化、浮动的历史过程描述出来，就构成了新的思想史，福柯就是这样，要用考古的方法挖掘、用系谱的方法重建一种话语的历史，这样，一个思想的历史也就被描述出来了。福柯式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告诉我们，人的观念世界中，平台、焦点、背景在不断的转移，而平台、焦点和背景的转移，本身就是一个思想史的过程。
还是用中国思想史的例子来说吧。比如，我们常常讲宋明理学，如果我们只是接受现成的说法，把一些现成的历史记载，像《伊洛渊源录》、《道命录》、《宋史·道学传》到《宋元学案》之类当做天经地义的常识的话，就可以接受关于宋代理学，有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这样一条发展的线索。但当我们仔细地考察后，会发现在北宋时，在二程创建理学的过程中，周敦颐几乎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只不过后来因为二程成了理学最主要的代表，曾经当过二程老师的他就被作为了理学的开山祖师爷之一。这是因为朱熹等著的《伊洛渊源录》等书逐渐将他放大。事实上在北宋，领导这批人的最重要最中心的一个人，反而被后来的历史渐渐所淡化，这人即司马光。那个时代，司马光了不起呀，是当然的领袖，也是洛阳那批人的头头，可是怎么就把他渐渐淡忘了呢？如果做知识考古学的研究，重新建立一个关于理学知识的系谱，则会看到经过《伊洛渊源录》、经过《道命录》、《宋史·道学传》，一直到《宋元学案》，再经过后来关于宋明理学的各种复述和研究，就发现一层一层的，司马光淡出，周敦颐凸显，慢慢地理学的系统被建构起来，后来我们认为好像这就是理学的历程。但是，挖开来看，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福柯讲，你要了解并揭发这种不断建构的过程。把这种“知识”逐渐积累成形的过程，就是“权力”和“话语”互相纠缠的过程一一清理清楚，这才是福柯要说的历史，真正的历史。所以，福柯讲，你要了解并揭发这种不断建构的过程。把这种“知识”逐渐积累成形的过程，就是“权力”和“话语”互相纠缠的过程一一清理清楚，这才是福柯要说的历史，真正的历史。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
二关于思想史的重新考察
用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有时真的能掀翻旧说。我们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中国过去曾经有些令人非常惊讶的历史，如历史上的白起坑赵卒的这个故事。据记载，秦赵长平一战，白起像恶魔一样的杀了赵国四十万大军，似乎这个白起就是杀神一样，而与此相联系的是秦王朝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我们的历史书好像就是这样向我们介绍这一历史的。但是用系谱学考古学的方法仔细一看，这种对秦朝和白起的批评观念，实际上是后来才逐渐被建构起来的：宋代尤其是北宋建隆年以前，白起曾被供奉在国家祭祀的殿堂里，被作为英雄来歌颂并祭祀；更早一些，在中唐的时候，还有人希望通过祭祀白起来拯救王朝呢。只是在北宋以来，若干次国家清理祭祀名单的过程中，由于道德观念的转换，逐渐把白起从祭祀名单中开除，这才确立了白起的“恶”。
第二个例子。对于历史学来说，近代史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为什么？因为它和我们当下的政治、社会、生活状况息息相关，也最容易发生历史叙述与政治权力的纠缠。大家都看到，自从范文澜以后，教科书中提到的中国近代史，实际上都先已经确立了一种被《新民主主义论》规范过的观念，即1840年以后的历史主流是反帝反封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关于社会性质的说法被确立，其实在理论上，已经隐含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论证了当下中国政治与政权的合法性，成为当下一些观念、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基础，所以它非常非常重要，也不可以随便质疑的。在这样一个历史观念的判断下，1840年以后的历史有了一套固定的写法，在反帝反封建的脉络里，人们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于是挑选了一些历史现象，又舍弃了一些历史现象，然后，把这些经过精心挑选的历史编织成一个系列，让人们看上去，好像历史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因此，当下的政治就有了合理性的根据，为什么？因为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已经是半殖民半封建了，所以不反帝反封建是不行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它的结果和使命就是这样的，有的力量依赖的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不根本革命，不推翻他们怎么行呢？欧美和日本在瓜分我们的土地，侵犯我们的主权，不彻底反抗，不加入国际共产运动怎么行呢？这样，历史就有了一种必然性趋势，而这种必然性看来是在历史本身，其实，按照福柯的说法，可能是我们的观念预设进去的。历史就有了一种必然性趋势，而这种必然性看来是在历史本身，其实，按照福柯的说法，可能是我们的观念预设进去的。比如“五四”，为了论证启蒙的文化史，它可以被说成是“新文化运动”；但是为了论证反帝历史，它同样也可以被叙述成“民族主义运动”。可是，福柯警告我们说，这种看上去是合理的历史论述，其实可能是一种权力和话语交换的结果呢。
这里顺便要说的是，在《知识考古学》里面，还有以下一点是福柯所要强调的，这就是历史的“连续性”问题。大家都知道，历史学一般强调历史和思想史的连续性，由因果关系连起来的连续性，不然历史就没法写了，历史学家就没有用了。可是，这种连续性按福柯的说法，是很可疑的，因为它是倒着写历史产生的，它本来就是来自于观念中一些理性主义的原则。什么是理性主义的原则？就是说，第一，历史是可以被了解的，其因果关系是可以被清理的；第二，把历史的因果联系起来，就得出了历史连续的过程；第三，知道了历史的连续过程就可以估量未来的前景，大体估量了未来的前景，就可以把历史的经验用在现实中。可是，福柯认为这种因果关系只不过是主观建构起来的，而实际上呢？历史上处处呈现了断裂和非连续性，连续性并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理性的后设，思想和知识的变化是“权力”和“知识”之间的互相关系，历史并没有什么规律，并非一个连续的过程，充满了权力和知识的互相纠缠与联系。所以，研究思想史，就是要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不断地发掘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考证出这些东西是怎样一步步的被建构起来的，思想史本身应该考证权力和知识的不断纠缠及其如何产生了现在所认为的一些“常识”，揭发那些常识的并不当然正确的出身。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1）
三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
因为传统史学中有理性、总体的描述，要解释出一个“连续性”来，所以，下一个问题就是对文献和资料的取舍、解释、使用和引述。
大家要注意，过去这些资料的价值判断，基本上都是在关于历史的理解和解释中间进行的，人们要确定什么史料有用，什么史料没有用，什么史料是真的，什么史料是假的，然后，产生了一整套关于历史证据及历史文献的考证、整理、解释与运用的方法。本来，这套方法看来是可以的、客观的、科学的。大家都做过论文，都会有这种感觉，通常在运用历史资料的时候，总是有两种经验，一方面，我们应当确定历史资料的真伪年代，在论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是真的史料，什么是假的史料，用真的，不用假的，用同时代的真文献，不用后来记述的第二手文献，这就是重要的原则。如果你用了假的，用了二手资料，那么你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了。比如你用《古文尚书》来论证商周史，用《列子》来讨论战国诸子思想，这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梁启超当年就专门讲“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因为这在历史学常识里面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史料是浩瀚无边的，大家常说“汗牛充栋”，其实现在的史料之多，火车都拉不动，不要说牛车，特别是近代现代的资料。所以，你如果先有一个明确的问题范围和历史观念的话，寻找历史资料就会非常容易，就会有限度地去寻找历史资料。这类似于今天的照相，把焦点放在一个地方时，其他的东西就会模糊起来。这种有限度的寻找，是因为其中存在着先见的观念，把资料取舍已经限定了，在框架之外的可以不必理会。寻找文献的过程实际上成了观念观照下的触摸，观念没有观照到的那些资料就会被舍弃，似乎会永无天日。
我们应当确定历史资料的真伪年代，在论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什么是真的史料，什么是假的史料，用真的，不用假的，用同时代的真文献，不用后来记述的第二手文献，这就是重要的原则。这本来是常识，也是现代历史学的基础，或许可以用一个时髦词儿说是“现代性”吧。但是，福柯却认为，这些关于历史研究的常识是不可取的，他试图寻找新的方法，并将其称为“把文物变成文献，然后使文献说话”。福柯认为所有的资料背后，都存在一种地层关系，他首先要把文献还原为文物，然后按照地层关系重新安置，使其成为一个知识的系谱。这里就有一个怎么样重新看待文献的问题，在福柯这里，历史资料不再是真伪在先，而是它所处在哪一个地层最重要，知道它在哪一个地层，就等于确定了它在系谱里的位置。于是真也罢，伪也罢，都可以说出它那个时代的话来。这在历史重建上可能不是很有用，但是在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