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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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伪《古文尚书》里面的十六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持厥中”，这是被当做古代圣贤传心法的要诀的，好像古代圣人的全部思想精华都在里面了，因为里面涉及了“人心”和“道心”的差异，涉及了“道”的超越性，涉及了超越真理的普遍性和惟一性，更指出了“中”的原则。可是，就是在它被捧红的宋代，就有人说它可能有假，很奇怪吧。自从清代阎若璩考证它的出身有问题以后，很多人都不理它了，好像是应当扔到垃圾里的废物。可是，它的思想意味能不理就不理吗？它的文本被清除以后，它的思想将附着在哪里？它还会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基础吗？但是，按照福柯的做法，你把它放在为何会被炮制出来的魏晋时代，放在被漠视的唐代，放在大加解释和阐扬的宋代，放在被再次废弃的清代，你可以看出很多思想变迁，看出话语被权力包装起来，或者被权力放逐到一边儿的历史。
第二个是《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影响中国多深呀，有人说这是中国佛教的根儿呢。可是它是印度原装原产的吗？自从日本人揭发了它的出身有问题以后，就有了大争论，你们可以看我在过去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在真伪与是非之间》。有人就不同意日本人的说法，说这不是假的，是真的印度货。后来在中国，就连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汉中国佛学院、太虚和吕澂，也大争论起来，为什么要争论？因为按照传统的历史观念，真理是由经典传达的，经典是佛陀的话语，权威的声音有着绝对的价值。说它真，那么它就金光闪闪，光芒万丈；说它假，它就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只能浇地施肥。所以真伪的辩论里面有这样的背景，而且辩论的方法，看上去也是很科学的，目录有没有，文字像不像，思想对不对。可是，这里有很多误区，真的就是对的吗？假的就是错的吗？思想表达对的，就一定说明它是“真”的吗？思想不符合佛教的原则，难道就一定是“假”吗？后来，梁启超也加入了，他有一个说法比较高明。他说，好呀，你说它是假的，那么就是假的吧，可是假的也好，说明那么高明的思想，原来是中国人的思想呢。到了梁启超，算是《大乘起信论》的争论有了一个结束。可是要是按照知识考古学的思路追下去，还得考虑以下几个问题，承认它是中国人的作品，并且大力赞扬这种伪作，这里是否有民族主义的思想背景？梁启超用的显然是日本人的考证，却把结论掉了一个个儿，在那个时代，梁启超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是否和他自己当时的思想转向有关？其实，如果把《大乘起信论》在近代的争论作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一层一层地考察，可以发现现代思想、现代佛教思想的很多有趣背景，这才是福柯意义上的思想史研究。
第三个例子是明代丰坊伪造《诗》的古本和《大学》古本。过去对于丰坊都是很瞧不起的，思想史、哲学史几乎没有他的影子，倒是一些笑话集里面有一些他的笑话，大家可以去看黄宗羲《丰南禺别传》。为什么？因为他造假，造《诗经》古本，借了古人来说话；造石经本《大学》，说这是最古的本子。在那个时代，最古的就是最好的。为什么？接近圣人嘛。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去，我们不要只看它假不假，要看看它出现的那个时代，究竟为什么他要造假？胡适在1922年8月23日的日记里面就说，从姚际恒《诗经通论》引他的《疲q》一诗的解释中间，看到他“必是有意推翻汉宋旧诗序的人，因为‘积重难返’，故不能不借重子贡、申培两个古人来做大帽子”，这是对的，伪造的东西下面有真思想呀。近年，台北的王汎森又在《明代后期的造伪和思想争论》中说到，明代中期王阳明学派和维护朱子的学派之间，争论不休，王阳明有古本《大学》来掀翻朱熹把《大学》分为经传的新本的权威性，朱子一派则反驳说，这个古本没有根据。在争论不休的这个时候，丰坊造出这个石经本，起了个大作用，什么作用？就是打击两边儿。据说丰坊平生最恨的三件东西，除了来自东瀛的倭寇，就是假道学和禅宗和尚，而朱熹一流在他看来就是假道学，王学在他那里，又和禅宗有关。所以他也要借用传统相信古书的迷信心理，把当时两边儿都治一下。王汎森的这篇文章的精彩处，就是超越了简单的文献真伪考证，发掘出了这种知识的系谱里面隐藏的思想史问题。
第四个例子，是关于宋代历史的。大家都知道“斧声烛影”的故事，说的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的事情。据文莹《续湘山野录》说，宋太祖赵匡胤听一个道士的话说，如果十月二十日夜是晴天，你就还可以活很长；如果不是，那你就要死了，要赶快处理后事。这一天夜里，果然阴风四起，而且下雪下雹。于是，他把他的弟弟赵匡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召来一起喝酒，让所有人都离开。这时，人远远地看见烛影下，赵匡义“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而且在三更天，雪已经很厚了，看见太祖拿了斧子戳雪，说了两句“好做好做”，于是和赵匡义一道在大内寝殿里面睡下。开始呼噜很响，到了五更，就没有声音，已经去世了。这件故事，引起了很多议论，究竟是否是太宗害了太祖，弟弟杀了哥哥？特别是，同时又有一种传说，立太宗为继承人，原来是杜太后的意思，不是太祖的意思，可见这里有权力之争。但是另一种传说，是太祖自己的意思，并且说，北宋大臣赵普，就是当时最有影响、最有权力的那个大臣，是想立太祖的儿子为皇帝，而不是太祖的弟弟，但是太祖不同意，还让赵普写了诏书。所以后来太宗对赵普很不喜欢。
《思想史课堂讲录》 福柯的理论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知识考古学视野中的思想史资料（2）
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暗示了北宋初年权力交接中间的一些阴影。但是，因为后来著名的李焘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也照录了这个故事，并且没有把文莹的说法考证清楚，所以，这事儿就成了疑案。后来《九朝编年备要》、《宋史全文》、《宋史纪事本末》等等都记载了这段故事。而明代的宋濓、黄溍、程敏政等等，则又为宋太宗说话，说根本没有这件事。到明代的吴与弼、清代的魏裔介，倒又相信这种故事，说很可惜宋太宗，因为这种人虽然本来很了不起，可是有了这个污点，就做不到尧舜事业，所以说“烛影摇红，心田变黑”。
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有人信有人不信。按照过去的历史学传统，主要是要考证，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像宋元人的著作里面，如《挥麈前录》、《瓮牖闲评》以及《云麓漫钞》、元代的袁桷《修宋辽金史搜访遗书状》，一直在辩论。有人从记载的矛盾中考证，有人为了证明其真伪，连记载的书的真伪也一起质疑，有人从宋太宗的道德上考证。一直到现代还在争论。我的学生皮庆生找了十四篇专门辩论这问题的论文，从邓广铭先生到我的大学同学王瑞来，有的说是真的，有的说不是真的。有人还从病理上说，太祖暴卒是可能的，不是太宗谋杀。还有人说，不管太宗是否杀了他哥哥，他得皇帝位是不合法的，因为他好色，真是有趣得很。
其实，这事可能永远也考不清，历史资料不够了。不过，从另一方面去想想，这种一家人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情很多，宋太宗的前面，周公打管、蔡，曹丕对曹植，李世民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对建文帝，都是这样的，尽管“兄弟阋于墙”，在春秋战国已经觉得它不好了，可是权力的诱惑很强烈，皇帝的位子很吸引人，还是要杀来杀去，可这为什么要掩饰，而且还要给他涂上正当的理由呢？那么，这里的原因是否可以看出“正统”的历史观念和“合法性”的需要，都已经渐渐成了对“皇权”的一个制约？同样，你之所以要遮掩，是不是因为它对儒家那种建立在父父子子血缘亲情上的伦理基础有挑战呢？特别是北宋这个“斧声烛影”的事情，为什么要说它“真”还是“假”呢？说它“假”的理由究竟是历史事实考证上的，还是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出于确立王朝合法性的目的、出于儒家伦理观念呢？所以，从知识考古学的思路上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一传说的思想系谱？第一，为什么这种“得位”的“正”和“不正”，会被看得那么严重？其实，所有得天下的人，不都是用阴谋、用暴力的吗？连太祖不也是欺负孤儿寡母，搞个黄袍加身当了皇帝吗？第二，为什么宋太宗的斧声烛影，就格外要讳莫如深呢？第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考证这件事情的是与非、真与假？我们难道不能用“知识考古”的方法，看看这件事情被当做真和假，被评论成是和非的不同声音，为什么会变来变去？
顺便说一个例子，最近发现的上海博物馆战国竹简《容成氏》中有“攻益自取”一句，这句话很重要，它和《战国策·燕策》里面的“启与支党攻益而夺天下”，《韩非子·外储说》“古者禹死，将传位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差不多。李存山先生就指出，这说明现在流行的古代传说“益干启位启杀之”的说法，可能只是一种说法，在古代另有一种说法，可能，禅让本来是大家共识中的、合法合理的，禹之后应当是益，是当然的事情，可是，启却干脆杀了益，把位子当成自家的，这本来不合法，可是，后来可能父子相传成了惯例，所以就说，先是“益干启位”，然后说是“启杀之”，这证明因为有一些后来的观念作怪，古代一些本来流传的故事，就常常被历史无意中就改写了，或者减去了，那么，这是为什么？
陈寅恪的名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好像与福柯思想有些不约而同的一致，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是要想办法把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当真史料用，是要“变假为真”、“变废为宝”；而福柯是思想史家，对他来说，真写的史料中有思想，作伪的文献中也有思想。陈寅恪的名言“伪史料中有真历史”，好像与福柯思想有些不约而同的一致，但实际上又有很大的不同。陈先生是历史学家，是要想办法把伪史料放在合适的地方当真史料用，是要“变假为真”、“变废为宝”；而福柯是思想史家，对他来说，真写的史料中有思想，作伪的文献中也有思想，在这一点上真伪之间没有价值差别，“假作真时真亦假”，都是知识系谱中的一层。换句话说，历史学家把伪史本身当做一种史料看待，只是要让它变成真的；而思想史家考察的是作伪的原因，不必把它当成真的，因为它背后，同样有当时的心理动机和思想观念，当时人们对作伪的东西的接受，也有思想观念的作用，这些观念吻合了当时的观念和心理，它就被接受了。通常，我们相信“科学”与“理性”，所以自从宋代清代考据之学以来，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假的，就常常把它们“去伪存真”，把这些东西抛弃掉，像“古史辨”的疑古风气就是这样的。以前研究先秦思想史，我们就比较多地在乎用什么文献，文献说了什么。因为很多资料可能有假，所以，你不敢用它的说法，这样可用的资料就很少，总是要先辩伪，然后再把真的集中起来，排个序，然后写历史。但是，福柯却不一样，他觉得，考察这个作伪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历史，是一段学术史和思想史。某种意义上说，福柯总是要求我们把习惯的问题倒过来想，他要考察的不是文献在说些什么，说的是真是假，而是文献怎么说、在何时说以及为什么要这样说。
这样一来，也许已经被说出来的东西，就变得不重要了。在重新考察出来的重叠的地层关系中，福柯发现这是一个“话语”变化的历史。他认为这是更严肃、更基本的历史，是心情与观念演进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福柯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方法。在这样的方法下，过去我们认为是作伪的史料就会非常有用。以前说，早期佛教有很多的伪经和疑经都是假的，研究佛教史时应该先考证清楚，然后将其排除掉，像日本一位著名的学者牧田谛亮对佛教的疑伪经就做了细致的研究，他的关于疑伪经的著作被认为是佛教史研究的名著。但是，他只是考证这部经是真的，那部经是假的，还有哪部经可疑，让我们注意，要用真的，不要用假的，对可疑的要小心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