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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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明清，时间就更加重要了，在如何分配时间上面，还有了东西文明的冲突了呢。举一个例子，康熙八年宣布重新用西洋新法，为什么？因为前一年的冬天，经过在午门测验正午的日影，证明比利时的传教士南怀仁的说法是对的，而清帝国的本国天学历学是错的。南怀仁指出，如果按照中国的吴明煊制定的历法，就会把康熙庚戌（九年，1670）的正月，当成了己酉（八年，1669）闰十二月，古代皇帝和年号的确立、正朔的确定、分至启闭的准确，都是大事，如果连年都搞错了，这就相当麻烦了。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究竟是错了就错了，还是要改正？如果将错就错，维护传统真理的合法性，那么意味着民族的价值和道理高于一切；如果知错要改正，那么，意味着民族的道理并不绝对，应当接受普遍真理。所以，是用传统的历法维护中国的知识？还是用西洋的历法接受新的知识？这是一个大事，值得好好研究。台湾清华的黄一农，就对明清时代的时宪通书、历法变化做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他也讨论了西洋历法知识进来以后，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以前，我也在《〈时宪通书〉的意味》这篇文章里面举过一些例子，说明在新旧知识交替的时代，历书的知识也在变化，它也引起了普遍生活世界知识的变化，因为大多数的人，是在这些知识的指导下，了解和想像这个时间和空间的。我想，这些指导实际生活的观念，既然是普遍被奉行的，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入思想史呢？这实在很奇怪呀。
第二，类似《营造法式》、《匠作则例》一类的东西。这是关于建筑、器具的制造方法的文献。另外，史书里面还有《舆服志》一类的资料。可是，这类资料，思想史观念史从来没有办法使用，好像只是科技史也就是知识史的专门领地。不过，我总觉得，那里面也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思想史内容呀。我举一个例子，像卤簿仪仗的做法中间，可能就有很多区别皇家和民间的规定，这是为什么？又比如，宋代官方不是有命令，不许民间用真家伙做仪仗吗？这又是为什么？这不止是一个制造和使用的器具的规定，这是皇权有意识地与民众区分界限。以前，我看柳诒徵《清德宗的大婚》，觉得很有趣。后来在莱顿大学汉学院，又看到墙上挂着可能也是《大婚图》一类的图画。你看，大婚的仪式很隆重，很排场，很有趣，但是从这种夸张和铺排中，皇权的意味是否就传达出来了呢？过去侯宝林的相声《改行》里面说，皇帝死后那些天，不能穿这不能穿那，不能用喜庆的颜色，在这些外包装、衣服色彩的规定里面，就有区分圣俗上下的意思呀。有一次，我在陕西博物馆的展览里面看到，有1990年长安出土的筒王井村明秦简王的随葬仪仗群俑。其中，旗帜有清道旗、金鼓旗、白泽旗，幡有告止幡、信幡，做仪仗的兵器有戈、戟、弓箭，乐器有笙、笛、箫板、琵琶，后面跟着的有抬轿、跟驾和梅花灯、各种伞、扇等等，当这样的车驾一出来，让你想起元曲《哨遍》（高祖还乡），“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于是就显出了神圣、庄严、威权、伟大。这叫什么？就叫“天地悬隔”。不隔开世俗，就没有神圣。好像以前的传说里面，常常讲世俗的世界和神仙的世界，总有一条河把人神分开一样，牛郎织女中间要有银河，桃花源和外面要有一个不可重复找到的洞，武陵源和人间也有一条被神仙的玉簪划出的河，不分开怎么可以分出上下？
《思想史课堂讲录》 什么可以成为思想史的资料不在过去思想史视野范围（2）
这样的资料其实很多，比如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关于皇城的格局，关于皇陵的空间，关于官宦人家宅第的制度，官员的服装花纹与式样和出行时候的舆服仪仗，就是“回避”、“肃静”之类的东西，里面怎么会没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呢？思想也不只是玄思嘛。凡是一个制度，一个形式，背后都会有一种想法，否则它怎么会被设计出来？这种研究，西方有过先例。彼德·柏克（Peter Burke）有一本《制作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一开头就用了一幅图画，又引了一段话说，“国王的权威是由假发、高跟鞋和斗篷等等所组成的……而我们所崇拜的诸神，其实是由理发师与鞋匠所制作出来的”，所以，我一直希望有人以这些资料为中心，研究一下观念史的问题。但是，过去很少有思想史会去讨论这种东西。思想史研究，还不太像观念史研究，有时候，西方人作观念史，以一个或若干个观念为中心进行历史梳理，可能会到处发掘可以表达这一观念的资料，会涉及到很边缘很一般的图像、仪式、场景、习惯等等，但是，思想史尤其是以思想史家为单位的思想史写法，不会旁顾这些东西的，大家都习惯了原来以人和书为基本单位的方式，所以有人就会问：它属于哪个思想家呀？它在哪本经典著作里呀？这就很麻烦了。
第三，包括明清宫廷档案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档案。其实，二三十年代就有很多学者呼吁过，历史学要注意档案。比如陈垣先生1929年给北大学生讲演，就用了很多篇幅，仔细讲八种整理档案的方法。当然，一般来说，很多档案是很琐碎的，看起来很吃力，也可能看半天什么收获也没有；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你有问题意识，可能也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的。
举一些例子。比如明清的官府档案。这些档案呢，很多是关于审判的资料，照理说，审判应当以法律为依据，而法律在中国是以经典中表达的礼义为基础的，所有的结果应当和经典思想没有冲突。但是，其中有一些档案却可以与上层精英的理论表达对照。记得前面我们讲到过一个例子，比如父慈子孝、从一而终、家族等级等等，在经典中间当然没有问题，在法律上也没有问题，那是三纲五常，好像是天经地义，过去的法律也维护这些，可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它是否在民众中间那么有效地实行？如果只是在经典文本、法律规定和文人表达的文字里面来看，似乎很早以来，就是形成了同一性的，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从档案中看实际生活呢？就不然了。有一个学者写的文章就很有趣，他分析一些档案，发现看上去很封建的“七出”之条，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有时恰恰给了类似近代的“离婚”的自由。从近年发现的文物上也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文物》1999年8期上有黄凤春《湖北蕲春出土一件明代朱书文字上衣》这篇文章。其中说，在这件出土的衣服上面，记载了一个士人官员，对他的妾欺负他的妻子，以至于其早死，相当不满，却无可奈何，只有在此衣上诅咒。可是古代的资料不是说，古代三妻四妾，按照大小排列，分出尊卑吗？可是这个当了官的人为什么对小老婆一点也拿不出办法，只好在这件衣服上寄托哀思呢？这就可以看出，古代的家庭关系绝非像想像的那样具有同一性。此外，还有人在一个县现存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关于农村中父子关系的实际情况，与《礼记》以来的精英文本很不同。过去我们都会凭着印象认为，宗族制度下的中国农村，父子关系是主轴，以前许烺光写《在祖荫下》，就是这么说的，可是，这并不能涵盖全部空间，在华北一些地方，甚至在华南的某些地方，析财而居的时候，父子关系可以相当恶劣，甚至诉诸官府。
其实用档案资料分析思想史上，尤其是一般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现象，在西方是很普遍的。其实用档案资料分析思想史上，尤其是一般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现象，在西方是很普遍的。像以前我们提到过的，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史学家勒华拉杜里写的名著《蒙塔尤》，用的就是审讯异教徒的口供。在这种口供的基础上，他重建了蒙塔尤这个区域几个世纪以前的生活、信仰的历史。而意大利历史学家，也就是《奶酪和蛆》的作者，有名的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一译京士堡），他的名著《线索、神话和历史方法》（Clues，Myths，and Historical method）也充分利用了天主教留下来的口供。那么我们是否也能学一学这种方法呢？
第四，是类书、蒙书、手册、读本等等初级读物。这是另一大宗资料，我要特别提醒各位的是，其实类书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百科全书，放在图书馆或者书房的书架上等人去查的。有时候，它是一种常用的备问书、一种身边的知识手册，是很流行的。像唐代，我们看到敦煌就有《随身宝》、《经史问答》、《孔子备问书》等等，在中唐以后很流行很普及。什么原因呢？因为盛唐以后，一方面知识增多，书也增多了，一方面从小泡在文化和典籍里面的贵族社会解体了，博学的人少了呀。比过去多得多的文化人要进入上层社会，他们要讨论知识，要按照上流人的样子生活。可是那些从底层升上来的士人，没有谁的记忆力这么好，就连最高明的人也不行。所以，所有人都可能备有这样的东西，这样在回应问题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可能成为他们的基本知识储备，拿出来就可以八九不离十地应对自如。同样，蒙书也很重要，像《龙文鞭影》之类，曾经是每个文化人的童年经验，也是所有高明的思想的知识基础，哪一个高明的进士、举人，从小没有看过读过？何况普通人呢？后来的《万宝全书》，那真是万宝囊，什么都有，王尔敏先生就用这一资料讨论过明清民间庶民的生活，其实里面还有很多观念性的问题，为什么“万宝”是这万宝呀？什么东西最重要呀？里面有很多一般思想史的线索。我的意思是，从这些材料里面，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士人，普通的人最需要的一般常识。正是这些一般常识，给很多人提供了认识人生和社会、世界的基础，诸如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先、什么后、什么善、什么恶、什么重要、什么无关紧要、天是什么、地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死了以后如何、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办法，遇到什么人，有什么礼节，等等。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难道思想史就不讨论这些东西吗？难道高明的思想不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吗？这样一些的最普遍的知识，难道思想史就不讨论这些东西吗？难道高明的思想不也是从这里出来的吗？
不止是古代思想史和文化史，就是关于现代文明的缘起，也要注意这些材料。比如说，我们总说现代文明，可是究竟什么是“文明”，“文明”在“现代”的具体所指是什么？它是怎么来的？“文明”在近世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变化如何？这也是可以使用各种教材、读本、手册等等来研究的。1928年，高梦旦和胡适谈编小学教科书，就说，“癸卯以前，是无锡三等学堂编的《蒙学读本》时代，当时最传诵一时的句子为‘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甲辰以后，商务编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最风行，其中最传诵的句子为‘我问客姓，客问我年’”，可见这些东西很有影响。高是懂得出版的，所以他跟胡适说，二十多年前在日本听说，“福泽谕吉的最大影响，不在他的庆应义塾，而在他编的《西洋事情》，此书使日本人知道西洋的情形，于维新事业大有功”，尽管现在看来，“书中多错误肤浅的话”，但是在那个需要外国知识的时候，它就是能风靡一时，像中国当时流行的《泰西新史揽要》不也是这样吗？连当时的皇帝都看这些东西来考虑清帝国的大计方针呢。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