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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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身体、健康、医疗。
关于身体史与医疗史，是年鉴学派很突出的、表现其全景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例子，是布洛克著的《国王神迹》，这本书被西方人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著作之一。它讨论的是早期欧洲流行的一个观念，特别是路易十四的时代，相传国王有一种功能，通过触摸可以治愈患者的皮肤病。这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小事，但他讨论的是人们当时怎么会产生这种集体幻想，这种集体幻想怎样被建立起来。本来国王不能治病，但是被建构成可以治病，大家都相信国王能治病，国王好像真的能治病，形成了非常奇怪的连锁关系。这个问题深入讨论下去，问题就深刻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当国王获得这种治病的神奇力量的当时，世俗的皇权恰恰处在与神权相对抗，要逐渐建立国王权力的时代，可是，这种突出国王神迹的力量，又需要宗教权力的认可。然而，当国王权力被逐渐建构起来，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宗教权力就势必逐渐被消退，因此，世俗权力便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这虽然是个神迹的事情，但其本身却是驱除迷信、驱除神权的重要方面，而驱除神权，大家知道，恰恰是欧洲近代化的开始。所以，国王神迹看起来是小事，但讨论的却是复杂的问题。还有一个美国的例子，在1976年，麦克内尔（William H。McNeill）在《瘟疫和人民》（Plagues and Peoples）中提到，关于欧洲历史的很大变化出现在8世纪和14世纪这两个时代，这两个时代都出现过大规模流行的疾病——鼠疫。14世纪以前，西方关于鼠疫的最后一次记载，发生在公元767年，相当于唐代安史之乱之时，此后一直没有记载。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鼠疫不再成为流行病。因为当一种流行病在人群中流传时间很长，人群在不断对抗该病的过程中，会产生集体的免疫功能。但14世纪，大约在1347年，相当于中国的元代至正七年吧，鼠疫再度大规模在欧洲流行，而且造成人口流动、战争、饥荒等等。历史学家认为，可能是蒙古人西征造成大规模人口流动，把已经建立起来的稳定的免疫局面打破了。可是，要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个时代，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事情，除了黑死病，也就是鼠疫以外，还有彗星出现、日食、洪水，然后出现了宗教史上有名的鞭笞派，很多人四处游行、自己惩罚自己、充满了对死亡的迷惑，宗教狂热越来越厉害，当时思想世界很乱呀，可是，如果我们不讨论蒙古人西征这个因素，或者不讨论社会生活和观念信仰的全方位变乱，你怎么能完全地解释整个历史的变化？
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历史上居民实际的生活状况并不像我们后来人想像的一样。比如我们现在从电视中看到美国世贸中心倒塌，会觉得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生活在美国的某个州、某个城市，其实并不像我们遥遥数万里想像的，好像整个美国的生活秩序都被打乱。如果再过几十年、上百年，再来回顾这段历史，经过历史的筛选只剩下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整个美国都处在本·拉登的恐怖控制之下，可是事实并不这样。2001年10月，就是“911事件”以后一个月，我就到密歇根、加州。2002年的2月我又去了波士顿、纽约、华盛顿。看到的社会生活并不像报纸、电视说的那样嘛。所以，年鉴学派所做的就是，尽可能把历史从政治史狭窄的描述中恢复出来，恢复到当时可能是什么样子，所以不再将社会变动的原因仅仅围绕着政治、经济、军事这些在历史上被记载的非常突出的情况，而是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因素，这些因素被集合起来，成为全景的、整体的历史。其中，疾病和健康、治疗和拯救，常常就是促使历史变迁的风景，可是，以前并不重视这些话题。事实上，这些可能很重要，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东汉末年，张角“符水治病”，就形成了当时的局势动荡和政权更迭。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考虑问题，就会发现，明代末年也有一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流民更带来了疾病的传播，那么我们是否要考虑，晚明农民起义的地方，比如陕西、湖北、四川，是否仅仅是由于饥荒引起的？又如60年代，中国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可现在的研究证明，当时的自然灾害远远没有大到要饿死上千万人的地步，原因还要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一件历史事件，不仅仅是历史记载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它有更复杂的东西。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2）
第三个方面是自然环境。
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年鉴学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就是考虑到自然和社会史的关系。典范的著作是布罗代尔的几本著作，其中一部是关于世界史的书，《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也是布罗代尔的代表著作，开头讨论数字，世界人口数字、城市、军队、团队、早期的人口过剩，旧的生态体系等等；第二章讲一日三餐的面包，即粮食生产，小麦、稻谷、玉米等；第三章讲饮食；第四章讲住宅、服装和时尚；第五章讲技术和传播、能源和冶金等等。另一部，是他的最有名的书，《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他讨论的是1551年至1589年时期的地中海。这本书于1949年出版，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作。书的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各个国家的山脉、平原、海岸、岛屿、气候、城市、交通，始终在描述十个国家的山脉怎样起伏，贫瘠或富饶，多石头或多土壤，平原适于种植什么，海岸曲折或平坦，沿岸岛屿离岸的距离，是否适合人居住，岛屿是否有植物，气候特点，城市交通等等；第二部分讨论1551年到1589年之间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如人口、劳力、贵金属的流通、物价、商业、运输、宗教信仰及当时土耳其和西班牙帝国的壮大。第三部分才开始写传统历史的中心，即土耳其和西班牙两大帝国争霸，这时才主要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等。
这本书三部分的格局正好体现着布罗代尔的重要理论，就是把历史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长时段对应的是人和自然，人和自然的关系需要很长的时间才会发生缓慢的变化，环境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主要讨论环境与环境史。中时段对应的是群体生活、经济与所构成的社会，这些是在上百年才会发生变化的。短时段是事件和人物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变化是在一百年之内甚至几十年之间发生。所以本书第一部分描述的是长时段，作为一个支撑历史的遥远而庞大的背景。第二部分描述中时段，是直接作用于这段历史的背景。第三部分描述短时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变化，由人物和事件构成，直接呈现历史。长时段是结构，中时段是局势，短时段是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才展现出整体的面貌。可以看到，对于年鉴学派，环境即长时段的历史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而我们过去研究历史基本是不考虑长时段的因素，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整体的历史，长时段和中时段都是应该考虑进去的。费夫贺和布罗代尔曾经领导三个课题的研究，第一个是港口、路线、交通，第二个课题是企业和企业家，第三个是货币、价格和局势。这跟我们的历史研究不太一样，他的视野，考虑问题的背景，以及他联系的各种复杂的因素，比我们过去的历史视野要拓宽了很多。
以上说的这些历史视野的拓宽，对于我们中国史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来说，是有启发作用的。过去很多可以考虑的因素，没有进入历史的视野，这是很可惜的，大量的学者挤在狭窄的题目范围内重复着，其实天地还宽着呢。比如，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口迁徙对社会的影响，可以做这样的研究，仙霞岭作为从浙江进入福建的关键性的地区，那么，它是不是南北人口、语言、风俗和居住空间的变化的分界线呢？再比如，如果我们研究建筑，是否可以研究一些与建筑有关的历史事件。北京有许多校场，过去这是练武的地方，直至明清都存在，而且城市里面很繁华的地方都要保留校场。但到了清代中叶，校场渐渐消失，甚至被各种各样的建筑占据。研究这些，我们能否看到背后更复杂的问题，如八旗练武习惯的消失，而这又是与他们的民族特性消失相联系的，民族特性消失又与其跟汉民族的逐渐杂居相关。再比如，如果你要研究城市，可否拿北宋的汴梁和南宋的杭州的空间格局来比较，杭州作为曾经的中国的首都，可是它原来不是作为政治城市，而是作为商业城市存在，所以南宋的杭州并没有一个中间的皇城，没有一个向四面展开的方形的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格局，而是围绕西湖修建，并按照商业方式修建。再比如，你如果研究植被，是否可以探讨西域各国家的消失，与植被的变化有什么关系？最近因为楼兰古墓被盗，又引起了这种讨论。大家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当可以作为栖息地的绿洲一块块消失，西边的这条通道就逐渐衰落了，而交通衰落的结果，就是文明的退却。如果你们去新疆，到一些古代的遗址去看，就可以想像，现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曾是很多人居住的繁华地带，是绿色的原野，那么，植被的变化与历史的变化有什么关系？如果能做这样的研究，很多东西都可以进入我们的视野。晚年布罗代尔写的《法兰西的特性》，实际上是法国史，这本书有中译本，它的第一册就叫《空间和历史》，所谓空间，讨论的就是法国的气候、地理、城市、城镇、河流、边界等等，通过这一描述，讨论法兰西的多样性如何可以统一，讨论地区的网络和边界，讨论法国统一的外部因素，然后再在第二册、第三册里面讨论到正题“法兰西的诞生”、“法兰西的命运”。这样，历史的视野就被扩大了，所以勒高夫说，仅仅用王朝史和政府史，是把握不了历史生活的，而其他的历史和政治一样重要，同样反映着生活世界的真正变化，比如，人体增高是和事物革命、医疗革命相联系的，空间关系的变化来自运输的革命，知识革命是由新的传播媒介手段，如印刷、电报、电话、报刊、广播、电视的出现而引起的。
这在年鉴学派来看，就叫做“总体的历史”。
第二个方面，年鉴学派拓展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的联系。
影响年鉴学派的很多因素里面，我们可以提出几个方面来请大家注意。一是涂尔干（一译杜尔凯姆）的社会学，一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是斯特劳斯的人类学。这些来自其他学科或者其他领域的观念和方法，都对年鉴学派有启发，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所以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面，也很自然就有了其他学科的成分。在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研究中，年鉴学派特别注意了与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生物学以及宗教史、医疗史、科技史的结合，只有把这些知识都动员起来，你才能描写一个整体和关联的图像，以此来激活阅读者对往常的、过去的社会日常生活的想像力和理解力。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看1958年布罗代尔写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文。
过去，我们的历史书远离了日常生活，总是若干个抽象的数字与人名加上事件的名字，附在枯燥的理论和概念下面，构成我们的历史书，这跟历史上人们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所以大家觉得枯燥呀。年鉴学派呢？它努力恢复人们对过去历史社会生活的想像力，想像当时人是怎样具体生活的。像勒华拉杜里写过《朗格多克的农民》，这本书不厌其烦地讨论地中海岸边的乡下岩石与灌木丛、葡萄与橄榄、冬青树与栗树，又讨论气候冷暖的变化，葡萄生产与气候的关系，葡萄酒的酿造好坏与收入的关系，这就是历史，这才能让你想像出来，朗格多克这个地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