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0-思想史课堂讲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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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历史，这才能让你想像出来，朗格多克这个地方的农民在几百年前是怎么生活的，这样的研究需要超出传统史学的经济、地理、农业、气象和各种技术，这个知识不仅仅是传统史学知道几个帝王将相如何勾心斗角就可以了。
再举一些中国历史的例子。有一位学者，他写过关于唐代少林寺历史的研究，我觉得他研究得很好，不过，我总觉得，他这个研究只注意了少林寺和唐代皇室的关系，可是，除了在传统的碑刻史料中寻找政治史的资料以外，是不是还可以分析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大小嵩山地理的状况、寺庙建筑的位置和格局、寺庙传承的规则，以及挂单来者身份的统计、要求挂单者遵守的规则，还包括寺庙与山下城市的经济互动关系等等，如果你能讲清楚这些，就不仅仅是政治史意义上的研究，不仅仅是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的研究。事实上，少林寺的存在，与所在的位置即中岳，和山下的城市，特别是与洛阳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能这样讨论，研究的视野就会扩展了很多。再比如，我看到过法国远东学院的蓝克利对陕西关中地区水渠的研究，他找了许多资料，讨论到水资源的分配，水资源争端的调节等，我没有仔细看他的结论，不过我想，可以分析的不仅仅是水渠的问题，还包括了水资源的争夺，水资源分配中的区域关系，权力和权力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得到实现，权力格局中官府跟宗族的关系。陕西的萧正洪就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就是讲这方面历史的，发表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上面。这里头有很多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的东西，你这么做，历史学就不再是孤立的了。
《思想史课堂讲录》 法国年鉴学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年鉴学派的主要倾向（3）
还可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关于江南一个小镇上的水井的研究著作《水井边上》。按过去的想法，水井有什么好讨论的，不过是干枯如何，对生活有何影响。可是，这本书则以人际关系为中心，研究水井作为小镇上人们消息集散的场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冲突。水井往往是妇女们洗衣洗菜的地方，聚在一起就会七嘴八舌传播各家各户的消息。在传播渠道不是很充分的时代，水井是作为消息集散地。这种研究就抓住了水井这个中心，讨论当时宗族内部各种权力关系互相矛盾冲突的内容。自来水引入后，由于消息中心的消失，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家与家联络的渠道被切断，人与人的隔膜开始，冲突不再以婆姨之间传话为媒介，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如果历史学采取这样的研究方法，要懂得很多的学问，必然要与其他学科产生更大的联系。现在我们的历史系还是守着原来的学科格局，年鉴学派对于传统历史学科知识结构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是新史学，向我们传统的学科提出了一些挑战。
有同学会问我，那个关于水井的研究，作者是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比如婆姨邻里之间的议论等等。我告诉你大概的情况是这样，这本书写的是江南的一个小镇，作者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访问了一些年纪大的人，主要是当地的老太太。这些老人告诉他当年有一个“姐妹会”，所谓“姐妹会”就是在水井边洗菜时互相议论东家长、西家短，比如某个人的丈夫到外面发了财，盖起大房子，搬的远远的；某个女人三年没有生孩子，她的丈夫在外面花天酒地不回家等等。这些议论的人就形成了互相认同的群体，把被议论的人排除在这个群体之外。要命的是，这个群体的议论，还影响着本镇的风俗、判断和认同，由于空间上她们居住较近，共用一个水源，其团体的边缘很少变动。据作者分析，由于不变动，他们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就远不如那些挪动的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又形成了阶层差别，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认同圈子。这个例子虽然是历史研究，实际上掺入了大量的社会学调查方法。
这里有一份《牛津大学经济—社会史专业2000—2001年硕士核心课程》，登在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编的书里。你们看一下，一个研究历史学的硕士，为什么要学习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为什么要讨论什么是“博弈论”，什么是“新制度经济学”，为什么要注意性别和家庭问题，要懂得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关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分层的理论？显然，历史学已经不再仅仅守着以前的一亩三分地了。这就是年鉴学派带给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就是必须沟通与其他社会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关系。
第三个方面，开辟了更广泛的历史学资料的范围。
勒高夫曾对年鉴学派做过一些总结，他的《年鉴学派与史家》的文章收在姚蒙编译的《新史学》一书中，他在其中指出一点：新史学扩大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它使历史学不再局限于朗格罗瓦（Charles Langlois，1863—1929）和瑟诺博斯（Charles Seignobos，1854—1942）所说的范围。朗格罗瓦和瑟诺博斯这两位是法国历史学家，他们阐述的方法在中国有很大影响，在二三十年代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上大学本科的时候，我曾读过他们的书，觉得特别有用。但这两位学者的方法，基本还是围绕兰克学派的方法论，较多地阐述政治和经济的大事，使用正史、档案等官方的文献。而年鉴学派的历史学家则超越了他们所指示的范围，不仅依据书面文献的历史，而且代之以多元的史料基础，这些史料包括各种书写材料：如图像材料、考古发现，甚至口头资料。
在年鉴学派作家的历史著作中，你会看到他们用的资料很广泛，有的用到建筑式样、墙壁上的图案、雕塑绘画等。在年鉴学派作家的历史著作中，你会看到他们用的资料很广泛，有的用到建筑式样、墙壁上的图案、雕塑绘画等。像Gaby和Vovelle用16世纪到19世纪普罗旺斯地区的祭坛画进行分析，指出画上的天使数量减少，反映这段时间里关于死亡的态度正在日益世俗化。最近，我看到有一本书名为《制造路易十四》，就用到许多当时的图像。将路易十四本人与穿上国王衣冠的路易十四做对比，指出路易十四的光环是依靠他的帽子、衣服、皮靴和后面跟随的那批人构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把他与普通百姓放在一起，他根本就是普通人，大人物的权威性和政治的光环实际是制造出来，或者用我们现在熟悉的话说，是包装出来的。
还有的人大量使用不为人所知的、琐细的档案，包括口供、书信、日记等等。最有名的是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Montaillou，village occitan de 1294 1324），这部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副标题名为《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这本书用到的基本材料是当时一个名叫雅克·富尼埃的人在蒙塔尤当宗教裁判所首领的时候对该地方进行审判的资料。富尼埃非常精通当地的奥克语，他审判异端的时候把当时的情景记录下来翻译成拉丁文。审判时他态度很好，诱使异端跟他聊天吐露真情，记录也极为详细，内容涉及了蒙塔尤地区的生活、风俗和人际关系等。如果这些材料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小山村的材料，那么也许并不重要，可是，有意思的是，富尼埃后来成为教皇，也就是教皇伯努瓦十二世，于是，由于审判者和记录人的重要，材料也变得重要。而且，记录中的一些叙述者长年游牧生活，随着气候的变化，带着羊群各地迁徙。于是，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地方，而是与法国其他地方的文化生活相关。所以，尽管记录是关于一个地方的宗教裁判所对蒙塔尤的审判情况，但是，清理出的大量不合正统天主教的资料，倒描述了整个法国西南部的民俗，包括性行为、婚姻、儿童、社会结构、死亡等等。这些资料实际上反映了相当大的空间，过去不大有人用，而年鉴学派就很善于使用这些资料。
传统中国史学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历史一般来说比较重视正史，即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也有人说是二十五史或二十六史。除了纪传体的正史，中国历史学家比较认可和重视的就是编年史，即从《左传》到《资治通鉴》和《续通鉴》的历史文献；其次是典章制度文献汇编，如十通，即《通志》、《通典》、《文献通考》等；再次是实录，如《明实录》、《清实录》等；然后是《起居注》、《奏折》和《上谕》等等，然后是各个重要人物的文集。可是，这还远远不够，尽管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满足于正史、官方史料、精英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尽管每一个研究历史的人精力都是有限的，但在处理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不满足于正史、官方史料、精英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其实，就连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还可以找到一些未被使用的东西，举一个例子，比如清代的大内档案，1929年刚刚买回的时候共有八千麻袋。到现在为止，这些档案也没有完整地被清理出来。事实上，明清档案还远不止这八千麻袋，除了中央的档案，各地都有很多没有充分使用的地方档案，甚至各个地方的家族、私人那里，还有很多，我们使用过的档案范围是非常小的。关于这一点，以后我们再仔细说。
此外，商业文献中有些资料是否也可用呢？明代的《商客一览醒迷》讲商人应该如何做生意，以及做生意的原则，还有《天下水陆路程》，讲做生意的路径和远近。有没有人使用这些资料来研究当时人的空间观念和时间观念呢？现代人从北京到上海，会很简单的认为三小时或最多十几小时，很少人会考虑北京到上海之间要经过哪些地方，这些地方是否好走。如果我们去看明朝给商人用的地理书，就会发现他们的地理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商人要考虑经过哪些地方，哪里可以歇脚，哪条路安全，哪里可以找到便宜的脚夫，他们的时间显得缓慢又漫长。像民国出版的《时宪通书》中有《铁路指南》，对于每一小站都讲得很详细，如北京、长辛店、八达岭等站，还要告诉乘客要准备什么东西，到哪里是多少钱等，这种由于交通变化而发生的空间和商业流通的变化是值得研究的。
如果我们去看明朝给商人用的地理书，就会发现他们的地理观念与我们完全不同。商人要考虑经过哪些地方，哪里可以歇脚，哪条路安全，哪里可以找到便宜的脚夫，他们的时间显得缓慢又漫长。再比如语言接触的资料，对于近现代史的研究，直到现在才开始逐渐重视语言接触，重视词典、字典。尤其研究晚清时代，很多字典如《英华大字典》，应注意它作为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中介，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中介，要考察它在表达方式和翻译法方面的特点。上海复旦大学的周振鹤以及他的学生就对马礼逊的《英华字典》、还有什么红毛番鬼译语、上海关于洋泾浜英语的竹枝词等等进行研究，并很有见解，讨论到词语从古代到现代的变革，东方词语与西方词语对比时发生的内在的背后的差异。而日本学者三浦国雄曾对《哲学字汇》进行过非常详细的研究，现在中国学者没有很好地认识《哲学字汇》的重要性，这本书是井上哲次郎根据英国词典、佛教词语、日本对哲学的讨论及其他儒家的书籍汇编起来的，每一个与哲学相关的语词都有英文和汉字的翻译，并讨论哪一个翻译的更好。这本书在明治十四年出版，对中国影响很大，井上哲次郎当过东京大学的校长，是留学德国的人，哲学观念从德国到日本到中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同样，日本关西大学还有一位华裔教授沈国威，研究近代汉语的一些词是怎样通过日本人翻译西方的词，最终变为中国的词语。可以和意大利学者马丁尼的研究合起来看。而另一位名叫荒川清秀的日本学者，专门研究日本、中国和西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地理科学词汇的翻译之间互相转换的关系，又可以和中国复旦大学邹振环的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的研究对照。另外，德国学者瓦格纳也研究中国在二战时期用的一些语言和词汇。大家知道，二战时期国家为了控制传媒，首次建立了国家广播电台，电台既要对自己广播，也要对敌广播，用到许多带有战争色彩的词汇。我觉得，后来中国人特别爱讲军事术语，也许就与那个时期开始的语言风气有关，其中很多很多的资料是过去我们历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