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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

你的红颜,我们的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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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作品我最深有所感的,是巨制西斯廷天顶画中的《创造亚当》:耶和华自天上飞来,向他的第一个创造物亚当伸出右手;倚坐地上的亚当与之四目交注,也伸出了左手——但差一点点,两只手并未接上,米开朗琪罗选择这么一个瞬间定格下来,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    
    十多年前,我曾在一封信中借此画发过一番感慨,因为那时正是处于有“问题”的阶段;这段话在笔记中有留底,转抄出来吧——    
    “……他们伸出手,却在相触前一刹停滞了。命运是他们身外的事了,命运在消褪手的色彩,在画上制造裂缝和剥落;然而千百年来,两只手,恒在冥冥中相吸引着。每当看到这个画面,心中就涌过一阵称得上悲壮的感情。多么伟大啊!他们只是伸出手,他们没什么问题要解决,只有人们为了观赏,才要去解决画面保护等问题。    
    ‘问题’是要去解决的,像电灯坏了,要修。可是花开花谢的自然的悲哀,总好过为一串问题去孜孜奔忙,最后电灯修好了,却发现灯下是一个乏味的家。……”    
    ——我说得真是太轻巧了!那时候的我,情愿要一个文艺的画面也不要现实的灯光,不恰当的感觉阻止了我,被回避着的问题终于未能解决,酿成至今锥心的遗恨。年纪大了,再看这幅画,感觉便不是悲壮,而是傅雷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中特别指出的悲愁。    
    第一次的创造,本是新生的欣喜,却双方都呈现出悲哀的气氛。这正是米开朗琪罗的伟大之处了,他深刻地领会到天地与人世的本质。     
    二〇〇四年四月三日晚


第二部分 画中有话第19节 好的故事:莫迪利阿尼(1)

    那忧伤的脖子伸过四百年    
    “在健康、自信的文艺复兴时期出现波提切利的绘画,无疑是一个特殊现象。画家笔下的女神和圣母目光忧伤,茫然而视,仿佛没有看见人文主义者编织的理性与理想。”这是《波提切利 / 莫迪利阿尼画风》(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二年一月第一版)王林所撰前言的开头。对这本画册,我曾不满于它将两位天才凑为一集,觉得轻慢了;读了该前言和其他一些资料后,感到把这两位相隔四百多年的画家放在一起也自有道理。    
    王林说,波提切利从当时文艺复兴普遍的乐观中作出了先兆性反应,感受并表达一种与时相悖的虚无;他画的“维纳斯总带着预感似的忧虑”。而莫迪利阿尼,则也是“以他最好的作品来描写女人的忧伤”,笔下女性“有说不出的优雅与哀婉、美丽与惆怅”,“在内心冲突中不胜重负的自我体验与自我怜悯。”另外如丰子恺译编的《西洋美术史》,指出波提切利的名作《维纳斯的诞生》和《春》二画,“隐隐中有一种世纪末的病弱与烂熟欲颓的哀愁泛滥着”,称波提切利是“颓废的唯美主义者”。而这一称号于莫迪利阿尼也同样合适。    
    英国卡罗·曼那本出色的评传《莫迪格利阿尼》(陈乃望译。湖南美术出版社,“国外现代画家译丛”。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第一版一九九四年八月第二次印刷),则说在莫迪利阿尼开始习画的少年,他父亲已戏称他“波提切利”。后来人们不断从两者画作中找到相似之处,如浓烈的装饰意味,苍白的肌肤,出神的大眼。又两人都倾向文学,文化素养极好,波提切利曾为但丁作品写过评论、作过插图;莫迪利阿尼则对但丁等诗人的诗歌熟读成诵(巧合的是,莫迪利阿尼有一个情人的名字,与但丁那著名的恋人一样,也叫贝雅特丽丝)。    
    更明显的一个共同点,是王林提到的,波提切利总是通过病态地强调一些变形因素来展现诗意,当中包括拉长的脖子等。这正是莫迪利阿尼后来淋漓发挥的典型风格!    
    如是,从形到神,从技法到内涵,莫迪利阿尼与波提切利都一脉相乘,可以说,在波提切利那里萌生的一些东西,到莫迪利阿尼手上发展到了极致,见出人类某种精神随时而进而“烂熟”的轨迹。    
    波提切利身处的,乃是文艺复兴之核心、意大利的十五世纪;那么这个书话系列,就从他的后继者莫迪利阿尼那里,进入文艺复兴之后的意大利吧,沿着一道伸过了四百年的忧伤脖子。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三日,整理一九九九年五月笔记而成。    
    附记:文中“这个书话系列”,指“书架之南”专栏,以介绍南亚、南欧的文学为主,现将其中关于美术部分的十一篇——自《蒙娜丽莎最初的红颜》起——移入此辑。    
            
    那虚空的眼睛穿透了生命    
    天才的、短命的意大利美男子莫迪利阿尼,以他笔下那些暖艳修长的裸体,迷离慵倦的意态,色彩斑斓的腐烂,展现了二十世纪初叶那个流彩溢金、华丽唯美而又迷惘、病态的时代,一份浓烈的现代忧伤。    
    他画的女性,大都有细长的颈脖:“既像摇曳的花梗又像矗立的梁柱。”(卡罗·曼《莫迪格利阿尼》)当时的现实主义者曾批评莫氏作品人物“不是脖子太长就是手臂太长”,对此,他的友人、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作出了极好的反驳:当“连貌似永恒的关于人的价值的概念都会发生变化”,我们怎能责难敏感的画家笔下的变形呢?(《人·岁月·生活》)    
    另一让人注目的地方,是眼睛。如果说,长脖子还有所师承(如上篇说到的波提切利),那些空洞疲倦的眼睛,则几乎是莫氏独特的标志了(蒙克等画家也画过空空逼人的双眼,但不如莫氏的普遍采用和重点突出)。卡罗·曼形容,那些眼睛常常“一只明一只晦”,“一只向内审视自我,另一只茫然向外”。这还不止,他有时甚至连眼珠都不画出,满眼眶只是空茫的蓝色,一种刻骨的厌倦和绝望!    
    莫氏的裸体画,以其率直到令人瞠目的唯美肉欲而为卫道士诟病,我却总从中读出背后的沉重。——那是虚空的重,因为其背景经常是简单的、乃至空旷的,仿佛把人物置于无所依傍中,来突出反映其内在的悲剧性。卡罗·曼说得好,他是通过笔下的女性,“着重表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试图描绘出人类普遍存在的痛苦和悲哀。”    
    对于莫氏的晚期作品,卡罗·曼认为风格已固定化程式化庸俗化,才气丧失,“一生中受到的漠视,已使他心灰意懒”,“不被承认和理解使他选择了慢性自杀”(指放任于吸毒酗酒)。当然这时他的一些绘画还是表露了对青春和生命的热爱,大量选择女仆、女工为模特,“她们健壮的体魄与画家孱弱的身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是他对生活的最后嘲笑”,“他要驱赶死亡,把活力通过绘画重新注入到生活中去”。但我看到,即使这一时期的女仆画像,仍然有一双空洞的蓝眼睛!这是双重的反讽了,所谓驱赶死亡、重注活力,却又自己都知道不可能,于是,在健壮的女人那儿仍摆脱不了迷茫。对生活的最后嘲笑,就这样落了空,到头来承受这嘲笑的还是自己。一九二〇年,莫迪利阿尼在贫寒中病逝,还不满三十六岁。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五日,整理一九九九年五月笔记而成。    
    并非无根的放荡    
    处于新旧时代交替间的莫迪利阿尼身上有许多矛盾,最突出的是其创作风格的既现代又传统。莫氏从小深受尼采等人影响,质疑公认的价值,推崇个人直觉和意志,因此与当时许多前卫艺术家一样,以叛逆时尚为荣而不以时髦为意。但卡罗·曼的评传《莫迪利阿尼》指出,当未来主义者以尼采为武器要摧毁一切现有的文艺时,他却与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无意创造崭新的社会,尤其是绘画,更见出传统的影响。他虽然反映残酷的现实,但却拒绝在画中具体表现酗酒、恶梦等令人不安的主题,依我看,这也是传统敦厚的一面。另外,他是个典型的都市人,但当激进者呼吁用机械化的现代社会来取代古老城市时,他却相反,在旧都市气氛里如鱼得水。爱伦堡称他“是一个旧时代的残余”,正说到点子上。超越与保守,集于一身。    
    这种寓超越于保守、在传统形式中换上新精神的风格,是一个很好的象征,让人看到新的风貌已悄然进入旧体制中起着变化:表面上还是传统的题材(人物肖像等),但其实内里已变了质,一种不可挽回的堕落与变易已经发生,于是人们在旧形式上都能鲜明地感受到旧有的僵化的和谐在失去。这种震撼之深刻,并不亚于去画令人不安的东西,是比直接破坏、另起炉灶更要大手笔。——我个人的审美趣味,比较倾向这样的旧瓶新酒,有依凭根基的出奇,不凌虚蹈空的虚无。    
    另一组矛盾是贫与富、热爱生命与糟蹋生命。人们爱说贫困出大师,莫氏后期也很是闹穷,但他初到巴黎时,因有家庭资助,生活还是挺可以的,其实他更喜欢追求优雅舒适的生活。爱伦堡说:“他丝毫也不想挨饿”,“他也不是自讨苦吃,也许他比别人更是专为幸福而生活的”。对于他的吸毒酗酒,爱伦堡同样摒弃了类似的高调,抹去后人眼光加上去的“名士习气”,说莫氏这样做根本不是“出于对放荡生活或‘艺术天堂’的热爱”。他在《人·岁月·生活》记述莫氏的文章最后沉重地说:“如果有人想了解莫迪利阿尼的悲剧,那就让他别去回忆印度大麻酚,而去回忆一下窒息性瓦斯”,去想想当时的欧洲以及20世纪人们的遭遇。说得很好,尤其是不要把天才的悲剧生活视为“名士做派”、将悲剧庸俗化观赏化方面。爱伦堡和莫迪利阿尼的旧恋人阿赫玛托娃,都对当时以莫氏为主角的电影、小说热衷这类描写表示痛心和不屑,他们不愧是莫迪利阿尼的知己。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五日,整理一九九九年五月笔记而成。    
    你像个孩子似的    
    其实,莫迪利阿尼性格中的许多矛盾之处,他的空想神游,他的回避现实,他的怪异脾气,还可以归结到他是个孩子气极重的人。表现在作品中,爱伦堡精辟而敏锐地指出,莫氏人物都有“备受迫害的柔弱和在劫难逃的噩运”,“一种悲戚的困惑表情,一种固定不变的厌世的苦闷”。——“所有这些人都像被人欺负的孩子。”    
    这使我又想到因为一首歌而多年沉吟于心的一个话题。林夕为黄耀明写的《我们不是天使》:“不期望天天向上 / 只知道生命无常……我们不是天使 / 我们只是孩子 / 寻找可以安躺的海港”。我们曾经是、或以为自己是天使,但后来就不再是、或终于发现自己原来不是了,只是五光十色里的孩子。从天堂中不食人间烟火、无忧无虑、纯洁美丽,变成无辜、脆弱、不能学会在阴险恶浊的世界里自存自保,这,可视为历史前进中社会变动的一个折射象征(赵毅衡曾有《我们时代的孩子》一文,可参看),我也总作为自己的写照和心声。    
    推崇尼采等人那套“强者”、“超人”哲学的朋友,会认为以孩子自况是没用的、矫情的。但,在这个年代,我们还能做真正的“强者”、“超人”吗?我们真的不是孩子吗?生活有如一场赌博,身在局中的一个赌徒,赢得几个回合、一些奖品,或者就算全场皆赢通杀所有筹码,就叫“强者”了么?不是的,即使庄家也不能算,只有改变、推翻赌局,跳出生活设定的限制另开新局面,自己重新设计过并操纵之(哪怕改变的仅仅是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这才称得上是强者。而在现实社会里,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更别说古希腊罗马或文艺复兴那样充分发挥人的多面性了。那么,当下奢谈“强者”、“超人”才是没用的、矫情的。因此我固执地认为,“我们不是天使 / 我们只是孩子”这两句歌词是对当今时代中的我们最好的诠释之一。我们主观上都不想、乃至鄙夷“总是像个孩子似的”(李宗盛);但客观上,我们就是孩子,在黑暗世间提着易碎灯笼的孩子(罗大佑《你的样子》)。    
    出身于崇拜尼采家庭的莫迪利阿尼,虽然直接画孩子题材不多,但比如那幅托腮独坐的惨绿少年,也有看得人隐隐心痛的震撼。卡罗·曼说他画中的孩子,都有“一副孤立无援的样子”,是借此“悲叹美好时光的稍纵即逝”,通过画儿童来留恋青春。——画这些画时,莫迪利阿尼已走到了生命的末段。     
    二〇〇四年四月十五日夜,整理一九九九年五月笔记而成。


第二部分 画中有话第20节 好的故事:莫迪利阿尼(2)

    带着翅膀在地上走    
    林夕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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