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不是西门子-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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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过了三个月群龙无首的逍遥日子以后，新老板走马上任了。Markus是上海人，走路风风火火，待人接物一副雷厉风行的样子。听说他在国外留过学，但具体哪个国家哪所学校什么专业目前还不太清楚。他在办公桌上放了个18寸大小的镜框，里面没有照片，而是一首打印出来的英文古体诗。这说明新老板不光英文好，而且很有学问，至少也是个古典文学爱好者。　　　　
　　　　过了一会儿，Markus自己来找我。我吓了一跳，以为QQ背后把我说他拼错单词的事告诉他了。　　　　
　　　　“一彤，我明天要跟老板开个会，下午我教你，到时候会上由你来做presentation。”他道。　　　　
　　　　我嘴上答应，心里连连叫苦：他跟老板开会，为什么也要手下来讲？老板越大越难伺候，我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代表高年级同学发言，万一讲错了怎么办？这位Markus同学看架势不像会为我出头，只好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下午我以为他会仔仔细细教我的，没想到只是泛泛交代了几句，就让我回去自己做ppt，然后发email给他。　　　　
　　　　我硬着头皮东拼西凑把文件做好已经6点了，见Markus桌上的笔记本电脑还打开着，椅背上搭了件衣服，我以为他去其他部门开会了，就一边准备明天的发言，一边等他。一个小时过去了，还不见他的影子，我打了他手机，他那头有音乐，说自己突然有点不舒服，就先下班了，让我发到他邮箱，他明天一早会看。　　　　
　　　　我突然想起，我一早进办公室，他不在座位上，电脑开着，桌上很乱，椅背上有衣服。而通常我下班的时候，他的座位一样是空的，而电脑开着，桌上很乱，椅背上仍然有衣服。我就以为他比我早来晚走，不在办公室是因为去其他部门讨论工作或开会了。其实我被道具们骗了。　　　　
　　　　第二天，我战战兢兢跟在他后面走进会议室，里面已经坐满了高年级同学。第一个发言的就是我，Markus介绍了一下我，我连上投影仪，正要开口。老板却说，这份presentation是谁做的？Markus立刻说是他和我一起做的。老板道，那好，不用你手下人讲，你自己来说。　　　　
　　　　他讲的时候结结巴巴的，好像对业务根本不熟悉。好几次我听见鼠标嘀嗒地响，原来是他整个人在抖，手也跟着抖，碰响了鼠标。　　　　
　　　　等我几乎以为自己已经从高亢生活里消失的时候，却接到他的短信，问我星期六下午有没有空。　　　　
　　　　我问自己，如果我约韦丹或陈翎见面，会发短信么？我当然会直接打电话。只有换了客户或不太熟悉的人，才会先发条短信或写封email过去约时间，我和高亢的关系好像又回到初始状态。我们约好下午两点在徐家汇的一家餐厅碰面。　　　　
　　　　我进门的时候，见高亢正沉着脸在发呆。他瘦了一圈，比上一次见的时候更憔悴了。　　　　
　　　　“最近好么？”我问他。　　　　
　　　　“不好。”他直截了当地说。　　　　
　　　　歌星的剧本一个月前就交了，因为是熟人介绍的，定金付得又很痛快，他和另一个编剧就没盯着对方签合同。可交稿后麻烦来了，投资方一直拖着不付钱。他那校友催过一次，也基本是耳旁风。从上个月拖到这个月，上礼拜又拖到这星期六，本来说好上午去对方公司拿钱的，一会儿说他们写得不好，要另外找人改一稿，所以现在不能付钱，一会儿又说财务出去办事了，要他下午再来。　　　　
　　　　“他们公司就在对面，你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来。”高亢指着对面的写字楼道。　　　　
　　　　他去了很久都没回来，我怕他出事，就离开餐厅，到写字楼下面等他。　　　　
　　　　我还是陪他去了医院。　　　　
　　　　当我在餐厅等待的时候，高亢和投资方争执，然后打了起来，对方打断了他两颗门牙。　　　　
　　　　　牙医说牙根已经严重受损，为了避免发炎，必须立即拔除。　　　　
　　　　手术时，我在一旁陪着高亢，我握住他的手希望可以给他力量，他的手指冰凉，眼泪不停地顺着脸颊无声无息地流下来，几乎灌满了两个耳朵。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亢。　　　　
　　　　曾几何时，我像害怕生离死别一样，害怕听到高亢说出“分手”两个字，他也自始至终都没提，但门关上的那刻起，我们的关系结束了。　　　　
　　　　第二天中午我去餐厅吃饭。我要了客馄饨，排在我后面的德国人也要了一客。服务生端了一碗馄饨出来，却先给了他，我火了。　　　　
　　　　上一次和陈翎去襄阳路买东西，我想买个昆虫的纸镇送人。看到一个摊上有，就问老板多少钱，他理也不理我，还在一个劲和两个日本人讨价还价，对方只不过要买个几块钱的钥匙圈。有些中国人就喜欢做外国人的生意，不管对方砍起价来是不是更狠，好像自己的东西　　　　
　　　　被老外买走便很光荣，真是丢中国人的脸。　　　　
　　　　“是我先叫的。”我决定不再姑息这个犯贱的服务生。　　　　
　　　　“你比他先到，但是是他先叫的。”服务生理直气壮地看着我。　　　　
　　　　我正准备喊他的经理来，这时候我后面的老外用英语对贱人说，这是她点的，你应该给她。　　　　
　　　　我心里一乐，这就叫马屁拍到马脚上。　　　　
　　　　我回头看那个德国人，觉得有点眼熟。　　　　
　　　　“我可能需要一个刻度碗来吃馄饨。”他对我眨眨眼。　　　　
　　　　我立刻想起来，他就是我在北京培训的时候，在茶水间碰到的那个用刻度杯喝中药的家伙。　　　　
　　　　“你怎么不在北京？”我问他。　　　　
　　　　“我们的项目转来上海了。”他回头指了指角落里正在用餐的几个德国人。　　　　
　　　　我们总裁VonPierer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块巨大的恐龙化石，他说过，西门子庞大的身躯就像一只恐龙，多年前的恐龙随环境进化而灭绝了，但西门子绝不做恐龙。除了受经济形势和战争的影响有过几次回落外，在公司的150年历史中，发展一直比较平稳。谨慎的融资政策和不断的研发创新，使它避免了公司成长中的大起大落甚至灭顶之灾。在1958年世界销售额前100强的企业，到1994年只有32个企业还存在。　　　　
　　　　2004年快到了，公司在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了Annualdinner，这是我进入独资公司后参加的第一个新年聚会。西门子是一个典型的多元化公司，自动化与控制、电力、交通、通信、医疗等14个业务集团的全球员工总数达到44万，而在中国就有近3万人。晚上，上海公司的同事们像虫卵一样，把大厅挤得水泄不通。


《因为你不是西门子　》　四小小少年，没有烦恼（3）

　　　　司仪介绍了今年的业绩，我们在《财富》500强里排名第21，取得订单额313亿元。西门子还计划投资10亿人民币在北京望京建造123米高的西门子总部大楼。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化学反应，我油然而生出一种崇高的员工自豪感。　　　　
　　　　Buffet开始了，我端着盘子去夹吃的。食物中西合璧，看上去还不错，我盛了几块熏三文鱼。这时候身边有人跟我打招呼，我转头去看，原来又是那个德国刻度杯。　　　　
　　　　“你也来啦。”我说。　　　　
　　　　“我叫Werner。”他和我握手。　　　　
　　　　“和我们的创始人一样。”我说。　　　　
　　　　“对啊，我沾了他的光。你不觉得他很了不起么？我爸爸以前就是为西门子服务的，我叫Werner；我一个弟弟叫Wilhelm，另一个叫Carl。”　　　　
　　　　Wilhelm和Carl都是西门子的弟弟，这家做爹妈的真不动脑筋。不过话说回来，做名人真好，不仅可以流芳百世，连名字也被人用来用去。我小时候也梦想过做名人，整天上电视，走在路上都有人献花。长大以后才知道名人不是那么好做的，能活成现在这样就不错了。　　　　
　　　　我磨刀不误砍柴功，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往盘子里夹东西，不一会儿盘子就装满了。回头一看他盘子还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他好像连说话都跟喝中药一样专心。　　　　
　　　　“我喜欢上海，生活很舒服。北京也很美，但是风沙太大了，我冬天在街上说话，满嘴都会是沙子。”Werner说。　　　　
　　　　我发现他说的每一个德文发音都清清楚楚的，很好听。德国的方言像中国一样多，如果一个巴伐利亚人和一个萨克森人交谈，那他们还需要找个翻译，就像北京人遇到广东人。我喜欢跟德语讲得标准、优美的人交谈。　　　　
　　　　“我们周末去酒吧喝酒，你愿意参加么？”他问我。　　　　
　　　　我当然想参加，我需要找块德国进口的磨刀石磨我的德语。　　　　
　　　　“你的分机多少？我到时候通知你。”他说。　　　　
　　　　我把号码告诉他，就回座位吃东西了。他这才开始往盘子里装吃的。　　　　
　　　　“跟我说说saiwengshima的故事吧。”Werner看着我。　　　　
　　　　他说的好像是拼音，可我没听懂。　　　　
　　　　“就是塞先生、他的马和儿子的故事。”他又念了一遍拼音。　　　　
　　　　我总算明白他说的是塞翁失马，德国人好像对我们的成语故事很感兴趣。读大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日后去德国读书，打工的最好就是做中文家教，每次外带讲一则成语故事，什么一日三秋、一箭双雕、一毛不拔，听着有趣时间过得快，还能展示我们泱泱中国文化。可惜我的德国梦只能下辈子继续做了。　　　　
　　　　我向Werner讲起了塞先生的故事，塞先生生活在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他走失了一匹马，却说“说不定是好事呢”。果然过了一个月，走失的马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群骏马。可他说“说不定是坏事呢”。果然没今天，塞先生的儿子骑这匹马出去玩，却摔断了腿，他却又说“说不定是好事呢”。果然不久，国家的敌人匈奴入侵，青年人都战死了，只有塞先生的儿子因为残疾，没上战场而活了下来。　　　　
　　　　我告诉他这个故事说明了所谓好与坏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比如他以前一直以为中国很穷很苦，中国人没衣服穿，可是偏偏把他派来了中国。来了中国一看，非但有衣服穿，还很好玩——坏事变成了好事；可他外派的时间太久，在德国的女朋友耐不住寂寞，跟别人跑了——好事变成了坏事；他发觉身边有个中国女孩可爱大方，于是找到了真爱——坏事还是变成了好事。　　　　
　　　　Werner恍然大悟地点头，我心想什么好事坏事都是拿来骗人的。说穿了生活就是一个谜，你永远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你，就像上半年看的一部AlPacino的电影《TheRecruit》，每十分钟颠覆一次剧情，真真假假好不热闹。真相只有在最后几分钟里才会揭晓。　　　　
　　　　星期天吃完晚饭，我和妈妈讨论春节去海南旅行。妈妈还没坐过飞机，我想用年终的奖金陪她去看海。　　　　
　　　　一个可怕的念头这时候闪过脑海。我再也顾不上喂狗了，将妈妈背起来，摇摇晃晃地回了家。　　　　
　　　　我把她在沙发上放下，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她。　　　　
　　　　“妈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是膝盖疼，还是髋部疼？”　　　　
　　　　第二天，我请假陪妈妈去医院检查，专家门诊的号已经挂完了，我们只好挂了普通门诊。　　　　
　　　　我“哇”地一声哭出来。立刻又想起妈妈还在外面，随时都有可能进来，忙用手捂住嘴，拼命忍住眼泪。感觉就像把流出来的鼻涕重新吸回鼻子一样难受。　　　　
　　　　“没说不能治啊，可以通过手术换上人工关节，但费用很高。”　　　　
　　　　不知道是被我的孝心打动，还是本人的美色和眼泪激起了他的怜香惜玉之心，或者只不过想说服我们用最好的手术材料，以分得更多提成，专家非常耐心地向我讲解起关于手术的问题。　　　　
　　　　我一回家就上网找股骨头坏死的资料。不看则已，越看越惊心：骨坏死又称“不死的癌症”“骨科白血病”，目前对这种疾病的治疗仍属于全球医学界的一大难题。今天的专家说得没错，通过手术换上人工关节，是目前治疗晚期关节严重病变的惟一手段。但费用昂贵，而且人工股头骨的寿命是有限的，几年以后还必须进行翻修手术，费用不说，皮肉还要受苦。可如果为了省钱不开刀只进行保守治疗，妈妈不仅会终生残疾，还有可能出现并发症死亡。　　　　
　　　　想到“死亡”两个字，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董少逸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又出现在我眼前，我挥手将他赶走。我不要我惟一的亲人也变成这副模样！我一定要救妈妈！　　　　
　　　　可我哪儿去凑那么多钱？听专家的意思，手术最好能用进口的陶瓷股骨头和髋臼。可就算加上高亢留的4000欧元，也还是不够。姨妈会愿意帮我们，但她自己看病也要花钱，很可能自身难保；要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