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探李昌钰破案实录-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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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检察官收到检验报告后，曾在一九九一年披露玛莎悬案调查情况的专栏作家雷维特又有了新素材──汤米开始改口，他说，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日晚上九点三十分他与玛莎分手后，她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在外面在外面等他，然后两人又见面，并且有大约二十分钟的“性接触”，他没有具体描述何谓“性接触”。
检察官布朗听到这一消息就评论道：“汤米。斯凯科为何在案发二十年后才首次承认与玛莎的第二次接触？因为侦查技术日新月异，他害怕李博士用微物证据及DNA检验技术确定他涉案，而不得不坦白。”
许多人认为斯凯科家里的人知道当晚真实情况。为此，检察官和莫斯雷家曾提出五万元的奖赏，在莫斯雷先生过世后，莫斯雷太太更将奖金提高到十万美元。但是，至今仍无人提供任何有用的线索。
莫斯雷太太伤心地表示，“我从一开始就认定斯凯科家人撒谎。我确信他们知情。我确信玛莎一定是被他们其中一个或几个人所害的，这户人家里肯定有人知道。虽然有十万元的悬赏奖金，但是我相信他们并不需要这笔钱……”
虽然凶手呼之欲出，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一切都讲究证据，如果检方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人逍遥法外，这也是法治社会的悲哀。在九八年十月，新任检察官布迪决定动用大陪审团制度，通知所有人到庭说明当晚的情况。我也订于九八年十一月下旬出庭作证，后事如何？只有下回分解。
一九九六年，我应联合国之邀到波士尼亚去调查种族冲突的万人冢事件。人道救援组织“美国关怀基金会”在该国设有专门的援助小组，负责人史提芬。斯凯科，也就是鲁什顿家中年纪最小的男孩。我们素未谋面，但是在波士尼亚，他负责安排接待调查人员，我和他搭机时坐在一起。
在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异国，玛莎悬案头号嫌疑人弟弟，竟然与我促膝而坐。史提芬心地善良，向我们介绍了波国近况，我们讨论了许多事情，谈得十分投机。我最后告诉他，我正在调查一九七五年万圣节晚上在他家附近发生的玛莎悬案。他心平气和地说，“李博士，请您放手调查，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减我对您的尊敬。”
自从这次接触后，我和史提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每次到波士尼亚，他都会抽空支援，后来到其他战火连绵的国家，都时常碰到史提芬，有几次我们也在美国见面。我不禁感到，人们生活在一个小小的世界内，正如古语所说，有缘千里来相逢，无缘对面不相识。
第4节 无尽之缘
一九九七年元月廿三日下午，我接到国会的一通电话，约翰。肯尼迪谋杀案调查小组要我尽快到国会山庄去，协助揭开肯尼迪被杀的真相。
当时柯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刚传开，外界盛传柳思基保留了一件沾有精液的洋装，大家都想知道究竟洋装上的精液是否柯林顿总统的。
到达华府时，刚好被一些眼尖记者认出来，他们围上来问我到底为何事赶到华府，我说是应国会邀请前来协助特别调查小组。
谁知道，第二天一些报纸大作文章，声称我应国会邀请前来检验柳女的洋装，有些报纸甚至刊出卡通漫画，将我画成拿着放大镜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寻找微物证据。
有些报纸甚至说柳思基的洋装已送到我的手上。
不过，我没有理会那些猜测。国会肯尼迪刺杀案调查委员会的代表开门见山地向我表示：肯尼迪总统是美国的偶像人物，他的遇刺真相，一直是个迷，民间各种各样的猜测方兴未艾。调查委员会希望能借助我的刑事专长以及最先进的技术，重新检验旧有的证据，看来能不能解开这个历史之迷，而我的检验结果，很可能会改写美国的历史。
我接受了国会交付的任务，跟随着几位安全人员，来到了保存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所有纪录的国家资料库，资料库内警卫森严，即使有国会的特别允许，我还必须经过重重检验，照相机和文件夹也不能带入。
机密文件室里面存放着大堆肯尼迪总统被刺当天的资料，我反复审阅从未对外公开的录像带、照片、文件、验尸报告……
看着这些资料，眼前浮现当年在马来西亚处理肯尼迪遇刺新闻的情形，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油然而生，我只有自问，这是命运，还是缘分？
end
整理人后记
在美国从事记者和律师工作十多年来，我经常与司法界及警界接触，每提及Dr ·Henry Lee的名字，美国的司法界及警界人士无不赞不绝口。我们律师同行都知道，如果要替被告辩护，只要李博士肯接受邀请，肯替被告出庭作证，官司一定会赢。
李博士在美国名气如日中天，但是他平易近人，并且言而有信。记得1995年8月24日，李博士到洛杉矶来替辛普森案件作证，当时我以《世界日报》记者身份进入法庭旁听李博士作证。辛普森案件之前，我曾多次采访过李博士，在休庭时，李博士一眼就认出我，便用中文谈起他的作证感受。
在开始谈话前，我先用照相机拍了几张李博士在法庭内的照片，没想到照相机的闪光灯引起法警的注意，一名法警冲上前，将我拉住，要我交出记者证和照相机，李博士见状立即跟法警说：“他是我的朋友，我同意让他拍的。”
但是法警回答说，在拍照时，很可能拍入了陪审员的面容，如果照片刊出去，很可能导致整个案件的流审。
辛普森的整个辩护律师团都催着李博士离开法庭，赶回事务所商讨下一步策略，李博士知道法院楼下仍有大批记者等候，律师团仍会花一些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便跟我说：“等一下你到楼下，我会等你。”
在法警坚持要没收我的记者证及相机的情况下，我只好去见法官。最后法官同意将相机和记者证还给我，但把底片曝光，等到处理好这些事后，已过了二十多分钟。
我赶紧到楼下，原来成群的记者早已散开，楼下只剩下两位警卫，我向他们询问有没有看到李博士，他们说：“有，但是他早已跟辩护律师团一起走了。”
原来以为可以拿到独家专访李博士的新闻，没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整天工夫就这样泡汤了。我垂头丧气地走回停车场途中，突然听到附近有人不断地按喇叭，我抬头一看，前面一辆白色的箱形车里面，好像有人在向我招手，再走近些，原来向我招手的是辛普森案中著名的辩护律师。
等我靠近这辆车时，这位律师不耐烦地对我说：“你终于出现了，我们等你很久啦！”
我正在纳闷时，箱形车的侧门突然间拉开，冒出了一个东方人面孔，原来是李博士。“李博士，原来你在这里！”我惊喜地叫了起来。
“我们在这里已经等一段时间了。”他回答说。
我往车里一看，车内是每天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的辛普森辩护律师团，原来李博士要求等到我时才离开法院大楼，律师团只有陪着李博士一起等候。
见到我后，李博士给了我他下榻的饭店地址，面带歉意地表示，他们必须马上赶回事务所商讨案情，已经等候多时，不方便再拖延下去，不过他晚上8点会回到饭店，可以接受我的专访。
晚上我依约赶到了他住宿的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好莱坞的偏远地区，鲜为人知，原来李博士为避开记者的跟踪而住到这家不起眼的饭店。虽然忙碌了一整天，坐下来谈起辛普森案时，他丝毫没有倦容。李博士谈到了后悔参与该案的心情，以及他不愿意再参与辛普森民事诉讼案的打算。第二天，这篇专访在中文报纸刊出，四处寻找李博土踪影的英文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美联社等都纷纷将这篇专访翻译为英文刊出。
李博士精力十分充沛，智慧过人，观察细心入微，有时令人吃惊。在口述整理过程中，他清楚地记得几十年前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有一次，他口述其中的一个案件，我一边用笔记录，一边用录音机录音，几个小时后，录音键跳了起来，我将录音带翻过来，准备换面继续录下去，但是李博士拦住我，他说：“那一面已经录过了，再录会将原来的内容洗掉。”我按下放音键一听，果然那一面已有录音。
李博士也很幽默，有一位听过李博士演讲的同行除敬佩他的专业学识外，还表示，李博士在退休后不需从事刑事科学，只需要担任脱口秀的谐星（Stand…up comedian）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
李博士是一位全球公认的刑事科学权威，被刑事界及司法界尊称为“现代福尔摩斯”、“现场重建之王”，替李博士整理这本书，是我毕生难逢、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从李博士身上，我体悟到人生的哲理，希望读者也能从李博士的奋斗经历中得到一些体会，在此我想感谢我和李博士的共同好友柯约瑟夫妇、陈君仪先生、陈李琬若女士提供的协助，更感谢我的太太杨弘如医生及家人的全力支持，让我心无旁骛地专心整理此书。
邓 洪
1998年11月7日于洛杉矶
从留学生到美国著名记者和律师代 跋
南国季春，一个深夜，神探李昌钰来到了深圳以西60公里的一个小镇。我应约驱车去见他。
当坐在东莞厚街镇的咖啡座里，我与他谈起将他的侦探生涯进行整理时，李博士坦然告诉我，在邓洪之前甚至当下，已有十多位台湾文坛高手透过各种关系来争取写他的传记及整理他的刑案。
在本书台湾版自序中，李博士写道，“这本书的出版得到很多人的鼓励及协助，首先要感谢邓洪律师，他是位年轻有为的律师，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的一生与我的际遇有些相似，都是在艰困中奋斗崛起。”
每隔几年邓洪都会回中国探亲。每次回国他都感觉中国的变化是日新月异，民众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能与他的经历有关，他谈到现在青年一代过于沉醉于物质享受，过于满足现状，而缺乏对社会的责任感。他说，与李博士的人生经历比起来，我们这一代人是时代的幸运者。但是，与李博士对社会的贡献来比，又觉得自己多么渺小。
1967年邓洪出生于广东河源一个名叫黄田的小镇。其父邓家荣在银行工作。父亲在求学时期参加了革命，后来自愿到山区工作。“文革”开始的翌年，长子出生，父亲怀着一种希望，取名“邓洪”，就如“文革”的革命洪流一样。但是没想到这股洪流竟然将自己冲了，由于祖父是地主，妈妈带着他及两位姐姐、弟弟被迫回原籍广东罗定乡下去了。
由于是“黑五类”子弟，在学校根本抬不起头来，看到别的同学脖子上挂着红领巾，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挂上。每次生产队召开批斗大会，妈妈都不让孩子去看。每次会后，奶奶都躲在屋角，暗暗地流泪。后来我们才发现，很多次被批斗的正是奶奶。慈祥善良的奶奶何错之有，只不过她嫁给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
就这样，在莫明其妙的羞辱和过早降临的贫困和压力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文革”结束的那年，9岁的邓洪才回到父亲身边。
在河源中学这个乡下来的、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不仅以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而且考上了深圳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专业。那是1984年，当时深大刚刚成立不久。
深大开放式的教育当时在全国来说很新潮，校方鼓励学生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很多同学都“半工半读”。邓洪也在学校外事办公室找到一份“半工”的工作，协助照顾外籍教授。不到两年时间，原来怕有广东口音而不敢开口的他，竟然能带着几位外教到中国各地四处旅行，俨然做起了翻译。升三年级时，幸运之神的手伸向了他，一位叫林秀文（Ｌｙｎｎ Ｍｃ Ｏｗｅｎ）的美国教师对这位黑黑瘦小的中国孩子发生了兴趣。林老师发现他的兴趣很广，邀他去美国留学。
经过一番努力，在1987年1月，20岁的邓洪终于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在这位热心的老师帮助下，就读于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经济系。
学校虽然承认深大修的一些学分，但由于未拿到学士学位，因而要补修很多课。一次，在中国同学会的年会上，他遇到第一个到新华社担任外国专家的新闻系主任汤姆·莱利博士（Ｄｒ。Ｔｏｍ Ｒｅｉｌｅｙ），于是命运又来了一次转机。他发现他对新闻有兴趣，二话没说就替邓洪办妥转系手续，进入他的门下学习新闻。
自从《华盛顿邮报》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