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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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罗马，妓女的最高等级是德里卡特，即“供养的女人”或富有施主的情妇。接着是法摩赛，名门家庭的女儿，她们从事这个行当是因为她们需要金钱或想享受快乐。多里斯是一些习惯于赤身裸体的漂亮女人；鲁帕是小客店的女仆、侍女，她们可以被客人租用陪床过夜。
徐兆寿：这几个例子实际上还是说明了妓女的两大特点：要么是给别人提供性快乐，要么是为自己的快乐着想，当然外加金钱。那么，什么时候它跟宗教有了关系呢？应该是有了“圣妓”吧！现在人们总是觉得神是不需要快乐的，是无欲的，把那时人们奉献给神的性只解释为生育，恐怕是片面的，因为犹鲁巴族每年两次妓女杂交中，有献给生殖神的，也有献给恋爱女神奥杜娜。这就是说，把性献给神本身就是让神在性中享受快乐的功能。尤其从古希腊的神话那里，我们随处可见，神和人一样，都是需要性快乐的。
因此，宗教在最初时期，对性的快乐观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只是到了后期，宗教对欲望进行限制后，对性有了更为明确的道德判断后，性就跟宗教无缘了。从这一点上来说，宗教发展到后来的确是反人性的。
我认为，妓女一词的出现，是与一种同样不洁的伦理观相连的。从古代的犹太教到早期的基督教，对卖淫业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反对，只是对它进行了道德上的谴责。但到了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则骂道：“若没有地下水道，宫殿将堆满垃圾臭水；从世界上消除妓女，会使鸡奸充斥于世。”这种观念带着明显的恶毒的口气。我觉得持这种观念的人本身就是一个十足的道学家，是一个虚伪透顶的家伙。看上去他仿佛是理解人性的，觉得人是需要快乐的，但从他的比喻里得知，他是从根本上否定人的这种快乐的。
刘达临：中世纪的统治者已经学会想用卖淫来控制社会了。中世纪的基督教会首先发明和运用了“妓女是社会的安全阀”的理论，并一直流传至今，现代还有一些人提出“多设立几个公共厕所，人们就不会随地大小便了”。14世纪时，基督教会开始控制妓院了，只许“好基督徒”进，不准犹太人与异教徒进，耶稣受难日和复活节关门，妓女也要用部分时间做祈祷和宗教活动，余下的时间才接客。这样一来，妓院成了教会的“摇钱树”。
徐兆寿：我们是否可以说，是宗教把妓女变成真正的妓女的。我的意思是说，是宗教在道德上把妓女否定的，从此后妓女才成为一种肮脏的职业。而这种观念使妓女的地位更加低下，并使妓女业充满了性病。如果没有道德上的歧视和谴责，妓女业就成为一种正大光明的职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隐患产生，那么性病也就被杜绝在门外了。也正是因为这种道德的判断，才使妓女业成为一种产业，一种暴力产业。可以说，是宗教把那些卖淫的妇女在精神上强奸了，使她们真正沦为卑贱者了。
刘达临：否定妓女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道德。凡是与婚姻家庭对立的性行为，都是宗教与道德反对的，包括婚外恋。
徐兆寿：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一次革命，我们一般总是为其唱着赞歌，但是，我一直认为这种观念是片面的。我在很多文章里也曾论述了这一点。
刘达临：欧洲文艺复兴是欧洲中古向近代过渡的一个时代，提倡人性复苏、光复人性，这都是好的，但是，在反中世纪的禁欲的过程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纵欲。那时，希腊感性享乐主义的回潮、反禁欲的自然主义的盛行导致人们更多地肯定肉体的快感，强调不能人为地对自然性爱进行限制，一切都必须自然、自由。因此，无所顾忌、“畅饮爱情”、欣赏肉体、肉欲享乐就成了这一时代的时尚，它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私通、嫖妓宿娼两个方面，有人说那是一个“私生子的时代”。
第三部分第34节 中国会不会建立红灯区
徐兆寿：维多利亚时期实际是一个清教徒主导的时期，妓院得到了一定的控制，而恰恰在那时，性病却开始嘲笑起英国和整个欧洲了。在那时，欧美的性病患者一直大幅度地上升，人们患性病最多的是淋病和梅毒。当时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又是如何处理的？
刘达临：性病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人们进行了各种讨论和研究，原来是从哥伦布输入欧洲的。卫生部门试图通过妓女来控制它，但由于私娼、暗娼太多，难以彻底进行。在欧洲大陆，妓女被强制注册登记，卫生部门还有线索可查，而英美两国因为没有“登记名义”上的妓女，就无从查起。
英国政府在1864年、1866年及1869年分别颁布了《传染病法案》，强迫海军单位内或军事要塞15英里工作的妇女定期接受生殖检察，结果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终于在1883年废止。
徐兆寿：这段历史实际上给我们提了个醒，就是越是要禁止卖淫，越是私娼流行，性病蔓延的可能性就越大。
刘达临：这是个很矛盾、很复杂的事情。娼妓是禁止不了的，如果不明着把它管起来，那么暗娼就很猖獗，性病的防预就无从谈起，无法下手。这是很麻烦的。
徐：现在国外卖淫业的情况如何？
刘：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卖淫业非常兴盛，之后采取了禁止和限制，妓院的数量大大减少，但在色情文化和“性革命”的冲击下，妓女的数量并没有减少，阻街女郎和应召女郎大量增加，预约妓院应运而生，路边卖淫代替了妓院，当局对此束手无策，多次缉捕都不能解决问题。
巴黎的私娼和警察的数目相等，意大利因为其旅游业的发达，卖淫业非常兴盛，来自南斯拉夫、希腊等地的他国女子占妓女的半数以上，在众多的交通标志中竟有“注意妓女”的字样，可见卖淫业泛滥之一斑。在西班牙和希腊，私娼也多得惊人。
在葡萄牙的里斯本、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的马赛、德国的汉堡等地，都有公开得到营业执照的妓女户，其中阿姆斯特丹是世界上有名的“性都”。在拉丁美洲，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地仍认可卖淫业。俄罗斯的妓女被称为“黑蝴蝶”，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莫斯科的街头，警方一再驱逐或拘留她们，但是她们总是一次次地卷土重来。
至于在亚洲东、南部的一些国家地地区，包括韩国、泰国、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台湾、香港等，卖淫业几乎都是公开进行的。1946年日本政府开设红灯区，政府号召“日本妇女要为振兴国家做贡献”。从那时起，日本的经济就和红灯区一起“发展”起来了。而泰国几乎就是“色情王国”的代名词。越南当局的官员曾经说过，要牺牲一代至两代的妇女，换取国家的富强。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香港对有组织的妓院是严格禁止的，但并不禁止个体卖淫户。台湾目前还有领得营业执照的公娼，但停止发放营业执照。据一些台湾学者估算，目前台湾的卖淫妇女约有100万人，这对全岛只有2100万人口的台湾来说，真是天文数字了。
在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根据宗教规定，卖淫是要处以笞刑的大罪，所以这些国家都禁止卖淫，但是实际上仍有许多私娼和妓院存在。
徐：对于20世纪来说，卖淫业是空前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难以比拟。这是为什么？
刘：最主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使一切都可以出卖，包括良心、道德、权力，也包括肉体；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一些人有“思淫欲”，需要有更好的性发泄场所，流动人口的增加也促进了性发泄场所的需要；印刷术的改进，照相术、电影、电视、网络的发明，使色情品的泛滥有了良好的技术条件，而色情品和妓院又相互促进；两次世界大战使不少人家破人亡，一些女子不得不靠肉体以养家活口，大批军人在海外长期作战，把嫖宿看成是绝好的享受机会；60年代的“性革命”荡涤了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性保守观念，进一步为卖淫业扫清了道路。1949年，在国际废娼会议的协约上签字的国家有100个，欧洲除了荷兰之外，几乎都是废娼国。1960年又召开了关于商业卖春的国际会议，提出禁止卖淫、废娼、规则三阶段，希望各个国家法制化，批准禁止卖淫法。但是这一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或是“干打雷，不下雨”。
徐兆寿：1989年4月22日，香港有家报纸报道：“刘达临教授主张卖淫合法化”，您认为它歪曲了您的意思。您认为，您实际上要说的是，卖淫是有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原因，近年来大陆卖淫活动死灰复燃，大有蔓延之势，有的学者认为，与其让其蔓延，使性病难以控制，不如把妓女管起来，严格控制，定期检查身体。您认为这在理论上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不可能行得通，中国是不可能允许“红灯区”存在。事隔十三年了，今天您回过头来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达临：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好回答，尤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更不好回答它。使娼妓合法化，的确能预防性病的传染，但是它会动摇民心，会动摇道德的力量。如果不这样，就只好使暗娼流行，那么性病的防预就很难。这个问题是至今人类难以处理的，从全世界来看都没做好，美国不同州也有不同的制度。这是人类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第三部分第35节 同性恋是性变态吗
柏拉图在《飨宴篇》里借伊罗之口讲了同性恋的由来。他说，人类可分为“二重男性”、“二重女性”、“男女兼性”三性。即男与男一体，女与女一体，男与女一体，各有四手四脚，十分强悍，想征服造物主宙斯。宙斯大怒，把他们各割为二，并叫阿波罗扭转他们的头向被割的部分——前腹方面，使他们永久不忘那罪恶。阿波罗是医术神，治愈了那割断面，缝合皮肤作成囊一般，那便是腹，打的结便是脐。这样，一个人就分成两个半身，一个半身有一种向另一个半身合而为一的迫切愿望。所以，本来是“二重男性”而被分割成两个半身的男子，形成了男同性恋；同理，原来是从“二重女性”分割开来的女性，形成了女同性恋。
徐：现在一般人都认为，同性恋是现代人才有的行为，实际上，它产生的年代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悠久。不过，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广泛关注也就是最近几年，据我所知，人们对它还是听的多、知道的少。究竟什么是同性恋？
刘：一般地讲，同性恋是指指向同一性别的人的性活动，其对应词是异性恋。可是这个定义远不是清晰的，因为看一个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是较为简单的，可是它没有涉及行为的各种动机，如果将行为和动机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事情就会复杂得多。世界同性恋问题权威哈斯教授1979年给同性恋定义为：“同性个体间肉体亲昵的性行为，一种双方情愿，但却被视为违反习俗的性行为。”而其他一些专家如玛莫尔、格林等人，则把同性恋的范围扩展为“对同性成员的强有力的性爱吸引”，也就是说，只有同性之间的爱慕之情而没有行为表现也算是同性恋了。
徐：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试图用数量来说明同性恋的比率，想以此来为社会提供如何正确看待同性恋的问题一个基本的准则，但发现这是很难的，您也曾经一度研究过这一问题，它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同性恋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弗洛伊德和金西等都曾做过一些分类，但在具体调查时却遇到三方面的困难。第一，人在一生之中经常改变他的性行为，这就很难根据他在某个时期内的性行为就把他认定为同性恋者。例如，有个男人过去确实有过同性性行为，但是现在和异性结婚了；或是和异性结婚已经20年，现在却和同性一些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