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对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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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以来有吗？有了，但是依然很少。如果一个员工因为气愤难平把一个单位告了，那么这个人就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因为在这个单位里，人人都觉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甚至真理。是的，在很长一段时期，集体主义成了真理的代名词。在我们单位，有个老汉因为退休金的事把单位搞上了法庭，当报纸登出来时，单位领导气坏了，他说这个老汉没有集体主义观念，给单位脸上抹了黑。我们权且不论这件事谁有理，单就单位领导的意识来说，就是一种狭隘的集体主义。他们从来就没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眼里，从来都认为他们就代表了集体。而一般民众呢？很多人在私底下是赞同老汉的。这就是一种进步。不管怎么说，个人利益终于能和集体利益打个平手了。
从这件事我得出，那种狭隘的集体主义观念还在左右着很大一部分人，这种观念如果不除，平等与自由是没有出头之日的。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再分析一下，如果那份检讨书上的内容是假的呢？也就是说，他们就属于通奸，只是一时性起，但是这种行为更为可耻，只好编造了这么多的内容。这种痕迹一看便知。什么《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什么裴多菲，这都是借口，是胡编乱造的。这个文章一看就是一个文人造出来的。在那个年代，哪有一个人在见第二面的时候就给人朗读起那样的情诗的？
如果这份检讨书是假的，我们又怎么来分析它呢？它给今天的人们要说些什么呢？
刘达临：当时也可能是为了过关而写的，其余的不大好说。
徐兆寿：这份检讨书几乎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倒影。它只写了两个词：虚假、专制。
第五部分第74节 性学遇到的阻力
今天我正学校办公，李庆云（当时的上海文学院党委书记）来了，在我办公桌前一坐，谈起来了。
“老刘啊，听说你最近搞性科学研究，搞得很起劲，我有些担心。你搞婚姻家庭研究已经小有名气了，继续搞下去不是很好吗，何必搞什么性不性的呢？弄不好有危险呢！”他说。
“什么危险，难道会开除党籍吗？”话一说出口，我感到有些顶撞了，不礼貌了，于是尽量语气和平地说：“性学研究是社会迫切需要的，总要有人去闯，让我去闯吧！”
他停顿了一会，看着我，略带微笑地说：“那好，你可要谨慎小心啊！”
这位老干部很爱才，心很好，他完全是关心我爱护我。我想，我还是要继续干下去，但的确要谨慎小心。
我的妻子也是爱护我的，也担心我会出事。枕边的劝告不知有多少次了，我都没听。我在刊物上多次发表有关性科学、性教育的文章，发表一次，惹她不高兴一次。常有这种情况，她一下班回家就略含不悦之色地责问我：“你又在某某杂志写性文章了，对吗？”
“是啊，人家来约稿，情不可却。”
“哼，我们医院的同事说，你们家老刘又写性文章啦！叫我多难为情！”
“有什么难为情？”我半开玩笑地说：“难道你没老公，你们没老婆，做和尚、尼姑才不难为情？”
“我不管，不许你再写了，再写我就和你吵。”
怎么办？妻子的这种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也不能为此搁笔呀！不过，别把矛盾激化了，最后我答应她，文章不写不行，以后多用笔名，不让人知道是我写的，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徐兆寿：这是你在1986年10月9日写的一则日记，也是你研究性文化最早遇到的阻力。不过，这两个人后来都给予了您很大的支持。那么，除了这些最近的阻力外，来自社会的阻力有哪些呢？
刘达临：1987年1月17日，我的《性社会学》被封了，整整4万册。当时是因为政治原因。后经过一年的审查，才开始发行。1987年2月1日，我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邀请他到哈尔滨讲课的那位负责人被降职调离工作了。我的心里很难过。
1988年7月21日，中国第一个性学杂志《性教育》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我像是生了个大胖儿子一样高兴。这是一本既有学术性、又有普及性的性学双月刊杂志。创刊号首印6万册，工会、妇联、计划生育、大学等系统有不少内部订数，海内外报刊也纷纷报道，认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具体表现。但是，后来深圳方面不但不给允诺的几万元钱，也没有了把内部刊物《性教育》转成公开发行的行动，最可气的是在1989年6月单方面撤销了他的总编一职。至此，这个总共才出了五期的全国第一份性学杂志就此停办了。6月14日，上海性研究会开了会长、秘书长办公会议，讨论《性教育》杂志的问题。会议决定，因为我与深圳方面合作的很多事情都未及时向研究会汇报，才造成了这种损失，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应由我个人负责。在当时的几万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但是，我没有怨言。
徐兆寿：您最早得到的支持来自哪里？
刘达临：1982年，我离开了上海自动化议表一厂，进入复旦大学分校（后改为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杂志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主要做社会学和婚姻家庭研究。1985年1月，我们对杂志进行改革时，大家提出应该对性问题进行研究，并举办了“现代社会中的性问题”系列讲座，我是主持人和主讲者。所以说是《社会》杂志把我引向了研究性的道路。在那次讲座中，学员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也是这些学员帮助我完成了后来1989年至1990年全国两万例“性文明”的调查工作。
1988年6月18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计生委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推广中学生青春期性教育”的会议，我认识了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的彭云。这是个划时代的会议，从此，性教育以及性科学研究可以说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再也不是民间的或学术界的行为了。
第五部分第75节 遭遇“桃花运”
沈阳的李医生在他长期的性咨询和性治疗活动中，遇到了一件让他哭笑不得的事：一个妇女向他诉说她在夫妻性生活中丝毫没有感受到乐趣，他耐心地启发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感觉好多了。他又进一步地启发了她。过了几天，她又来了，说她还想更好些，并对李医生说：“医生，我来和你试试好吗？”李医生吓坏了，赶紧说：“不可以，不可以”
徐兆寿：这是您在日记里提到的一个故事，这种现象您遇到过吗？
刘：哈哈哈……这在心理学上叫“感情转移”现象。当咨询者怀着满腔的痛苦来向你咨询，当她觉得你那么热情、诚恳、关心、体贴地解决了她心理上的障碍时，她会觉得你是了解她的，是她的知音，继而产生爱的感情，有些还会产生性爱的感情。这位李医生遇到的就是这种现象。
1988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事情。一位G女士在读了我的书后，来向我诉苦，说她的丈夫、一个大学教师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外和别的女人胡搞，则对她则实行性暴虐。有些事令人发指。我只有同情和安慰。她问我，离婚好还是不离婚好？我坚决地说，应该离。两个月后，她离婚了。我的思想压力却来了。我不知道我的建议对不对，但她我建议什么就做什么。她常常来编辑部找我，和我谈得很开心，几乎无话不谈。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编辑部里的同志也注意到这件事了。于是我就暗示她我很忙，以后多进行电话联系。她明白了，再不来了。后来她出国了，连续两年给我寄来圣诞卡，我都没有回。就这样断了。
徐兆寿：您感觉到遗憾吗？
刘达临：不应该遗憾。这种事情我遇到的很多。
徐兆寿：据说，心理学家在给病人进行治疗时，病人的病往往好了，他自己却“病”了。这也是一种转移吧！你在早期工作时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刘达临：有。
第五部分第76节 中国首次性调查
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这本调查报告被国内外评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一时间刘达临声名雀起，蜚声四海。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发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092例，占31。1％；大学生3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136例，占10。9％。
徐兆寿：这种调查，应该说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性”是一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烦。
刘达临：1988年11月，我在进行中国第一次性调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来信，劝我不要搞大规模的性调查，他指出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上的。
我回信说，干得成要试试，干不成也要试试，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会有许多教训提供给后人再干。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自然科学要进行实验室研究，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调查，否则，泛泛而谈，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国的性科学起步不久，还没有什么量化分析，对许多性问题心中无数，不搞调查是不行的，而且调查样本不能太少，否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美国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了10年的时间，调查了17000例，发表了著名的“金西报告”，轰动了世界，并且在世界范围奠定了性社会学的基础，至今没人超过他。
1989年5月12日，全国“性文明”调查工作会议在上海开幕，标志着这次调查正式开始了。
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面来信，说原来联系好的几个中学都拒绝接受中学生性调查了，第一个在大学中开性教育课的周铭孝女研究员在10所上海大学进行联系，10次碰壁。有些大学本来答应支持、配合，一看到问卷内容，又缩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学搞了一半就不准再搞了。成都一位妇女在四川组织性调查，结果被领导批为“不务正业”。在苏州一所监狱进行的性犯罪分子调查也泡汤了。同时，原来答应给予资助的德国一家公司由于政治原因也拒绝资助了。几乎断炊了。
祸不单行，我们自办发行的三本书也因为“扫黄”而被退回来了。由我主编的《中华性学辞典》也不能出版了。怎么办呢？我就与妻子商量，把先前买的旧红木家具全部卖掉，以继续事业。妻子不同意。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到社会上去寻求支持，还是得取得社会的认可。时任《民主与法制》社社长的丁柯听了我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给了我25000元；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宣传、拉攒助，最后他自己补贴了29000元。虽然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数目，但比起倾家荡产就好多了。调查总算进行完了。
徐兆寿：您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暗示了199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观念。
第五部分第77节 中国首次性文化展览
1993年底到1994年7月，刘达临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公开组织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94年12月到1996年初，又在台湾、柏林、横滨、墨尔本等地展出，取得巨大成功。台湾评价此次展览为“五千年来第一展”，柏林则“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1995年底，刘达临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徐兆寿：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个创举的？
刘达临：1992年9月举行的“上海性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将当时还不丰富的藏品在会议内部作了展示，收到轰动性的效果，中外来宾都赞不绝口，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93年10月，在举办上海科技节的时候，我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次展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来观看的人很多。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卖得很好，很多人来给我说他们也收藏有性文物，问我要不要；还有一些国外的文化公司联系相关业务。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很有意义。没有一个观众说展览是“黄”或不好，也没有领导部门的批评。这说明中国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