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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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种状况让他的性欲增强了。当然，墨索里尼此时已经找到了一个愿意与他一起生活的女人。在他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墨索里尼对爱情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说它可能会导致过度的伤感，并鼓吹需要“一个新的法律，一个新的道德，一个新的宗教”，从而推翻资产阶级的暴政和天主教的体面。墨索里尼终生保持着波希米亚人、或者“拉丁人”的性习惯——一位评述者说，墨索里尼与400多个女人睡过觉。毫无疑问，墨索里尼有许多情妇，不管是长久的还是短暂的，还有许多私生子。他与拉凯莱·圭迪的关系比较持久，并通过婚姻的形式及时地确立下来，而且育有5个孩子。1910年9月1日，尚未满20岁的圭迪就为墨索里尼生下了长女埃达。次年，墨索里尼写道：拉凯莱是我的女性同志。
虽然有关他们夫妇关系的传说非常多，但他们确是在罗莎的教室里第一次相遇的。当时，墨索里尼正在替母亲上课，还是女学生的拉凯莱像其他许多学生一样，被这个新来的年轻老师那“像火一样的眼神”打动了。从贝尼托·墨索里尼自己这方面来说，他可能是被那个女学生的金发碧眼吸引住了，从而忽略了她那结实的体形和平平的智力。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7岁，很长一段时间，她都用尊称“您”来称呼墨索里尼，而不用更为亲密的“你”来称呼他。拉凯莱家比墨索里尼的家更穷，更接近于贫农。事实上，他们俩的关系中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雄心勃勃的墨索里尼并没有舍弃她而去另攀高枝，那可意味着有可能给墨索里尼带来财富、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方面的优势。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妻子，拉凯莱露面不多，她也不渴望露面。与其他政治家夫妇一样，她也不时地与贝尼托生活在一起。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等人都不一样，更不用说其他许多政治领导人了，他有着“正常”的“家庭”生活，或者，至少他的生活特点与数以百万计的同龄人是一样的。他一直都很珍爱拉凯莱，并把她看做是自己与“真实世界”和“人民”的联系。
贝尼托和拉凯莱在1910年初就开始同居了，而同时她肯定也怀孕了。几个月之前，墨索里尼就与她“定婚”了。并且，他还写信对她的道德状况表示担忧，因为她当时与他的父母一起住在小旅馆里。1909年底，为了避免与年老体衰的亚历山德罗住在一起而染上疾病，拉凯莱搬到一个已婚的姐姐家去住。当墨索里尼最终来接她到弗利一个小住所里去的时候，他们在雨中步行了好几公里，并且根据拉凯莱1945年之后的回忆，她当时并没有觉得需要打上一把伞。在她看来，打伞是浮华挥霍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适合像她们圭迪姐妹这样的人。
他们的生活还是很拮据，拉凯莱永远也无法忘记的是，她当时对墨索里尼把钱浪费在买书上的习惯感到沮丧和难以理解。但墨索里尼后来终于有了一份工作，意大利人习惯上称此为“生活有了着落”。1910年1月9日，他成为了弗利当地一份四页开的社会主义新闻周刊的编辑，并同时兼任社会党当地分部的书记。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特点，这份报纸被取名为《阶级斗争报》。接受这份工作意味着可以在弗利当地成为社会主义行政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所以，墨索里尼回到了家乡，接受了这个职位。再加上他的天才和进取心，未来正在向他招手。他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弗利的一个贵族，当然也是当地的一个知识分子，没准儿还会成为议会的议员（在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许多政治家都是沿着这条路开始爬升的），并且很有可能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可能妨碍他的前途，而其他年轻的理论空想家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经“转变”了。1910年初，墨索里尼好像真的有了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他可以对以前那么精心规划的革命道路一笑置之。他可以很快就挺起个大肚子，穿上一件双排扣礼服，并且会有一堆尊敬他却又缠着他不放的客户。在谈起他的光辉职业时，他带着一副不太成熟的口气说，他终于完全具备了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自从离开福林波波利之后，他吸收了“文化”，获得“世界范围内的知识”，掌握了多种“现代语言”，因此，从多种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但是，只有一件事情妨碍着墨索里尼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墨索里尼自己写道：“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脾气暴躁。”待在弗利并不足以满足他。贝尼托·墨索里尼仍然希望离开弗利这个昏昏欲睡的省份，走得更远、更快、更高。
第二部 夺取政权强行独裁统治（1）
1924年6月初，墨索里尼已经成为了一战之后政坛的“新人”，并且手中已经握有了一定的权力。他很高兴地管理着这个国家，并且能够非常得心应手地让支持他的联盟保持着生机和活力，事实上，他还成功地扩大了这个联盟。他还小心翼翼地与旧的自由党人士交好，他们可是在选举中加入他的政府大名单的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一方面，他继续使用各种有时甚至是无情的手段对各省法西斯的“能量”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他却利用他们的暴力活动保持着对政治对手的威慑。墨索里尼宣称，“秩序”，法西斯的秩序，是一个根本性的国家问题。如果没有秩序，意大利的货币里拉就会贬值，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不会有它应有的地位。从1922年10月起，墨索里尼就已经成功地成为了法西斯的领袖和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是一个正在成长发展的政治家。他位居罗马，处理的已经不再是地方上的各种琐事，而是意大利的军国大事了。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让他的政治力量大为增强，这也大大超出了焦利蒂、克里斯皮、德普雷蒂斯和卡武尔的预想。事实上，只要他愿意，墨索里尼现在就可以成为一个“议会独裁者”，并且不会遇到太多的危险和威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贝尼托·墨索里尼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在意大利国内和国外都尽人皆知的政治家。
那么，他知道自己是在朝哪个方向走吗？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法西斯独裁者吗？有些分析家是这么认为的。当然，他的个性特点还是倾向于极权，但他与自己的法西斯党的关系还不很确定：要么是他被接受为法西斯无人匹敌的领导人，要么是他把法西斯运动移交给各省的领导人。所以，他必须找到另外一条获取权力的途径。此外，尽管他在控制大选中表现出的热情说明他还把议会当作是一种权威，但他从来都没有掩饰过自己对大多数议会活动的轻视。最为重要的是，墨索里尼与他的自由党前任们在认识上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认为即使是在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现在也需要有一种方法或者理论把相当大比例的人口聚集到他的事业上来。沮丧的民主党人加埃塔诺·萨尔韦米尼悲伤地宣布，只有大约10万意大利人真正在意他们的国家，而大多数农民和妇女在政治意识上都处于边缘地带，他们很容易被再次拉回到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前的状态。情况的确是这样。但是墨索里尼已经认识到，经过一战时的动员，所有的意大利人都必须在政治上表明立场。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了，他们必须认为自己属于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的国家。无论以何种方式，作为总理或者独裁者的墨索里尼都希望能够继续推进“民众的国民化”。
历史学家们又需要小心了。事后聪明往往会忽视现实生活中的混乱和妥协，并且容易从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中得出结论说某个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墨索里尼是否已经意识到他正在走向“极权主义”（很快人们就开始这么说了），他是否已经决定推行一种以自我神化为最明显特点的非宗教的信仰，都还值得怀疑。虽然墨索里尼是一个喜欢打破一切旧事物的人，但他看起来还是受到了那些更具权谋的传统政治家们的牵制。有谣传说，墨索里尼在选举胜利后又萌发了3年以前就有过的也是他从未放弃过的想法，即让一些社会党人发生“转化”并把他们拉进自己的政府。1924年6月，墨索里尼仍然在努力把联合政府的总理和法西斯领袖这两个角色更好地结合起来。
马泰奥蒂被绑架和谋杀是墨索里尼一生中遇到的一个大危机。他是否应当为此事负责？为他写传记的意大利作家德费利切认为他不应当对此事负责，最起码不应当负直接的责任。最新研究这一事件的历史学家毛罗·卡纳利的意见则不同，他把此事直接归咎于墨索里尼。他认为，1923年7月的时候，一个名为“切卡”的“秘密的犯罪组织”已经成立，并且受墨索里尼的指挥。虽然加害马泰奥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他在石油丑闻等现实问题上闭嘴，其次才是攻击那些“反对法西斯”的人，但这一组织的创立的确标志着“极权的国家恐怖主义”的开始。
卡纳利的观点是非同寻常的，但套用一句法律术语来说，也许对墨索里尼的这些指控还“未经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那就是墨索里尼在很多时候确实对暴力和谋杀活动采取了纵容和鼓励的态度，并且他确实恨马泰奥蒂。另外一点也很清楚，即对于由杜米尼领导的法西斯小分队进行的攻击活动，法西斯党的最高层事先是知道的，并且这些活动得到了马里内利、芬齐、切萨雷·罗西和菲利波·菲利佩利的协助。菲利波·菲利佩利是《意大利邮报》的编辑，也是阿纳尔多·墨索里尼与金融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1924年6月9日或10日的晚上，杜米尼以及他的党羽把菲利佩利给他们弄来的汽车在基吉广场边的一个院子里停好，然后谎称杜米尼是罗西的助手，就开始在罗马干了一件大事。同时，这些事件之后的法律程序也已经被设计好了，可以让他们避免遭受彻底的调查。虽然杜米尼和他的小分队中的其他成员后来确实因为这件事进了监狱，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杜米尼和为他具体干事的人——刽子手阿尔比诺·沃尔皮，在墨索里尼的私人秘书处那里都有备案，其内容确实让人感兴趣。他们两人都直接或者通过家人或朋友给墨索里尼写过信，除了对他表达虔诚的尊重之外，也有坦率的勒索。例如，1929年5月，阿尔比诺·沃尔皮的妻子阿斯马拉·诺尔基·沃尔皮就敦促墨索里尼帮忙给她丈夫在米兰的一个新市场里弄一份营业执照，理由是沃尔皮家族的经济状况不太好，并且阿尔比诺·沃尔皮在“阁下及法西斯的事业中”取得了不小的“功绩”（并且仍然时刻准备着取得更多的功绩）。5年之后，沃尔皮家的经济情况仍然很糟糕，一个朋友又向墨索里尼提起了沃尔皮“对领袖的忠诚、勇气和贡献”，而沃尔皮自己则向墨索里尼保证说，除了为领袖、他所爱的人和家人祈求神灵保佑之外，他并没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杜米尼与墨索里尼的通信内容更是让人吃惊。到1939年的时候，他已经从法西斯政权的各种津贴中侵吞了大量的数额，官方的统计超过了237万里拉。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他很喜欢问这样的问题：“阁下是否忘记了在那危险的几年里，阿梅里戈·杜米尼为法西斯事业所做的事情？”当他向墨索里尼勒索钱财的时候，杜米尼经常把达尔文的理论哲学化，称命运可能很高兴让他“看到我们自己的苦难的终止，同时也会看到所有那些徒劳地想消灭我和我的整个家族的人的消亡”，而与其他地方一样，在法西斯党的高层也同样隐藏着许多恶毒的人。换句话说，杜米尼更多地是把自己看成了法西斯信仰的一个客户或者被委托人，而不是一个无私的士兵。他的母亲写给墨索里尼的一封信能够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在这封信中，她向墨索里尼抱怨说把他儿子关在卡拉布里亚的隆戈布科是无法容忍的，因为那地方（位于意大利南部）“就气候、孤独、食物和住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给野兽住的地方。”杜米尼一家不会相信这种说法，即南部的每一个小村庄都是法西斯国家内平等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知道，作为一个雇主，墨索里尼应当对他的被委托人担负起一定的责任。
墨索里尼与杀害马泰奥蒂的杀手之间的信件更进一步证明了这种雇主－代理人的关系。但是，墨索里尼对于这些谋杀显示出的负罪感说明了什么？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在其他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