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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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幸残疾的人，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能忍耐嘲讽就不能活下去。对他最温和的方式是描述他的缺陷，以引起众人的注意，药铺的伙计会对一个病人说：“麻子老兄，你是哪村的？”一个斜眼人听到“眼斜心歪”也不足为奇，假如是个秃子，就会听到：“十个秃子有九个是骗子，最后一个如不哑巴，也一样。”这些不幸的人终生都必须逆来顺受，只有当他听到长年不断的嘲弄而不再温怒时，才能够安于生活。
对精神有问题的人，中国人同样坦率得过分。旁观者会说：“这孩于是个笨蛋！”可实际上，他也许并不笨。不断地重复说他不长脑子，很容易摧残他未发育完全的智力。以这种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或其他病人，也十分普遍。也许恰恰就是这种方式导致了疾病的产生，并使之更为严重。他们所有的毛病、生活的细节成了公众的谈资，而他们自己所能做的只是完全习惯于被称为“疯子”。“二百五”、“蠢货”等等。
在一个重视生男孩的民族中，因没有孩子而遭到谴责与嘲骂，一点儿也不奇怪。就像传说中先知撒母耳＊的母亲，“为了激怒她，仇敌触动了她的痛处。”不管有意无意，一个母亲悄悄地闷死了她的一个孩子，人们对此并不大惊小怪，那一定是个女孩。
婚礼中新娘的遭遇也是中国人缺乏同情的典型例证。新娘一般都很年幼，也很害羞胆怯，突然置身于那么多陌生人当中，难免感到恐惧。尽管各地风俗差别很大，但都任凭众人盯着这些可怜的孩子，完全漠视她们此刻的心情。有的地方，人们可以随意拉开轿帘，盯着新娘看；还有的地方，新娘会成为尚未出嫁的姑娘们取乐的对象。她们站在新娘经过的道旁，大把大把地向她头上撒草籽或谷糠，新娘的头发是费了好长时间，仔细油过的，那些东西会牢牢地粘在上面。在公婆门前，新娘一下轿子，就立刻成了人们品评的对象，仿佛一匹刚买来的马，此时此刻，
＊注：撒母耳，《圣经》中希伯莱的士师与先知。新娘的心情当然是不难想像的。
中国人一方面特别注意细节，另一方面又会做出对别人显然不合时宜的事。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了。”老师则会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高中，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他所见学生中最愚蠢的，这种评价会对学生产生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各家情况不同，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幸福，因为缺少感情上的结合，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恰恰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他们持久稳定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没有同情心。
在中国，女孩一出生，多多少少总不受欢迎。她们的遭遇中有大量有意义的事例，可以说明中国人缺乏同情。
在中国，母亲和女儿共同住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难免会发生争吵，由于平时很少受到约束，她们便往往恶语相加。中国俗话说：“再骂总是亲闺女。”对于想了解中国家庭的人，这句话确实很有意味。女儿一旦结婚，除血缘关系，就与娘家没多少关系了，将她的名字从家谱中抹去，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她不再是我们家的女儿了，而是别人的媳妇了。但人的天性又促使女儿隔三差五回娘家走亲戚，这也是地方风俗，某些地方，女儿经常回娘家，而且住的时间很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女儿则应尽量少回娘家，如果娘家人全死了，她就几乎再也不回去了。不管这些风俗有多少细微的差异，人们普遍认为，媳妇是婆家人。女儿回娘家，严格说来，是出于一种做活的考虑。她们常常带上婆家的一大堆针线活，而娘家的人必须帮她做完，每次还要尽量带上自己的孩子，这样，既可以避免自己不在时没人照看，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在姥姥家吃喝花销。对于女儿较多的家庭，频繁的造访会令全家人感到很可怕，简直是一种严重的盘剥。因此，父亲与兄弟常常阻挡女儿回来，母亲却暗中支持。但根据当地风俗，如正月里的某些日于，尤其还有节日，女儿回娘家是不能限制的。
女儿回婆家时，就像谚语中讲的贼，从未空手而归。她应给婆婆带些礼物，一般是些吃的。假如忽略了这一点，或者没能办到，婆婆就会演戏似地发一通脾气，女儿嫁到穷人家里，或者后来家道衰落了，假如她有一些结了婚的兄弟，她将会发现，回娘家就仿佛医生说的，“处置不当”。娘家的媳妇和已出嫁的女儿之间就会爆发战争，就像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把家看成自己的领地，把对方看成入侵者。如果媳妇在家里足够强大，她们就会像非利士人那样，对不能统统消失或赶走的仇敌索取贡品。媳妇在整个家庭中的地位，严格地说，形同奴仆。找仆人，当然要找健壮的，发育良好的，而且还要懂得烹调、缝纫等生活技艺，不论当地人如何谋生，她们总比没有力气和办事能力的孩子要强得多。因此，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一个十岁左右瘦弱的男孩会要一个健壮丰满。二十岁的姑娘作媳妇了。婚后很长一段时间，姑娘还要尽心尽力照看生天花的小丈夫，天花是一种幼儿病。
中国媳妇的苦难简直罄竹难书。中国妇女一般结婚很早，她们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受婆婆的绝对控制，由此，人们大概可以想像出媳妇在倍受虐待的家庭中，遭受了多么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做父母的，在女儿遭受虐待时．只能对她的婆家表示抗议，或在女儿受虐自杀后，索取高昂的送葬费，除此之外，他们完全保护不了自己的女儿。如果丈夫严重伤害、甚至杀死了妻子，只要说她对公婆“不孝”，就可以逍遥法外了，我们有必要重复一遍，年纪轻轻的媳妇自杀，在中国司空见惯，有些地方，各村都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类事。一位母亲曾责备已出嫁的女儿自杀未遂：“你有机会，怎么会死不成？”痛哉斯言！
在几年前的北京《邸报》上，河南总督偶然披露了一种情况：不仅父母杀死孩子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而且作婆婆的杀死媳妇只需交一笔罚金就行了。在报告的案例中，有一位妇女用香柱烧她的童养媳，用烧红的火钳烙她的双颊，最后又用滚烫的开水把她烹死。这位总督的奏折里还提到了其他类似的例子，其可靠性是勿容置疑的。这类极端野蛮的行径大概并不多，不过，残酷的虐待导致自杀或企图自杀却是常见的。
中国有许多妇女嫁给人作妾，她们的生活也十分痛苦。她们生活的家庭，极少是幸福的，总是不断发幸争吵和公开的打斗。一位在中国住了很久的外国人写道：“我所居住的那个城市的长官，是个大富翁、大学者，诗人，也很有才干，通晓经典教义；但他任意欺骗、诅咒、搜刮和体罚百姓，以满足自己罪恶的欲念。他的一个妾逃跑了，抓到后，被剥光了衣服倒吊在梁上，严刑拷打。”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穷人可不能生病。女人、孩子病了，男人根本不把它当做一回事，任其发展，到最后常常都是病人膏盲，因为男人没时间照料他们，有时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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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讨论的孝顺观念把年轻人看得无足轻重。他们的价值只在未来，而不是现是。西方的许多做法在中国常常是被反其道而行之。三个旅行者当中，最年轻的要吃苦在前。最年轻的仆人也一律最辛苦。百姓的生活穷困难熬，孩子们经常会因苛刻的压制而离家出逃。在外头，他们一般都能发现生存的希望，因为可以与别人合伙谋生。。出逃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据观察，最普遍是因为不堪虐待。我知道一个男孩，最近斑疹伤寒初愈，很想吃东西——这种病人一般都是这样。他觉得家里的粗糙的黑窝头实在难以下咽，就跑到街上，非常奢侈地买了大约两毛钱的点心吃了，但因此受到父亲的严厉责骂，于是一气之下，跑到东北去了，从此，杳无消息。
乔治。D。普林蒂斯说，男人是支配者，女人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这话用来形容妻子在中国家庭中的地位，非常恰当。人们认为，婚姻对女方家庭是为了不再抚养她，摆脱一个负担，对男方家庭则是为了传种接代。除非深究潜在的动机，人们对此都是闭口不谈。但是在中国，没有谁对此心里不清楚。
婚姻的这一目的，在较穷的阶层表现得更突出。寡妇再嫁，人们会说：“现在她不会饿死了。”俗话说：再嫁再娶，为了肚皮；没吃没喝，拆灶散伙。灾荒年头，丈夫抛弃妻儿，任其乞讨或饿死，己是司空见惯，有很多家庭把儿媳妇赶回娘家，由娘家赡养，或最终饿死。他们说：“你们的女儿，你们自己养活吧。”有时，发给哺育婴儿和妇女的特殊救济粮，会被男人吞吃，尽管这种事可能并不多，可总在发生。
仅仅通过灾荒年头的现象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欠公允，然而，重要的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和平时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只不过，这时人似乎忘记是在从事人口交易。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牲口一样公开，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赶到集市上去。1878年，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东三省，并向南蔓延，买卖妇女随处可见，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把年轻的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我们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对病人熟视无睹，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女人和孩子”。天花，在西方被当成可怕的灾祸，可中国人对它一点儿也不重视——尽管在中国经常有人染上这种病，而且几乎无人能逃，这也只因为害天花的主要是孩子。因害这种病而双目失明的人十分普遍。中国人对婴儿生命价值的忽视程度，令西方人难以想像。他们强烈反对毁坏人的尸体，但对婴儿的尸体经常不加掩埋。婴儿死了，人们都是说：“扔掉”，用芦席松松地卷了，抛到荒野里，不久就被野狗吃掉了。有的地方，还流行一种恐怖的习俗，把婴儿塞进乱坟岗的死人堆，以免“鬼魂”回家骚扰。
我们感到天花可怕，中国人却不在乎。可他们对斑疹伤寒与伤寒的恐惧，如同我们见了猩红热一般。一个人离家在外，得了上述其中任一种病，都难以得到妥善的护理，甚至一点护理也得不到。向其他人请求帮助，得到的回答肯定是：“那病传染。”尽管伤寒多少有些传染，可在云南的一些山沟里，它可能是最令人胆寒的灾难。巴伯先生描述说：“患者不久变得虚弱不堪，接着一连几小时，浑身疼痛难忍；随后神志不清，胡言乱语，患了这种病，十之八九，性命不保。”据当地人说：“病人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鬼占据了，桌子和床在里面四处移动，发出声音，清楚地回答人们的提问。”可是，很少有人冒险进屋。传教士向我证实，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害怕传染，人们像对待麻疯病人一样将病人丢弃不问。如果家里的老人患了这种病，最好的照顾就是把他挪进一间孤零零的小屋子，放上一碗水，锁上门。挂念他的亲人每天两次战战兢兢地从门缝往里看，用棍子捅捅病人，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中国人性情温和，在这样一个民族，每个家庭中肯定存在友爱行为，不过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疾病与灾难尤其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在一家为中国人开的西方医院里，我们耳闻目睹了很多实例，不仅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真诚相爱，就连陌生人之间也彼此爱护。一位中国母亲见到失去母亲的婴儿，很愿意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他，因为不忍心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