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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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伦理道德和其他的仪式搅在一起，成为一种十足的专制形式。”
15．“孔子对待古代制度的态度反复无常。”
16。 “断言某些美妙的音乐会对道德产生荒谬的影响。”
17．“夸大楷模的力量。孔子本人就是最好的例证。”
如果像儒教所宣称的，君为器，民为水，器圆则水圆，器方则水方——似乎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伟人没有对他的研究者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如果楷模确实像儒教所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现实中恰恰相反，看到的都是苍白无力的现象？对“圣人”的神化（第20条将提到）正反映了第8条所言的中介的缺失。无论“圣人”多贤明，他也只能提些好的建议。假如人们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他也无可奈何，最多以后不提而已。
我们觉得，孔子的一句话非常富有启发性。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话是针对圣贤们说的，很精彩，可决不是预防针，只能算一剂补药。眼睁睁地看着旅行者受盗贼抢劫，却大谈加入互助旅行团的好处，说他之所以头破血流，就是因为没有加入该团。而受伤者对此全都知晓，可他现在大量失血，早已昏晕过去。他最需要的不是反思过去违背了常规，而是油、酒和可以供他尽量恢复的避难所，而且首先要有一个聪明、乐于助人的朋友。对于肉体有残疾的人，儒教或许可以做点什么，可如果是道德或精神方面的，它也无能为力。
18．“儒教教义中，社会生活由暴政控制；女人是奴隶；孩子没权力，只能绝对服从长辈。”
19．“绝对孝顺父母，把他们奉若神灵。”
20．“孔子思想体系的最终结果是崇拜天才，例如人的神化。”
21．“除了没有伦理价值的祖先崇拜，不存在关于不朽的明确观念。”
22．“现世现报，无形中鼓励了利己主义，不是贪婪，就是野心勃勃。”
23．“中国历史表明，儒教不能使人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现实生活中，儒教己与道教、佛教相融合。”
24。“整个儒教对死者、生者都不能给予安慰。”
对于中国各种不同形式的信仰的融合，我们已经作了论述。中国人自己也早已认识到，无论儒教还是其他宗教，都不能“使他们获得新生，努力追求一种更高尚更神圣的生活”。有一则传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传说的作者不详。
据说有一天，孔子、老子、如来佛三位圣人在永恒的神界相遇了，一致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他们的教义在天朝上邦无人听取。经过一阵讨论，共同认为，他们的教义本身虽然精妙绝伦，令人赞叹，但没有一个永恒的楷模引导人性朝这个方向发展。于是，一致决定下凡人间，物色一位合适的人选。说完，他们就分头到人间去了。孔子首先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看上去令人肃然起敬。见到孔子来了，老人却端坐不动，只是请孔子坐下，和孔子谈起古圣人的训诫和今天人们对它的忽视。交谈中，老人表现出对古代圣言了如指掌，其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判断力令孔子大为惊叹。谈了一阵后，孔子告辞，老人仍是端坐不动，并不起身相送。看到老子和如来佛一无所获，孔子就讲述了自己的奇遇，并建议他们也轮流去拜访那位端坐的哲人，看他是否像熟悉孔子思想一样，熟悉他们的思想。老子先去，令他兴奋的是，老人对道教教义也十分熟悉，仿佛他就是道教的创始人，其口才和热情也堪为楷模。同样，如来佛也获得了令人惊喜的成功，不过，令老子和如来佛惊奇的是，老人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但也同样都没起身相送。
三位圣人又相聚了，他们一致认为，这位举止罕见的老人正是他们的理想中人，不仅精通“三大宗教”教义，而且还能论证“事实上三教归一”。于是，他们一起又找到老人，向他解释了初次拜访的目的，希望老人能重振三教，将它们付诸实践。老人静静地坐着，听他们讲完，然后答道：“尊敬的诸位圣人，你们的善行如日月齐光，你们的计划重比泰山，令人赞叹。可不幸的是，你们选错了完成这一伟大使命的人。诚然，我曾拜读过诸位的大作，对它们的崇高与一致性也略知一二，可你们也许没注意到，我的上身是人体，下身却是石头。我擅长从各个方面论述人类的责任，却由于我自身的不幸，永远不能将它们付诸实践。”三位圣人听了，长叹一声，就从地面上消失了。从此以后，再也不企图寻找可以传播三大宗教的凡人了。
我们常常将目前中国与一世纪的罗马相比，事实上，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要远远高于罗马帝国，可二者有一共同之处，即它们的宗教信仰都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价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对普通百姓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真实；对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虚伪；对政客来说，所有的宗教都一样有用。中国皇帝，也和罗马皇帝一样，“既是高级教士，又是无神论者，和至高无上的神。”造成中华帝国这一现状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教。
对无神论是否正确的问题漠然置之，要比纯粹的无神论更可怕。中国存在多神论与无神论两种迥然不同的信仰，可很多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却感到二者没什么矛盾之处。最令人悲哀的是，中国人从本性上对最深奥的宗教真理是绝对冷漠的，比如，他们接受没有灵魂的肉体，接受没有心灵的灵魂，接受无条件的和谐，接受没有上帝的宇宙。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与时务
中国像一艘庞大的航船，儒家经典就是中国统治者驾驶这艘航船的航海图。它是人类设计的最完关的蓝图，或者如已故的威廉姆斯博士，莱格博上及其他一些学者所说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出于天启，也许并不过分。中国人利用这份航海图创造了多少业绩，航行过哪些海域，目前正朝哪个方向前进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中国和西方许多国家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将来也可能对它们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据说，社会道德生活有六项指标，每一项都十分重要；它们共同构成检验社会性格的可靠证据。具体如下：1．工业水平；2．社会风俗习惯；3．妇女的地位和家庭的特征，4．政府的组织形式和统治者的品质；5．公共教育状况；6。宗教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上述各项指标，我们在讨论中国人的各种性格特征时，都附带作了阐述，虽然还不够充分，也没有对各自所占比重作必要的安排。在考察中国人的性格时，有大多方面需要注意，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被迫放弃。我们只想通过自己的选择勾勒出中国人性格的大致框架。如果真要完全展现，还有许多其他特征应考虑在内。
我们在阐明中国人的性格特征时，列举的例证大部分都具有说服力，因为经过权衡，它们似乎更为典型。它们就像组成一副骨架的骨头，每一块都应事先放在各自的位置。除非是冒牌货，否则完全不能忽视。确实可能有人反对，每块骨头都放错了位置，而且另外一些可以改变整体结构形态的骨头也没放在恰当的位置。这种批评极为公正。对此我们不仅承认，而且还要特别说明，这些选择的“性格”不可能使人全面认识中国人，就像描绘某人的眼睛、耳朵和下巴，不能让人形成对他的准确印象一样。但同时，我们必须提醒读者，那些结论并非仓促之间形成的，实际上，我们观察的事实远远多于本书所提到的，即使稍微难以肯定的观点，也都得到充分地论证。这些事实比比皆是，就像北方起大风时的尘沙，灌满了人的眼、耳、鼻、头发，衣服经常遮天蔽日，有时中午也需要点灯。这种现象，人们也许会搞错起因，但对它的描述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观察物理现象和道德现象有重大的差异：前者每一个人都可以观察到，而后者只有幸运者才能遇到，而且还要善于观察。
中国人的生活充满了矛盾的现象，只看一面，而忽视另一面，肯定会作出错误判断，同时还永远认识不到自己是错误的。将两个明显不和谐的观点融合起来，不是件容易事。然而时常又必须完成这一任务，世界上也没有任何地方能比在中国更需要这样做的了。在中国，完全了解事物的一个方面已是相当困难，更何况两个方面。
我们已经谈了，儒教具有极高的道德品性，而且相信，它能造就许多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正是人们对它奇妙的道德体系的企盼。可是它如何使大部分人的品德都变得高尚呢？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揭示人的真实性格：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别人关系如何？他与自己的信仰关系如何？通过这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就可以对一个人的性格准确定位。读过前面各章的读者，已经知道了现代中国人在这三个问题上的答案：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缺少真诚和信义；对别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们的信仰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也不缺乏耐心、现实性、快乐，这些方面他们都是杰出的。他们缺乏的是人格和良心。许多中国官员受不了贿赂的诱惑，就做了错事，还以为永远不会被发现，因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有多少中国人能抵制得了压力，不推荐公认的不称职的亲戚呢？想像一下抵制在家庭中带来的后果吧，中国人害怕面对这一后果，难道还有什么奇怪的吗？把道德律令引入这样的领域，中国人是怎样想的呢？看到中国的民政机构，军队机构、商业机构中充满了寄生现象和裙带关系。难道还会对中国门卫和警察的失职感到奇怪吗？
想了解中国人道德的真实情况，会得到中国人的帮助。尽管他们竭力掩盖自己及朋友的缺点，却经常对民族性格的弱点直言不讳。他们对其他中国人的描述，时常让我们想起卡莱尔在《弗雷德里克大帝的一生》一书中以快乐的笔调描写的一段对话。这位君王很喜欢一位学校监督员，总爱跟他谈点什么。一天，君王问道：“苏泽先生，你的那些学校近来怎样？我们的教育事业发展得如何？”“当然啦，不错，陛下，最近几年好多了。”苏泽答道。“最近几年？为什么？”“啊，陛下，从前，人们相信人天生邪恶，学校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可现在，我们认识到人天生向善，校长采用了更为宽容的管理方法。”“天生向善！”弗雷德里克摇着他那苍老的头，悲哀地笑了笑：“哎，亲爱的苏泽，我看你一点儿也不了解这该死的人类。”
中国社会就像中国的许多风景胜地。远看，具有诱人的魅力。可是，再近点，总会发现很多破烂不堪、令人讨厌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照片绝不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风景胜地，虽然照相机被认为具有“无情的公正”，但有关中国的照片却不如此，肮脏和难闻的东西都被遗漏了。
在中国，象征幸福的东西如此之多，可谓举世无双。可是，不用过太久，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幸福只是徒具其表，我们相信这是个真实的评价，就像说亚洲不存在家庭生活一样。
在对中国进行理论分析，并探讨如何使这种理论与现实相适应时，我们总是想起那些石碑，它们立在大路与河流交叉的地方，以“纪念”修桥的人。有时，这块碑旁边会有半打同样的石碑，它们已经缺头少角，残破不堪。对逝去的岁月和历代的纪念物，我们一直很感兴趣，当我们问起过去修的那些桥时，人们回答说：“啊，它们嘛，好几代以前就不存在了一一一谁知道什么时候。”
几年前，笔者在大运河上游玩时，遇到了逆风，被迫停下。我们在岸上闲逛，看到农民们正在田野里劳作。时值5月，田野里一片翠绿清明的景象。此时，任何游客都会对精细，不知疲倦、辛勤劳作的农民表示赞叹，因为他们把大片田野变得像花园一样美丽。然而，和他们稍稍交谈，才发现，他们刚刚度过一个艰苦的冬季。去年的洪水和干旱使他们颗粒未收，附近村庄的人都快饿死了一一也就是说，目前他们正在忍饥挨饿。政府发的一点点救济，只能是杯水车薪，零星的一点点，还要受到无耻的侵吞。这些可怜的农民毫无办法，一点儿也不能保护自己。可是从表面上，这一切完全看不出来。而其他地方是丰收年景，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报》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