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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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地方是丰收年景，人们安居乐业。北京的《邸报》和中国的西方杂志都没有报道过任何有关消息。忽视现实，并不能改变现实。无论其他人是否知道这件事，当地人仍在忍受饥饿。即使断然否认这些事实，也不能证明采取了有效的救济措施。经验地认为中国人应是什么样子，是一回事；而仔细观察他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很清楚，中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在西方“有名无实的基督教国家”也同样存在。或许读者会感到失望，因为我们没有对这一事实作出更明确的结论，也没有进行系统的比较。我们确曾这样想过，但最后不得不放弃。笔者熟悉的西方国家十分有限，难以完成这项任务。请读者自己比较吧，不过要尽量摆脱“爱国主义的偏见”。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还要暂认为中国人是无辜的。经过比较，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西方国家面对的是充满黎明曙光的未来，中国面对的却是充满黑暗的漫漫过去。我们想请读者好好深思一个意味深长的事实：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再重复一遍，中国需要的很少，只有人格和良心。也可以说，二者是一个东西，良心本来就是人格。有人称赞一位著名的钢琴制造家，说他“像他的钢琴一样——宽厚、正直、高贵”。在中国，谁遇到过这样的人？
有一本关于一位英国作家的传记，在结尾处，他的妻子对刚去世几年的丈夫这样写道：“外界把他当成作家。传教士，一名社会成员；但只有每天和他亲密生活在一个家庭的人，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在他人眼里，他那浪漫的一生，温柔细腻、缠绵悱恻的私人信件，必定为一层面纱所笼罩。但只要稍微揭开这层面纱，我可以说，假如在人世间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中，有一份永不褪色的爱情一——六十三年，纯洁、热烈依旧——无论生病的时候，还是健康的时候，无论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还是凄风苦雨的日子，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从未出现过一个仓促草率的字眼，一个不耐烦的手势，或一个自私的举止。如果这份高尚的爱情可以证明骑士时代永不会过去，那么，对于一位有福永远享受这份爱情的女人来说，查尔斯·金斯利是一位真正完美的骑士。”
基督教文明最美好的果子，就是它创造的完美的人生。如此人生，并不少见，当代就有数百个记录，更有千千万万不为公众所知的。每位读者至少知道一个把全部生命献给他人的例子，有些读者可能有幸在自己的经历中遇到更多这类例子。我们怎样解释这些人生呢？他们的动力来自何处？我们不希望过分怀疑，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们确信，如果使中国变成现有这个样子的那种力量，能塑造一个像金斯利一样的人，这在道德方面，将是一个伟大的奇迹，比道家典籍中所有寓言里的奇迹都要大。任何人类制度，都不能逃脱无情的规律，《圣经》上说：“看他们的果子，便知道他们。”儒教有足够的时间获得其最终结果。我们相信，可做的，它已全做了，以后再也不会有更大的果子。它已使人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而且超过了其他地方、其他条件下人类所能做的一切。耐心地考察了中国的这些现象之后，即使是最友善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悲哀地承认：“是儒教造就了中国。”
在中国改革问题上，存在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没必要改革。虽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这样想，但无疑有不少中国人抱着这一态度。某些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也这样认为，第二，改革不可能成功。真正的、长期的改革尚未开始，就必定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许多有机会了解到这一点的人，都持有这种悲观的论调。他们认为，对庞大的中国进行彻底的改革，就像给木乃伊注入活力使其复活一样，毫无希望。不过，如果没有我们前面的论述，这一观点就显得论据不足。
还有人认为，中国不仅需要改革，而且也可能成功。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何种方式进行改革。这方面，也有几种观点。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能够自我革新？认识到改革之必要的中国政治家认为，中国当然应该自我革新。最近，北京《邸报》的一份奏折中，就有一个自我革新的例子。写奏折的官员抱怨内地某省的百姓骚动不安，并说他己派出一批得力人员奔赴各地，向百姓宣讲康熙皇帝的《神训广谕》。他显然是希望以这种强有力的方式教化百姓，移民易俗。尽管一无所获，但宣讲道德箴言（对基督教传道的原始模仿）在改良人的道德品行方面，仍不失为一种最有希望获得成功的方法。教化失败后，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像过去一样，再次进行同样的努力。长期的经验表明，这一做法必然会失败，事件变化，但结果依旧，全部努力都会化为泡影。那个石腿，雄辩的老人的寓言已充分表明这一点。
既然箴言无效，人们便寄希望于楷模。这一点，前面已作过讨论，这里重提，是想指出为什么最好的楷模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其原因在于他们无力使更多的人接受他们生命中的最初动力。比如，山西省前任巡抚张之洞，据报告说，他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制止官吏吸食鸦片，禁止百姓种植鸦片。但他的下属中有多少人能与他通力配合呢？没有这种配合，其结果可想而知。任何一个外国人，如果他必须依赖的中国人不支持他的改革，他不能不承认，在中国问题上，他无能为力。对于一个中国人，无论他位居何职，难道不同样会感到束手无策？最多是在目标确定之后，便着手处理面前的问题（只是表面上的），仿佛一只猫待在阁楼上，就要清除上面的老鼠。这位官员一旦调任，甚至还未开始走，老鼠就已经开始活动了，一切照旧。
中国政治家应该怀有亲自改革祖国的希望，这不仅可信，也极为自然，因为除此之外，他也别无选择。如果一位精明的不列颠官员，了解了“东方人特有的可怕的冷淡和宿命观——对这种极端的愚蠢，席勒说，即使上帝，也无计可施”——并且知道长期“改革”的方方面面，他可能早就把结果准确地预测到了。巴伯先生在谈及中国西南开采铜矿暴露出来的弊病时说：“铜矿还没有完全开采之前，云南必须补充人口，必须平等对待劳力，必须修公路，必须改善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一句话，中国必须开化。除非有外来的动力支援，否则，想完成这一过程，一千年的时间都不够。”*
企图改革中国而不“借助外力”，就像在大海上造船，难以驾驭的海水和海风会使这一切化为黄粱一梦。始于并终于机器内部的力是不能使机器前进的。
北运河在北京和天津之间，有一个转弯，在那儿，游客会看到岸边有一个倾圮了一半的庙，那一半被大水冲走了。靠水的一边有一道精心修筑的栅栏，由拴在桩上的一捆捆芦苇组成，用来挡水。神像立在外头，任凭风吹日晒，河床中积满了淤泥，周围的田野没有任何阻拦洪水的设施，这是一幅荒凉破败的帝国残景。中国有一句经典格言：“朽木不可雕。”只有将朽木全部砍掉，老树才能发新芽。中国想从内部改革是不能成功的。
不久前，西方国家广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加入“联盟”而获得新生。不过，这种希望没有多少切实的根据。世界主要国家在北京派驻代表已有三十多年了，它们到底为苦难的中国带来了多少有益的影响？而且，令人悲哀的是，大国间的关系并不对中国格外有利。中国人敏于事，西方人有什么证据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它们发展自己国家的动机能比中国人改革的动机更高尚？既然中国自己正在成为一股“力量”，她就忙于挑拨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利、却没想到其他国家是在“掠夺”她，而不是在进行道德教化。因此，即使中国要改革，也不能通过外交途径。
* 已故的巴伯先生这段意味深长的话，最近为1890年8月北京《邸报》的一篇奏折证实了，云南矿务执事唐奘报告了工作与运输的条件，他说：“人们大量进行非法开采，官员们害怕独揽开采权会带来不良后果，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低价购进非法开采的铜矿石，较有效地利用了人们的额外劳动，这一方法也颇受当地人的欢迎。我认为，这种方法既可以使采矿正常进行，也不会给外来侵入者提供借口。”不过，皇帝只命令税务署将这份奏章“记录备案。”
奏折附文中，巡抚报告说，每月可以从非法采矿者手中买进一万斤铜矿石，但“不付钱，只供给他们油和大米。”最后，他还说：“矿区的整体情况非常令人满意。”
皇帝并不是每天都能收到巡抚一级官员的汇报。许多人故意违反法令，而地方官又不敢动他们，不过，油和大米可以使他们满足，一点点钱就足以使他们交出偷采的矿。正是由于藐视皇帝及其他官员，帝国的采矿业才“非常令人满意。”无怪乎要让税务署“记录在案！”
也有人坚信，中国不仅需要加入国际大家庭，而且需要自由交流、自由贸易，需要人们彼此相爱、情同手足。只有商业主义才是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她需要更多的进出口，更低的关税，需要取消通行税。二、三十年前，我们也许不能听到这些观点，那时中国人已充分地渗透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可他们并没有学会“自由交流”和“彼此相爱、亲如兄弟”。不是早就听说中国的茶和草缏质量不合格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还不如从西方进口的货物。
商业作为文明的辅助手段，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但它本身并不能作为改革的手段。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倡导者亚当，斯密把人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任何两条狗都不知道交换骨头。即使假设它们知道，而且在一个大城市里，群狗建立了一个骨头交易市场，这又会对狗的性格带来什么必然的影响呢？古代那些伟大的商业国家，并不是最好的国家，相反，总是最差的。它们的现代继承者，情形完全不同，并不能归因于贸易，完全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有句话说得好，商业如同基督教，目标广大无边；但商业又像雨后彩虹，总弯向金色的一边。
只要看一看非洲大陆就行了。猖獗的酒类走私和奴隶贸易，哪一种不是由基督教国家引入的？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难道不说明，商业并没有给非洲带来革新吗？
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和梅杜斯先生说的“物质文明”。中国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己进入文明社会数百年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好过，这种文明如何能改革呢？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在中国，我们引以自豪的文化，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加以控制，难道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不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科学，无疑也是中国最迫切需要的。他们需要各种科学来开发帝国潜在的资源。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掌握科学就一定有利于改善帝国的道德状况吗？这要通过何种方式来实现呢？化学是与现代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学科，然而，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人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按照中国人的现有性格，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药品不加控制，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
发展“物质文明”就意味着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人们以为，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她的全部需要。连接各个城市的铁路、内陆河上的汽船航运、完备的邮电系统、国家银行，银市作为通讯中枢的电话与电报一一一这些都是美好的新中国的明显标志。
这也许就是张之洞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主张修铁路的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消除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比如水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能消除道德上的邪恶吗？铁路能保证雇员，甚至是老板的诚实吗？我们不是读过《伊利城的一章》吗？那里整段的国际铁路被盗走，股东们束手无策，找不到“该负责的人”。物质文明是自己发展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