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49-深圳,你让我泪流满面-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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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说，我是个饱经沧桑的人了，所有和青春沾边儿的东西，都早就远离我而去。我过去不知道，男人老起来，也是土崩瓦解的，转眼间就成了蜷缩在边缘的人物，只能听任不断成长起来的少男少女在舞台中心张扬。　　　　
　　　　沮丧是条虫，咬啮着我的心。　　　　
　　　　可是，在十五年前，我也曾飞扬过。领带打得整齐，西装没有皱，皮鞋是玻璃一样地亮。从写字楼走出来，天新地迥，太阳都在喝彩。一切就在十五年间消逝了，时间是我惟一无法战胜的敌人。　　　　
　　　　现在我到街上去，人家叫我“老师傅”，上下公车时，动作稍迟缓一点儿，就要招人白眼。年轻人仿佛永远不老似的跟我傲慢地讲话。他们想不到，就在十五年前，我也曾经年轻。当然，与今天有些不同。那时的年轻人，还不太痞，走南闯北碰到一起，热心相助的多。那时的人，都渴望新生活，把明天想像得比较有激情，于是，生活中就时时飘浮着金色的颗粒。那时候，我愿意听迈克尔·杰克逊，因为他的那种唱法，就像生活的大脉搏在鼓动。噗——噗！那是个仿佛很近、但又非常遥远的岁月。　　　　
　　　　那时候，我闯过深圳，在那里度过了三个年头。此后好长的时间里，杰克逊那尖锐的歌声，曾不止一次地把我拽回到那些时日里。　　　　
　　　　一切都恍如昨日。五月的某一天，是我的生日。我和我的女朋友坐在蛇口海滨的栏杆上，面对海湾。对面有青山，那就是香港的新界，近得几步就能走到的样子。暮色中，山是墨绿墨绿的，厚重、宁静。海风吹得厉害，风里面夹着海腥味儿。　　　　
　　　　我们身后，有一片矮矮的荔枝树。树后，是一排联体别墅。别墅静悄悄，好像没人住。其实是有人住的，除了老外，就是八十年代末先富起来的那些人。黄昏，有几个落地窗亮起了灯，窗上拉着纱帘，朦朦胧胧，就更让穷人垂涎不止。海滨的这条路，平时黄昏里人比较多，打工者、外地游客，都比较喜欢来。夜再深一点儿，就只剩下情侣了，所以这路就有个名字叫“情人路”。那天是星期天，情人路不知为什么人不多。我和女朋友小清——我那时戏称她“小情人”——在水泥栏杆上坐着，她的裙子不断被海风鼓起，像个大蘑菇。每鼓起一次，她就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用胖乎乎的小手把裙子使劲压下去。周而复始，她一点儿不嫌烦。　　　　
　　　　那时候我们谈什么来着？想起来了，是在谈将来的归宿，打工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话题，是深圳打工者们永远谈不够的话题。那个年月，我们心里多少还有些很热切的东西，不光是想钱，主要是想，怎么来享受新生活。我决想不到，我今天会生活在远离深圳的地方，如此寞落。后来，我辗转地知道了，小清最终也离开了深圳。命运就这么无情，它惯于碾碎年轻人的梦想，就像踩破一些没人要的汽球。可是在当时，我们都以为，那种充满南国气息的、海风拂面的好日子，完全可能一辈子属于我们所有。　　　　
　　　　至今我的案头，还放着一个相框，里边嵌着小清的照片。相框是港货，那年头内地还没有这么精美的东西。椭圆形的画框里，小清靠在海边栏杆上微笑，呼之欲出。十多年来，我搬了好些地方，从南到北，这相框已磨损得毫无光彩了，但我始终没扔。我舍不得，从那个年代里带过来的东西已经不多了。离开小清，我就一直是个单身汉，无论在哪个单身汉房间里，这个微笑都能给满屋的寒酸之气带来一种光辉。这是我和深圳之间割不断的血缘啊。我的“小情人”，我不能想像，你有可能是中年妇人的模样了，我所记得的，只有你永远的青春。深圳的骄阳晒着你，你身上散发出九里香的气息。那时，我拥有你，冷酷的海还未曾冻僵我们的心。　　　　
　　　　深圳啊，长夜的记忆里，就这样，你让我泪流满面。　　　　
　　　　回忆小清，后来是我孤独生涯的一种享受。在深圳，我所看到的她，是一个女人如花的年华。她用这年华来陪伴了我。应该说，她不算美女，但却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美的女人。小清是湖南人，娇小玲珑，不像北方女孩那样人高马大。有时候我看她，的确就像古人所形容的那样——“纤腰一握”，纤细得让人心疼。而且关键不在这个，而在于她善良。我这样来评价她，在眼下已然熟透了的这个时代，大概是有些迂腐了。年轻的读者们，有的也许要将门齿笑掉了。可是，我还是要说一遍，那时的青年是从一种古典的气氛中走出来的。人的善良，在那时并不罕见。那时的深圳，聚集了好多这样的青年，他们为新生活而来，投身商界，苦苦熬日子，却不乏纯洁与浪漫。于是，我记忆中的深圳，就永远有长天寥阔，碧草如茵，永远有耿耿不灭的灯。那是一个当时的中国人能活着走进的天堂。


第一部分它不相信眼泪（2）

　　　　可惜，这一切已不复存在了。虽然深圳到今天仍旧生机勃勃，深南大道仍然红尘万丈；深圳街头的小伙子还是习惯于西装革履，打扮得像个新郎倌，但内在里已经不同了。生活的底色，在十几年间早已被悄悄置换掉，新生活迅速蜕化为急功近利的生活。写字楼越来越显出了机器的本色。轰轰作响的市声，就是资本的马达在轰鸣，一声声，只在呼唤着一个字——钱！我的小清，我的那个深圳，早已经陈旧了。当年的高楼大厦，在后起的高楼大厦面前，简直渺小不堪。但是我，依然珍惜埋藏在我心底的那个深圳。1995年，深圳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危险品仓库大爆炸，险些就要掀掉大半个深圳城。那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消息，内心曾被深深地震撼。深圳终究不灭。这就是天意啊，天意！我当时想，如果深圳不幸被夷为平地，那就让我也跟着毁灭吧。那个城不在了，那些岁月也就不在了。如此的话，生命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　　　　
　　　　当年我在告别深圳时，就已经悲哀地意识到，有一扇大门在我身后关上了。人生中的五色斑斓，被隔在了另一边。我的小清，我的深圳，还有那蛇口怒放的洋紫荆花，深南大道流星似的车灯，就在那样一瞬间，凝固了。今后的日子，将是一副失去鲜血的躯壳，我就像蜗牛，要慢慢地来度完残生。在深圳的那些欢笑，不时在清夜里刺痛我——人最初所期待的归宿，为何与实际上发生的相距如此之远？　　　　
　　　　五月的那一天，我们在夜幕下，走到了那排别墅旁。别墅的窗子很大，透过纱帘，里面的豪华隐约可见。这是家，但不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家。比如其中的一栋，就是某著名大腕儿演员的家。在那个年代，谁能如此快乐而自由？就是他们。而我们的明天，会怎么样，真的能比蜜还甜吗？我和小清，望着那铁栅栏后的草坪和檐廊下如雾的灯光，有一种无言的压抑。我们的心灵生活很美好，我们的世俗生活却很糟糕。我当时想，就是把深圳大地都盖满了别墅，是否就能轮到我们住上一栋呢？　　　　
　　　　那天，小清走累了，站在海滨小路上，扶着长矛似的别墅铁栅栏歇气。一向比较务实的她，忽然向我提了个很玄虚的问题：“这么累，活着是为什么呀？”她目光晶莹，里面有一丝凄迷。　　　　
　　　　我的小清，这问题那时我回答不了，现在就更没法儿找到答案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就是这样浑浑噩噩混过来的。这世界，所有的花儿，都是要谢的；所有的财富，都是要散尽的；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值得留恋的呢？是时光、青春、活力？可是，我除了眼睁睁地看着时间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去而无能为力之外，还能干什么？回想起在深圳打工的那些激情岁月，直如两世为人！　　　　
　　　　这是衰老带来的尴尬：那些曾与你朝夕相伴的人，现在仍活在这世界上，可是你却不知道他们的下落，无从揣想他们的景况。他们活得风光还是痛苦，都与你无关了。对你来说，这些往日的朋友与死去了无异。人之悲哀，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我一向认为，人活一世，是个什么基调，与他周围的人大有关系，尤其是可称为朋友的那些人。他们与你的喜怒哀乐，共同构成了一些值得眷恋的生活。朋友一旦零落，就等于你自己的一大部分生命也枯萎了。人到自然死亡的那一天，最可怕的就是：在世界上一个老朋友都没有了。　　　　
　　　　因此，我的这本书，实际上是要写我在深圳的几个朋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浪漫，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个时代相得益彰。正因为有了他们，我的深圳生活，才使我意醉情迷、不能自拔。现在想来，当年的深圳，是拥有“现代中的古典优雅”的城市。　　　　
　　　　我平生最厌恶的就是“办公室政治”。鸡肠狗肚，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万年也切不去的毒瘤，它是毁坏一切崇高之美的恶性基因。因此我的这本回忆小说，有意回避了那一方面。我以为，如果有谁还没被“办公室谋略”折磨够，还要把它写成小说，供人欣赏，那他的脑子基本就算是坏掉了。以我的所知范围，惟一写这种书而脑子又免于坏掉的作家，是我的朋友慕容雪村先生。他的一本描写深圳的小说现在正在网上连载，可以看做是对我这本书回避掉的那些事所做的补充。我奉劝那些因我的迂腐而笑掉了门齿的年轻朋友，不妨径直去读他的那本小说，就不必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第一部分给采花盗柳的勾当提供了温床

　　　　1988年，是我生命中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我的小家庭发生了意外变故，我的人生道路随之逆转。那一年……算了，我就别拽了，再大的耻辱也得生生地把它咽掉。在这儿，我就公开地说了吧，那一年，我老婆把我给甩啦。当我发现苗头不对的时候，生米都快做成熟饭了。她是个记者，见多识广，机遇多，受到的诱惑也多。那时她面相年轻，人又漂亮，气质不凡，为她倾倒的男人车载斗量，据说其中有级别高得惊人的。她随便跟其中的哪一个，我心里恐怕还能平衡一点儿。想不到，最后把她拐走的是个俗到了家的混蛋。那小子也是个记者，小白脸，八面玲珑，生存能力比当时的我强几十倍，惟一的弱项是没有正式文凭。大概有三年的工夫，他可是下了死力来追我的老婆。我老婆的电视台与那小子的报社是兄弟媒体，记者们打伙采访是常有的事儿，这就给某种勾当提供了最便当的温床。我估计，那小子准是对我老婆嘘寒问暖、早接晚送，没少献殷勤。我老婆那人，挺聪明，但和所有的女人一样，在识别男人的问题上几近弱智。几次包藏祸心的呵护，就让她找不着北了。最后，她终于对文凭问题忽略不计了。后来他们一有勾当，就说去“采访”。唉，采访采访，多少采花盗柳的勾当假汝之名而行啊！　　　　
　　　　而我呢，当时是个中学老师。那年头，在中学当“孩子王”社会地位还比较低下。俗人们认为我们是百无一用的知识分子，而真正的知识分子则根本不承认我们是什么知识分子。本来我就低了老婆一头，家庭的稳固性存在着极大的危机，而我偏偏还毫无警觉，基本没用心去增强我的生存能力。结婚六、七年了，只顾埋头写诗，渴望“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买了一大书架，稿纸用了无计其数，连孩子都不想要，一心要做顾城第二。现在应该承认，我的天赋恐怕是有点儿问题。那时候六、七年下来，只在报屁股上发过十来首诗，每年不超过三首，成名之日遥遥无期。但我老婆可不是个红袖添香的主儿，你不行，自有后来人。就这么，我活活被一个女人给甩了，绿帽子是否早就被扣上了，已无法考证。1988年初春，当杨柳没发芽的时候，我被迫离婚。离婚尚属平静。尽管别人不承认，我还是自视为知识分子，绅士风度决不可少。我跟她吵过，哀求过，最后看看覆水难收，就只好给了她充分自由。我们协议离婚，财产我全不要（书除外）。临分手时，我留给我老婆一句话：“那小子能抛妻别子，追你一个半老徐娘，那能是块好饼吗？你能保你十年后不人老珠黄，你能保那家伙从此能收心？对男人的了解，差远了你！”我老婆不服气，反驳我说：“你少污蔑！你根本不了解他，小柳（就是那小子）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离婚一个月后，她和小柳就一块儿风风火火奔海南、闯九州去了。多年以后，我得知，由于新经济时代重文凭，小柳混得很一般，但却包了个重庆二奶。我老婆（现在应该叫前妻了）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尽管她发了雷霆之怒，那重庆二奶与小柳却仍是剪不断、理还乱。这些，都是后话了。在本书里，这个话题就不再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