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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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对“东风”即社会主义的认识与理解还有历史的局限，其中有冷战的因素，也有不少“左”的成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五八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这里来看，“压倒”的过程，有很多教训可以吸取。
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催生下，人民公社这一并不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畸形儿呱呱坠地。
这导致了国家与私人财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到达一个新的极点。
在1957年，私营经济烟消云散，但城乡居民的家庭财产还得以保存。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成风，相当多的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民的家庭财产也受到严重侵犯。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公社这个畸形儿先天不足，尽管费尽心力维持了25年，但还是无法生存下去，最后进入尘封的历史。
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哪儿来的？
曾经在公社化运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陈伯达说，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
“发明权”属于他。但当年他也说，办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指出的方向。毛泽东本人却从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毛泽东说，他无发明之权，只有建议之权，人民公社是群众的创造。
另一个说法是，“公社”这两个字诞生在一列南行火车上。时为1958年4月，刘少奇等人乘火车去广州见毛泽东。刘少奇回忆说，“公社”一词是吹出来的。“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他说道，“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①
关于发明权的问题，还有考证余地。不过，人民公社起初是由“并大社” 而起，却是事实。
按照邓子恢的观点，1956年的农业合作化就已经“太快了”。可是，让邓子恢更吃惊的事情还在后头。
1957年秋天八届三中全会批评了“右倾保守思想”，反“反冒进”之后，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这一年冬天，各地农村按照中央指示，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的运动。一些大型工程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地方的农业合作社为了完成任务，自发合并成大社，以便解决上述问题。毛泽东得知，立即指示起草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作为中央文件，于1958年3月30日下发。据胡乔木回忆，2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到1958年春夏之际，辽宁、河南、河北、江苏、浙江、北京等地完成了并社。原来的农业合作社，平均每一社大约容纳160户农民，新的大社规模与日后人民公社相似，各地又有区别。河南是最激进的地区，大社规模最大，每社约有4000户，辽宁平均为2000户，北京大约1600户。
很多地方的大社规模与原有行政区划重合。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同一行政区有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也方便。结果是，合并之后的大社既有支配生产的权利，又具有行政权力，实际上是在向政社合一转变。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对刘少奇、周恩来描画了未来我国乡村的前景。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有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陈伯达跟得快。1958年春夏之际，他受毛泽东之命筹办中共中央机关刊《红旗》杂志，由他出任总编辑。1958年7月1日，刚创刊的《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陈伯达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此文称赞湖北鄂城县旭光农业社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工农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使用“人民公社”这一名称。
16日出版的《红旗》第4期又发表陈伯达《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是他在北京大学的一个演说。陈伯达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商业）、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织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此文实际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号召全党组建人民公社。
当时《红旗》在全党有着极大影响力，各地见到文章闻风而动，以河南动作最快。7月中旬，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宣告成立。在此之前，各地新组建的大社有叫集体农庄的，有叫国营农场的，个别的叫共产主义公社，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8月4日，毛泽东来到河北徐水县，那里24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为一个大公社。6日，毛泽东来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这里已经挂上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招牌。毛泽东看到这个牌子，点点头说：“人民公社的名字好！”
这是毛泽东亲临视察的第一个人民公社。9日，毛泽东到山东，对省委领导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毛泽东视察三省的消息报道之后，人民公社在全国如火如荼冒出地面。
8月17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最急迫也是最大的议题有两项，一是人民公社，二是大炼钢铁。原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成立没几天，《红旗》杂志就与河南省有关部门共同拟出一份《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毛泽东在8月
7日得到这份简章，说是“如获至宝”，亲自修改。修改后的《简章》规定：各农业社并为公社后，原农业社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社员交出全部自留地。私有房基、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也都转归公社公有，只允许留下少数家畜家禽。北戴河会议召开当天，毛泽东就批示：“此件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2）
9月1日，《红旗》全文刊载这份简章，成为全国办公社的样板。北戴河会议诞生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另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信心十足，他说：“共产主义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的途径。”
在毛泽东催动下，不少理论家的脑袋也发起高烧，纷纷对人民公社做出
“深刻”解读，说得天花乱坠。后来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的关锋，在《哲学研究》杂志1958年第5期发表文章《略论人民公社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说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会发挥关键作用。他甚至预言，在这个过渡时期，国家的固有职能将会消失。关锋的朋友、另一位理论家吴传启在1958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从人民公社看共产主义》一文。他论证说，人民公社将会完成无产阶级专政在过渡时期所要完成的全部社会、政治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消灭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和工农差别，并且废除国家本身。人民公社既是政治组织，也是生产组织，还是生活组织。人民公社是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手段，又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单位的胚胎。
今天的青年读者不禁会问，毛泽东为什么如此热衷人民公社？
一是毛泽东受空想社会主义影响很深。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说，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
原来，公社这一名称是从19世纪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又是从欧洲中世纪搬来这一名称。在中世纪的欧洲，“公社”是指实行自治的城镇。19世纪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理想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在他们的构想中，公社成员财产公有，取消社会分工，按需领取消费资料。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深受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新村运动”影响，打算在长沙岳麓山建立具有公社性质的“新村”。他在1919年12月撰写的《学生之工作》一文，详细介绍了建设“新村”的计划。
二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上文说过，毛泽东特别喜欢东汉张鲁。1958年12月7
日，毛泽东读《后汉书·张鲁传》，写下批语说：“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毛泽东称赞张鲁的“神道治病”，说这种“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张鲁在他统辖的地区不设官吏，靠“祭酒”来治理，则“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12月10日，毛泽东将《张鲁传》和他的批语印发给在武汉出席八届六中全会的与会者。
①
三是战争年代的生活强化了毛泽东这种思考。在战争中创建的农村根据地，长期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每个根据地往往工农商学兵俱全，自给自足，被迫采用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人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22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毛泽东在会上还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我们已经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是“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6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萌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吹一下，把实际生活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增长的情况吹一下。
另外，战争年代群众运动的成功经验也使毛泽东认为，发展生产力和科技创新，都可以搞群众运动。过去运动中的某些做法如统一调配劳力，无偿调拨生产生活资料，没收地主财产“共产”等等，也可以搬到公社化运动中来。
人民公社强劲的“共产风”，与毛泽东上述思路有密切关系。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二十七部分写道：1958年10月，山东寿张县委作出两年内基本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的规划，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县委制定了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11月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见到范县的规划，格外惊喜，当即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
②
薄一波说，这种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指示在农村中引起极度混乱，从发生在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1958年10月中旬的一天，跑马乡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比范县可要快了许多，范县要3
年，而跑马乡却不用1个月。这位书记在会上大讲一通共产的美景和共产的好处：所有家庭统统消灭私有财产，不分你的我的，拉平贫富，一切东西都可以共享。
会议开完，大家就上街直奔商店，拿空了商店的东西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这个队种的菜，别的队可以随便跑来挖走。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
当时，农村普遍建立了公共食堂，实行免费吃饭。报纸都说这是把妇女从锅台上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说，河南办了32万个公共食堂，解放了600 万个妇女。
还有的公社实行“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红白喜事、理发娱乐等等一概免费。当时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