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87-大突破-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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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公社实行“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红白喜事、理发娱乐等等一概免费。当时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1958年


“东风压倒西风”人民公社大刮“共产风”（3）

　　　　8月，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吃饭不要钱”。柯庆施说这话的时候，公社化的浪潮正从农村滚滚冲向城市。据河南省办公厅1958年10月1日的一个报告说，全省9个省辖市共建立人民公社482个。其中以街道为主的63个，以厂矿为主的　　　　　
　　　　218个，以大专院校为主的118个，以机关团体为主的42个，以郊区农民为主的　　　　　
　　　　41个，参加公社的人数占9个城市总人口的97％。一度颇有名气的北京市二龙路人民公社和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都是1958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在1958年10　　　　　
　　　　月发出指示说，农村要尽可能举办公共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发展到391万个。毛泽东视察了安徽一个公社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可以不要钱了。1959年元旦，上海各报以《300万人欢呼吃饭不要钱》的大字标题，宣布上海市郊县农民自即日起全部实行吃饭供给制。　　　　　
　　　　1958年10月底，有4亿农民在公共食堂吃饭，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3　　　　　
　　　　％。“干不干，都吃饭；干不干，都吃一样的饭。”“工多不喜，工少不急，两餐稀饭，你吃我吃。”显然，这种平均主义严重地挫伤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一书中介绍了当时一个农民给他海外的亲戚的信。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所有的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远房的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他家的财产以躲避公社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用，我已经同五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到1958年底，全国农村共建立人民公社26576个。每个公社都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一个人民公社的规模大致相当于原来的28个合作社，每个公社平均有4797　　　　　
　　　　个农户。公社成立之日，社内原有的合作社和农民的全部财产即归公社所有。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指令下属各村庄必须抽调若干人，自带砖瓦木材，在指定地点建起305间畜舍，然后从农民家中牵走192头牛、89头猪和2700多只鸡充入其中。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报纸称为“白手起家”。农民家中的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都是　　　　　
　　　　“共产”对象。薄一波回忆当时情况时说：“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当时，社员家里的一点财产还遭到这样的命运，还谈什么私营经济呢？统计数字表明，此时中国的私营企业数字为零。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1）

　　　　介绍和评论“大跃进”运动的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我们不再详细论列。这里只是从“大跃进”与私有财产关系的角度作一些讨论。　　　　　
　　　　众所周知，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的供给制与私人财富增长是完全对立的两码事。在中国，供给制的调门儿高了，私人财富、私营经济就没有发展余地，甚至无法藏身。斯大林在《列宁主义问题》一文中说，理想的农村组织，不仅要把生产资料公有化，而且要把每个社员的生活也公有化。这正是毛泽东在中国推行供给制的目标。　　　　　
　　　　在整个“大跃进”运动中，制度变革的峰值，就是供给制的复苏与实践。当时，从上到下都有很大的一股力量推动供给制出台，1958年的“吃饭不要钱”　就是例证。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篇奇特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先由上海《解放》杂志发表，受到毛泽东欣赏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后又在“文革”中再起余波。　　　　　
　　　　文章题目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作者是张春桥。　　　　　
　　　　2005年5月11日，《人民日报》第4版最下方发表了一则题为《张春桥病亡》的简短消息：“新华社5月10日电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历史的沧桑令人慨叹。　　　　　
　　　　张春桥，山东巨野人，生于1917年。15岁起在报刊发表文章，1938年到延安。抗日战争期间任《晋察冀日报》副总编辑，解放战争期间任石家庄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1958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委政研室主任。当时，张春桥实际上是深受毛泽东信任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有句座右铭：凡事左三分。　　　　　
　　　　在1958年“大跃进”的风潮中，张春桥听柯庆施说，毛泽东对战争年代的供给制非常欣赏，对工资制则非常反感，并准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张春桥摸准了领袖的脉搏，费尽心思几易其稿，写了一篇当时谁也想不到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此文于1958年9月15日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第6期发表——　正是“大跃进”共产风严重泛滥之时。　　　　　
　　　　由于柯庆施曾吩咐《解放》杂志每期都直接寄送毛泽东，所以毛泽东很快看到这篇文章。　　　　　
　　　　毛泽东看了文章之后大喜过望，但又觉得有些提法稍嫌偏颇。他注意到了作者的名字——张春桥。　　　　　
　　　　毛泽东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张文。　　　　　
　　　　《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对张文有些不同意见，写信给毛泽东，请考虑加一个编者按，说得灵活一些。　　　　　
　　　　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复信吴冷西：　　　　　
　　　　冷西同志：　　　　　
　　　　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按：指编者按）应略为改一点文字，如下：　　　　　
　　　　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　　　　　
　　　　请你看后，加以斟酌。如有不妥，告我再改。再则，请你拿此给陈伯达同志一阅，问他意见如何；并将你们讨论的详情给他谈一下。　　　　　
　　　　毛泽东①　　　　　
　　　　毛泽东写的编者按连同张春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1958年10　月13日《人民日报》以显要位置发表。　　　　　
　　　　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要点：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全国解放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供给制”，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民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供给制”，表示自己像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地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渐渐占了上风。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供给制思想！”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的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原则”。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存着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等级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可以刺激工人


“东风压倒西风”“大跃进”中张春桥的一篇奇文（2）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呀，可以刺激“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呀，这种制度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钱能通神。”只要用高工资“刺激”，就像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供给制”，对“农村作风”、“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在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大爹（按：指鲁迅《阿Q　　　　　
　　　　正传》中的赵大爷）派头来了。有的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长”，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但是，并不是刺激了生产积极性，而是刺激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但恢复起来并不太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怎样看待张春桥的上述观点呢？　　　　　
　　　　事实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批评拉萨尔主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