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名著诞生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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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联想到《啼笑因缘》。

二十二年春，长城战起。我因为早已解除了《世界日报》的聘约，在北
平无事（我在北平后十年来，除了《世界日报》的职务外，只作了《朝报》
半年的总编辑，无关写作，所以未提）。为了全家就食，把家眷送到故乡安
庆，我到上海去另找生活出路。而避开烽火自然也是举室南迁的原因之一。

我立刻觉得这是另一世界，这里不但没有火药味，因为在租界上，一切
是欢天喜地，个个莫愁。有些吃饱了饭，闲聊天的朋友，还大骂不抵抗主义。
在这种过糜烂生活唱高调的洋场里，文字生涯，依然是宽绰的道路。而我到
了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版方面包围我，要我写《啼笑因缘续集》。

在我结束该书的时候，主角虽都没有大团圆，也没有完全告诉戏已终场，
但在文字上是看得出来的。我写着每个人都让读者有点有余不尽之意，这正
是一个处理适当的办法，我决没有续写下去的意思。可是上海方面，出版商
人讲生意经，已经有好几种《啼笑因缘》的尾巴出现，尤其是一种《反啼笑
因缘》，自始至终，将我那故事，整个的翻案。执笔的又全是南方人，根本
没有过黄河。写出的北平社会，真是也让人又啼又笑。许多朋友看不下去，
而原来出版的书社，见大批后半截买卖，被别人抢了去，也分外的眼红。无
论如何，非让我写一篇续集不可。我还是那句话，扭拗不过人情去，就以半
月多的工夫，写了短短的一个续集。我把关寿峰父女，写成在关外作义勇军
而殉难，写到沈凤喜疯癫得玉殒香销，而以樊家树、何丽娜一个野祭来结束
全篇。我知道这是累赘，但还不致于拖泥带水。当然，在和我表示好感的朋
友都说我不该续的。


丁玲

（1904—1986）


著名女作家。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安福人。中共党员。上海大学肄
业。一九三○年参加左联并任其党团书记、《北斗》主编。一九三三年被国
民党政府囚禁。一九三六年到陕北，曾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中华全
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一九四
九年后，历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主任，《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副主编、
主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与一九五七年先
后被错划为“反党集团”成员、右派。一九七九年恢复名誉。任第五届全国
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一九二八
年发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水》、
《母亲》、《我在霞村的时候》，散文集《陕北风光》、《访美散记》、《丁
玲文集》等。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一九五一年斯大林文艺奖二
等奖。一九八六年被美国文学艺术院授予名誉院士称号。

像火线上的战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诞生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重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是高兴的。这本书
在市场已经绝迹二十多年，只剩有极少几本收藏在黑暗尘封的书库里，或秘
藏在个别读者的手中。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有这本书，没有读过，较老的读
者也会忘记这本书，因此，它的重新问世，重新在读者中接受考验，我以为
是一件好事。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
因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我在新解放的张家口，进
入阔别多年的城市生活，还将去东北的更大的城市；在我的情感上，忽然对
我曾经有些熟悉，却又并不深深熟悉的老解放区的农村眷恋起来。我很想再
返回去同相处过八九年的农村人民再生活在一起，同一些“土包子”的干部
再共同工作。正在这时，一九四六年夏天，党的关于土改的指示传达下来了。
我是多么欢喜呵！我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去怀来、
涿鹿一带进行上改。这时我是一个新课题。我走马看花地住过几个村子。最
后在温泉屯停留得稍久一点。说实在的，我那时对工作很外行，在内战遏人
的形势下，要很快的了解分析全村阶级情况，发动广大贫雇农，团结起来，
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以及平分土地、支前参军等等一系列工作，我都有点
束手无策。工作主要是陈明、赵可做的，我跟着参加会议，个别谈话，一个
多月，工作全部结束时，张家口也吃紧了。中秋节刚过，我们回到涿鹿县政
府，遇见到这一带观察部队转移路线的朱良才同志。他一见到我便说：“怎
么你们还在这里！快回张家口去！”这时我想到温泉屯的刚刚获得土地的男
女老少，很快就要遭到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就要遭到翻把地主的报复迫
害，找怎样也挪不开脚，离不开这块土地，我曾想留下，同这里的人民一道
上山打游击；但这也必须回到华北局再说。自然我不可能被准许这样做，我
到晋察冀老根据地去了。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间的碎石路上，脑子


里却全是怀来、涿鹿两县特别是温泉屯土改中活动着的人门。到了阜平的红
土山时，我对一路的同志们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已经构成了，现在需
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这年十一月初，我就全力投入了创
作。

我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而从事长篇小说的创作这是第一次。我的农
村生活基础不厚，小说中的人物同我的关系也不算深。只是由于我同他们一
起生活过，共同战斗过，我爱这群人，爱这段生活，我要把他们真实地留在
纸上，留给读我的书的人。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
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逐渐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
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那个时候实
在是不可多得的人。后来我又参加过两次土改；近二十年来我绝大部分时间
也是在农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或农民出身的人；我
遇见过比张裕民、程仁更进步的人，更了不得的人；但从丰富的现实生活来
看，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边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
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我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就得进入书中人物的内心，为写他们而走进
各种各样的生活，这些人物却又扎根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心中的常常不能与
我分开的人物。因此我的书虽然写成了，这些人物却没有完结，仍要与我一
同生活，他们要成长、成熟，他们要同我以后的生活中相遇的人混合，成为
另一些人。他们要成为我创作事业中不可少的这里那里、新的旧的、各种各
样的朋友。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另一点体会。

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原来一天能走六七十里，这时去区党委二里
来地走来都有困难。夜晚没有热水袋敷在腰间就不能入睡。白天我把火炉砌
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是
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
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
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
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
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
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
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借这次重印的机会，我要感谢胡乔木、艾思奇、萧三等同志。一九四八
年的夏天，他们为了使《桑干河上》得以出版，赶在我出国以前发行，挥汗
审阅这本稿子。当我已经启程，途经大连时。胡乔木同志还从建平打电话给
我，提出修改意见。这本书得到斯大林文艺奖后，胡乔木同志还特约我去谈
《桑干河上》文字上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这些至今我仍是记忆犹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绝版以来，我心里还常怀着一种对许多友人的谦
意，好象我做了什么错事，对他们不起。其中我常常想到的是，坂井德三先
生、金学铁先生等。他们热心中外文化交流，把《桑干河上》译成外文。他
们自然也曾为这本书的绝版而感到遗憾吧。现在，好了，好了，我虽没有什
么新的好消息告慰他们，但这本书复活了，他们可能有的某些不愉快的心情
也可以解冻了。我遥祝他们健康。这本书得以重见天日，首先我应该完全感
谢我们的党。我以我们正确、英明、伟大的党而自豪。世界上有过这样敢于
承担责任，敢于纠正错误的党吗？现在我们的祖国不管存在多少巨大的困


难，但我们是有希望的，前途是光明的。让我们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
为着九亿人民的幸福，为着人类的美好未来，努力工作，努力创作吧。

一九七九年五一节于北京


赵树理

（1906—1970）


山西沁水人。中共党员。一九二五年在山西省立长治第四师范读书期间
参加学生运动。一九三三年后当过小学教员、杂工。一九三七年后参加抗日
工作，曾任山西阳城县新编第八区区长，《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编辑，《中
国人》报、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编辑。一九四九年后，历任《说说唱唱》
主编，北京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曲协主席，中国文联第一至三届委员，中国
作协第一、二届理事，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第一至三届代表。一九二六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盘龙峪》、《李家庄变迁》、《三里湾》，
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卖
烟叶》及《赵树理文集》（四卷）。

在民间文艺的根基上——《三里湾》诞生记

—。。　为什么要写《三里湾》
中国革命从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入以社
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内容的过渡时期的开始，全国人民在这种新的
历史任务之下都经过了一个创造新经验的时期。在这时候，文艺界在创作方
面虽曾有一度不太活跃，可是作家们并没有闲着，大部分都到各种社会主义
工业或农业建设的业务中，跟着大家摸索经验。我是愿意写农村的，自然也
要去摸一摸农村工作如何转变的底，于是，就在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又到我
所熟悉的太行山里去。

这地方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初期就开辟了的老解放区，群众觉悟较高，
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长期保证着战争的一切需
要，而且在战争中老早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在农业生产组织方面，自一九
四二年减租减息（土改的初步）开始后，就出现了初级形式的互助组织。可
是在革命由新民主主义性质转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性质的时候，这
地方的农业生产领导者也曾有一段觉着工作不太顺手：第一，在战争时期，
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合起来的，对社会主义前
途的宣传接受得不够深刻（下级干部因为战时任务繁重，在这方面宣传得也
不够），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
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织，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
条件不足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时候两种困难都已经克服了，有
少数人并且取得向富农方面发展的条件了；同时在好多年中已把“互助”这
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再增加更能
提高生产的新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了；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
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像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样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组织，在这时候，全国只有数月很少的若干个，而且都离这地区很远），
都觉着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

我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地委会（山西长治专区），碰到他们也正在研
究上述那些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根据当地的情况，拟定出一种合作的


形式，决定在本专区试办十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我也参加了他们的拟定办法
和动员工作，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