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点中国文学-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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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黄庭坚的诗在艺术成就上虽称不上“本朝诗家宗祖”（《后村大全集》卷95），但他确实是一个极富“宋调”的作家。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其中写得最多最好的当是那些表现自我形象的作品，其次是品评艺术及咏物之作。也有少数作品接触到了北宋中晚期的社会生活。他的诗求深务奇，追求一种戛戛独造、生新瘦硬的意境和情韵。尚奇，成了后人对他的一致评价。他的尚奇虽也多表现在布局谋篇、使事炼调、修辞选韵等文学形式上，但终产生了一些格高意远、神兀气傲之作。如《登快阁》：“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既有杜甫的骨力，李白的豪劲，又有宋人特有的健朗，而造句炼意，尤其是第二、三联瘦硬奇崛，独具黄诗的本色。
黄庭坚还善于将“点铁成金”、“换骨夺胎”等理论运用于创作中，善于使事用典，广征博引，堪称以学问为诗的典型，其佳者也确实能“以故为新”，化腐朽为神奇，如《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寄雁传书谢不能。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治病不蕲三折肱。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烟藤。”全诗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但安排得非常自然，再加上“桃李”一联造语工新奇巧，确属佳作。但黄诗也有弄巧成拙，点金成铁者。
总的说来，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中的不是，是比较中肯的。
第四部分响当当的铜豌豆———关汉卿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元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窦娥冤》
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我不要半星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等他四下里皆瞧见，这就是咱苌弘化碧，望帝啼鹃。
———《窦娥冤》
在汉代戏曲史上，有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那就是关汉卿。关汉卿的生平事迹后人所记不甚详，但单从本文题引中来自他的《窦娥冤》的两段话，即可见出他梗直、坚毅的性格与文风。关汉卿和他笔下的窦娥，都是有着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精神的人物，他们成为中国人精神文化史上无法绕过的丰碑。
关汉卿，元代杂剧作家，号已斋（一作一斋），大都（今北京市）人，又说祁州（在今河北）、解州（在今山西）人。约生于金末或元太宗时，贾仲明《录鬼簿》吊词称他为“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可见他在元代剧坛上的地位。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关汉卿编有杂剧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出自关汉卿手笔，学术界尚有分歧。其中《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鲁斋郎》、《单刀会》、《调风月》等，是他的代表作。我们着重介绍、评析他的《窦娥冤》。
《窦娥冤》写窦娥被无赖诬陷，又被官府错判斩刑的冤屈故事。全剧四折一楔子。剧情是：楚州贫儒窦天章因无钱进京赶考，无奈之下将幼女窦娥卖给蔡婆家为童养媳。窦娥婚后丈夫去世，婆媳相依为命。蔡婆外出讨债时遇到流氓张驴儿父子，被其胁迫。张驴儿企图霸占窦娥，见她不从便想毒死蔡婆以要挟窦娥，不料误毙其父。张驴儿诬告窦娥杀人，官府严刑逼讯婆媳二人，窦娥为救蔡婆自认杀人，被判斩刑。窦娥在临刑之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后来果然都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任廉访使至楚州，见窦娥鬼魂出现，于是重审此案，为窦娥申冤。
在《窦娥冤》中，县官是个小丑角色，好笑得很，糊涂得很，让人发谑。关汉卿在有关窦娥生死攸关的地方出现这样一个小丑人物，来决定窦娥的命运。县官一上场就自言贪爱钱财：“告状来的要金银。”当张驴儿等人跪时，他也跪，从衙役的话中得知，县官是向着来告状的张驴儿跪的，还说来告状的人是他的衣食父母。而后来窦娥申诉冤情，说的详详细细合情合理却不被理睬，而张驴儿言词张狂无甚道理却言听计从。由此看来，张驴儿应该在审讯之前已经行过贿。但为何关汉卿不将这一点直接写出来，而只露些蛛丝马迹，并且要那么搞笑地写来呢？这也许可以说真正展示了关汉卿的幽默本色。他让那些小丑式的表演在供人发谑之余，发挥它们独到的效果。作者将县官受贿妄判的可恨之事处理成可笑之事，在那些最可笑之处暴露事情的本来面目，让县官这种可恨人物变成弱智到成为被人取笑的笑料，从而更具有讽刺性与批判性。让浑话既展示了它的幽默本色，又与情节水乳交融，与主题暗流相和，这该是最成功的打浑方式。
所谓“无巧不成书”，给窦娥平反昭雪的清官是她的父亲，这就是一种为情节发展而设置的巧合。但似乎这种巧合恰到不是巧而是拙了，它把窦娥的形象冲淡了，把窦娥的精神罩了层影子：窦娥的亲生父亲能否做最公正的评判者？窦天章的出现，到底是一个主持公道者的身份？还是冤屈连及者的身份？作为窦娥的嫡亲亲人，谁能说他为窦娥说的好话是最能说服人的？他替窦娥平反，倒像是有替女儿复仇的嫌疑了。若设置一个局外人作为清官的身份出现，来重新审视这个案件，更能以冤案的揭露造成的旁人心灵的震撼来烘托窦娥的冤情，能让人对窦娥更加肃然起敬。但若转念一想，似乎作者有另一种考虑。作者让窦娥的案子放到她父亲的手中，来展示窦天章这一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窦天章一听女儿端云就是药死公公的窦娥，就大声斥责窦娥，重申三从四德，并声称要将她更加严厉地处置，丝毫不顾及亲子之情。但当得知窦娥原是因遵守三从四德而受冤，于是为她平反昭雪，且为她超度升天。这样就有了史书里时常标榜的“赏罚不避亲”的意味：即使是自己的亲人，若犯罪当然责罚，若应受奖也该公正地给予奖励。从而看出第四折不是纯为替窦娥平反昭雪而设，却也是为了展示理想官吏的品格而设。
虽然窦娥发表过怨天骂地的过激言辞，但她骂归骂，骂了依旧遵扬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变成了鬼也要维护自己不辱身份遵循道德的事实。作者写窦娥的对道德的恪守之余，再用窦天章写遵循道德，他们俩人的形象相叠，来加重一个主题：对遵奉封建道德的高洁志士的颂扬。由此可以推断出关汉卿有很强的道德观，他是一个将封建道德内化成自己的骨骼的人，却也叫人肃然起敬。
第四部分愿天下姻眷皆完聚———王实甫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飏飏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贾仲名《凌波仙》
在中国古代剧坛上，王实甫是元代杂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杂剧《西厢记》自问世以来，使无数青年男女为之倾倒、痴迷，就以爱情为题材的杂剧而言，《西厢记》可以说是一座巍巍丰碑。
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月和经历因资料太少，难以确定。
根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的记载，王实甫所作杂剧共14种，其中多数皆佚，全存的仅有《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各存曲一折的有《贩茶船》、《芙蓉亭》两种。此外，王实甫还创作过不少散曲，但流传极少。
《西厢记》的故事源于中唐诗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许多文人骚客以这个故事为蓝本，创作了各种戏曲形式的作品。到元统一中国后，各种流行的戏曲、讲唱，在大都、杭州等地汇聚，南北戏曲得到交流，为王实甫写《西厢记》提供了可借鉴、创新的基础。他集中了前人的成果，经重新改造加工，创造了一部五本多折的连续演出的杂剧，使《西厢记》的内容形式臻于完美，成为一出千古绝唱。
《西厢记》通过张生和崔莺莺自由恋爱，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以执着的精神，战胜相国夫人阻挠破坏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勇敢地同门阀观念决裂，要求自由择配的强烈愿望，揭露了以崔夫人为代表的封建卫道者的虚伪，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婚姻理想。
作品着力塑造了莺莺、张生、红娘这几位典型形象。莺莺是一位温柔沉静的贵族少女，她貌若天仙，既有大家闺秀的贤淑，又有贵族少女的文才。然而礼教的约束下，尤其是包办婚姻的无奈，使她内心痛苦难言。在与张生自由恋爱，并与老夫人明争暗斗的过程中，她显示出了一个大家闺秀的矜持和稳重，以及可贵的反抗精神和对爱情的执著。
张生的形象也极富个性。他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在对莺莺的追求过程中，显示出多方面的个性，时而单纯得至于轻信，时而机敏，时而刚强……总之，忠诚、正直、正义是他性格的核心，可笑痴呆而又可爱，卤莽直率又令人可亲，从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那个时代青年的爱情理想。
红娘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奴婢形象。她聪明伶俐、富有正义感，她大胆支持崔、张的爱情活动，敢于对抗相国夫人，在“拷红”戏中，她的性格的闪光点全部迸发出来。在老夫人的拷问下，一方面迫于威势，将崔、张隐情如实相告，一方面强辩力争，以老夫人的言而无信为理由，反戈相击，显示出聪明的特点和侠肝义胆。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下层人民自发的冲击礼教的精神及美好品质，因而受到后世人们的交口称赞。
《西厢记》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是中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为明清以来的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王实甫善于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来展开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塑造人物形象；情节安排曲折复杂，全剧一波三折，波澜壮阔，而又一气呵成，结构完整，剧情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舞台生命力；作者善于描绘景物，制造氛围，抒情与写景统一和谐，心理刻画与环境渲染融为一体；作者对杂剧的体制也有所革新和创造，将杂剧一本四折、每折由一人唱到底的通例，改造为五本二十一折，且部分打破了一折一人唱到底的束缚，为杂剧艺术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西厢记》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自它问世以来，就得到戏剧家、评论家的高度赞赏。明人都穆说“北词以《西厢记》为首”（《南濠诗话》），王世贞称《西厢记》为北曲的压卷之作，王骥德认为杂剧南戏之中“法与词两善其极，唯实甫《西厢》可当之”，称为“千古绝技”（《曲律》）。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焚书》中，对《西厢记》出神入化的艺术技巧发出由衷赞叹；清代戏曲家李渔更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自由《西厢》而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闲情偶寄》）
对戏剧创作，《西厢记》也显示出超凡的影响。他开创的青年男女密约幽期，反抗家长专制，最后走向喜剧大团圆结局的模式，形成后世的一个基本套路。明清以来，以爱情为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