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1-神秘帝国-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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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和火箭设备转移到美国的秘密行动了。这是一次功利与道德冲突的计划，结果是把许多曾经是纳粹的支持者们带到美国。两次转移代号分别为“阴云计划”和“曲别针计划”，幕后的交易也非常简单。如果那些德国人将他们的专门技术用于为美国制造火箭和导弹，他们与纳粹集团的关系将不再追究。纳粹弹道导弹技术权威布沃纳·冯·布劳恩是最突出的，他成为美国太空计划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战后，苏联也组织了同样的行动，把许多德国火箭科学家带回莫斯科。
1945年10月，第一批德国人入住新墨西哥州的白沙试验场，得克萨斯州艾尔巴索城北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区，那里是陆军主要导弹试验基地。布沃纳·冯·布劳恩本人被安排在艾尔·巴索城的极乐要塞。在白沙，那些德国人帮助美国人从360吨零件中组装出了许多V…2火箭。那些零件是战争结束前夕从德国秘密运来的。1946年5月，曾用来震慑英国的德国火箭在新墨西哥东南圣安德芮和萨克拉曼多山飞上了天空。从重用纳粹火箭专家的毫无人情味的决定中最能看出冷战中盛行的功利主义，这种功利主义常使华盛顿能够与国外独裁者和凶残的军事组织狼狈为奸。不过，对德国人的利用最终巩固了美国的安全。
布沃纳·冯·布劳恩和他的同事们并非导弹技术的惟一源泉，陆军航空部规划了二十多项导弹计划，涉及六家飞机公司。其中一项，康维尔的“MX…774计划”，这是射程为5000英里的弹道导弹的前驱。
由于担心导弹成为陆军垄断领域，海军于1945年启动了它自己的火箭计划，并很快启动卫星的开发项目，弥补了陆军的不足。海军的太空火箭可行性评估委员会总结说，一旦发明出合适的推动系统，通过火箭卫星可被送入预定轨道。但当1946年3月，海军建议陆军航空部加入制造此卫星的合作行动时，被婉拒了。拒绝它的是刚出任航空部负责新技术开发的副总参谋长——陆军少校柯蒂斯·勒梅，他很快就开始了其独立的卫星计划。他聘请艾尔·思科多的道格拉斯飞机公司研究计划的可行性，随后的一系列事件促成了道格拉斯与空军合作出台的兰德规划，并在1946年5月形成第一份报告——《实验型绕地球宇宙飞船的初步规划》。
不幸的是，战后研究火箭和导弹的热潮只是昙花一现。由于通货膨胀和无节制的财政开支，杜鲁门政府很快开始削减五角大楼预算，而导弹和卫星计划皆在受害者之列，“MX…774计划”和其他10项导弹计划都被取消。勒梅要求兰德公司准备一份更详尽的卫星设计报告，希望下一步将研制工作安排给某家飞机公司。1947年2月1日报告递交上去，但由于资金匮乏及空军对飞机的偏爱，进一步的行动就被搁置了，尽管利普强烈吁请立即着手卫星的研制。
导弹开发者们同样面临着技术困扰，尤其是飞越大陆和海洋的远程导弹的可行性。1945年底，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凡尼弗·布什在说起洲际弹道导弹时，准确地表现了这种心态：“从技术上讲，天晓得这玩意儿该怎么造，我相信短期内是造不出来的。”到1948年，五角大楼搁置了所有卫星研究和发展项目，刚独立出来的空军也只想着制造更多的轰炸机，因而只向四项导弹计划追加投资。
华盛顿这种态度一直延续到1952年氢弹爆破成功，特雷弗·加德那、唐纳德·夸尔斯及五角大楼其他科技领域富有创新思想的专家崭露头角。1951年2月，约翰·冯·诺艾曼领导的战略导弹鉴定委员会报告说，可设计出适用于远程导弹的足够小且轻的热核弹头。委员会积极敦促政府加快导弹研制项目的进展。
此报告的影响很快表现在远程导弹的性能指标上。1951年，一直对恢复导弹研究不感兴趣的空军开始一项新的导弹计划，即最初被称做“亚特拉斯”的导弹研制工作，但经费只有区区的50万美元。此导弹的有效载重是1万磅，可以高精确度地击中5 000英里外的目标。委员会确信可以生产一种更小的弹头之后，工程师们将洲际导弹的载荷降到3 000磅。由于氢弹头比核弹头威力更大，它的准确度也得到了提高。
1954年，空军加大了实施“亚特拉斯计划”的力度，在空军研究与发展司令部内成立了独立的行政部门管理此项目。作为一个崭新的机构，西部发展署总部设在洛杉矶西部边缘的英格勒伍德一所旧校舍里，这里距主机场不远。导弹试验基地位于阿奎罗尖岬，圣巴尔巴巴北部加州海岸一片空旷、多风的狭长地带。首任司令詹姆斯·麦考马克陆军上校退休时，空军将此工作交给了施里弗将军。1954年6月，他走马上任，决心尽快将威力巨大的先进导弹武装到全国。
和五个月后负责制造U…2侦察机的理查德·比塞尔一样，施里弗也喜欢速战速决，尽可能摆脱官场的拖沓作风。他很快使英格勒伍德可以不顾及烦琐程序和文山会海，变成充满创造性和高效率的团队。他聘请两位非军队专家西蒙·瑞姆和迪安·E。伍尔德里奇参与技术开发，这是一次打破空军常规研究发展计划规定的举动。在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博士时相识的瑞姆和伍尔德里奇，作为休斯飞机公司精密先进的电子系统的设计者和与休斯齐名的瑞姆—伍尔德里奇公司（与克里夫兰汽车配件公司、汤普森公司合并为TRW）的创立者，他们早已是新生的宇宙航空领域的大名鼎鼎的人物。二人曾同为冯·诺艾曼委员会的成员。与施里弗合作后，瑞姆—伍尔德里奇为美国导弹计划提供了技术指导。后来，TRW成为制造监控苏联无线通讯的侦察卫星的主要承建者。
施里弗还让华盛顿的领导明确导弹是空军的头号发展项目。1955年2月，基利安委员会评价说空军正迅捷地推进其导弹项目之后，白宫更坚定了立场，尽管委员会错误地预言空军在1965年前不可能制造出一军械库的导弹。“研制这样的导弹需要解决一系列令人生畏的技术难题，”委员会指出，“大小尺寸本身就是一个难题，重返大气层又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每颗试验导弹的发射很可能就代表了一次极重要的行动，在导弹研制过程中需要多次发射试验。”委员会还说：“为尽早完成洲际弹道导弹（射程约5 500海里，兆吨级弹头）的开发，还需要继续投入充足资金。”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业基地，使导弹计划全速进行，施里弗将依次把各项计划，包括“亚特拉斯”、“提坦I和II”和“民兵”弹道导弹系统从构想变成现实。由于施里弗积极有力的领导，国家扭转了前期停滞不前的状态，于60年代初制造出了第一批远程导弹。
接管西部发展部16个月后，施里弗承揽了空军惟一的独立卫星项目，其正式名称为“武器系统117L”，空军简称为“WS…117L”。它是兰德公司“反击计划”的分支。以“亚特拉斯”导弹为一级推动器，该项目要求把侦察卫星合并到二级火箭发射台上。卫星本身将容纳一个柯达照相机系统，拍摄出大型物体如飞机等的清晰可辨的照片。曝光的胶片将在卫星上自动冲洗，照片会被电子扫描，图像信号将像电视广播一样通过无线电传回地球，然后再将电子数据流还原成图像。
这个项目是极富创意的，但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远远高出了当时的技术水平。能被传送到地球的图像数量受无线电频带宽度和数据传动比率的限制。而且，绕地球旋转时，沿轨道运行的卫星在地面站的无线电范围内的时间极短。为了解决每天传送来的照片数量偏少的问题，卫星必须在轨道停留一年或更久，那就要求卫星在距地面300英里高空的轨道运行，以减少大气阻力对卫星飞行的影响。但这个高度又将使拍摄出清晰照片的难度增加，同时因携带大量的胶卷，增加了卫星的载重，使得卫星使用寿命缩短。
第四部分第十章 实用主义（2）
自1954年3月1日起，该项目进展缓慢，在一份简单的名为《先进侦察体系的系统要求（五号文件）》的文件中，兰德公司向空军报告说，1955年3月16日被批准的莱特机场已制定出完全合格的发展计划。1962年，空军一份秘密的报告总结了对早期卫星系统的展望：“在许多方面，或许正如预期的那样，它符合兰德公司早先的研究。它是对‘地面预定地区’连续监视以‘确定潜在敌人的战斗能力’的一种手段。可以预见固有基地发射的侦察卫星将提供日间视觉范围内的各种情报，其精确度足以分辨出机场跑道和洲际导弹发射站的位置。”
1955年10月，项目权从莱特机场转交到英格勒伍德，这不足为奇。一方面，笨重的侦察卫星需要强有力的推进器送入轨道，而“亚特拉斯”是最有希望的候选者；另一方面，施里弗长久以来都是卫星计划坚定的支持者，且一直利用他在五角大楼的威望推动它的发展。施里弗比别的空军将领都更重视太空的潜在价值。他与莱格霍恩、兰德的关系，他对新思想的接受能力，对科技的一贯信心，都让他成为WS…117L理想的负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WS…117L项目将促成好几种不同的情报收集系统的发展，包括探测苏联导弹发射的红外线传感器。
但是，连施里弗都被技术和资金问题难倒了。用数据流将高分辨率的图像传送回地球的电子技术尚未完善，而且在未来20年里也无法达到要求。资金短缺也是一大障碍。虽然空军已正式批准这个项目，但它只提供了少得可怜的资金。在研究了四家公司——洛克希德导弹系统部、贝尔电话实验室、格伦·L。马丁公司和RCA呈交的招标计划之后，1956年10月29日，施里弗及其领导的机构指派洛克希德为第一承建者，此时距艾森豪威尔总统被告知苏联人能够追踪到U…2侦察机已近四个月。选择洛克希德完全公正，因为洛克希德成功地将“反馈计划”的两个主要创始者吉姆·利普和鲍勃·索尔特和其他好几位兰德公司高级官员招至麾下。但因为资金限制，洛克希德不得不将工作进度放慢到原计划的1/10。照这种速度，第一颗卫星服役的预定日期还很遥远——预计在1960年3月之后方可投入使用。
事实上，在五角大楼，这个项目几乎难以为继。加德纳已经离去，施里弗远在西海岸，在那里，他更难为卫星争取到资金。华盛顿的空军将领们仍对卫星照片能够准确定位苏联军事目标持怀疑态度。白宫和国会都更赞同空军制造导弹。此时，白宫还想要裁减国防经费。在这种情况下，空军宁愿将大部分太空计划预算投到导弹上。
1958年，民用卫星升空，这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宣传，侦察卫星的想法在这种背景下显得黯淡无光。事实证明，民用卫星升空具有双重破坏性：它转移了对侦察计划的重视和支持，使之几乎被冻结了好几年。更重要的是，这项计划考虑不周，尤其是过度依赖美国海军安全性能并不高的火箭，这给了苏联在太空击败美国的时机。整个方案是冷战中最大的败笔之一。
1950年，一群美英科学家在马里兰银泉市物理学家詹姆斯·冯·艾伦家中进行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诞生了科研卫星计划。这些科学家热衷于绕地球飞行的太空研究，提出在1957到1958年进行一次国际科学大会，会议时间正好与罕见的太阳活动同时，而且这将是自1932年“国际极年”后25年来的首次全球性的大会。在冯·艾伦家中的提议最终得到国际科学协会理事会67个国家的赞同，选定1957…1958年为新一轮合作研究时期，被称做“国际地球观测年（IGY）”。1952年，一些曾聚集在冯·艾伦家中的空间科学家们建议将发射一颗科研卫星作为IGY的主要目标之一。在1954年10月罗马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获得苏美两国科学家同意后，国际理事会批准了此项目。
随后的1954至1955年间，集中全美科技经营的国家科学院与1950年成立的独立政府机构国家科学基金会合作，促使白宫批准了民用卫星计划。政府支持这个项目，但并非出于科学家们提出的那些高尚的理由。对于白宫和五角大楼来说，科研卫星似乎是实现数个国家安全目标的不错途径，即在太空击败苏联，证明对太空的利用将依据空间自由原则。
基利安工作组在1955年2月的报告中明确地概述了利益所在。这份保密报告的第五部分是关于情报问题的，埃德温·兰德的特别工作组估算了卫星的可能用途：“我们确信，小型廉价的卫星具有多种与情报相关的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