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浅予自传-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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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秦城时，发《毛选》一套，每月《红旗》一份，每天《人民日报》一份，此外还有个“秦城图书馆”，可以借书看，书目全是马列经典著作，附鲁迅小品文集几种。这儿是个名副其实的改造集中营，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五年中，我把书目中所有的书基本读完，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自然辩证法》等，以前在狱外读过，在此重读一遍，对《自然辩证法》特别感兴趣，《资本论》初读不易懂，再读才读进去。
在这八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只读书读报太单调，我创造了一套练腰的体操，并来回走动，免得背弯腿僵，造成体型歪曲。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保住健康的身躯，将来才可能东山再起，否则的话，到了翻身的那天，驼着背，弯着腰，拄着拐棍回家去，多没劲！
为了练习说话发声，读报读书故意读出声来。在半步桥时，没书读，便学说书人，每天早晚，编两段故事，练习说评书。开说之前，靠壁盘腿坐在床上，并作手势，拍惊堂木，自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请叶浅予先生自编自说《松树湾》长篇故事……”。故事内容是某个农村的土改运动，背景是我的老家“富春江”。开说时，坚持交待故事梗概，免得遗忘。这个故事前后编说了三年，每天规定时间说，风雨无阻，越说越来劲，发声未免大了些，惊动了巡逻的哨兵。他打开方窗问我念什么咒，我说我在编故事，他便去报告管理员，管理员传我谈话，我如实汇报了说评书的意图，他说这是犯狱规的，又说编什么故事，狗嘴里吐得出象牙来吗！滚蛋！以后不准你发神经病！经此训斥，并没把《松树湾》吓退，我照常坐床说书，不过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门外的人听见，便平安无事了。
《松树湾》故事的主角是个年轻的贫下中农，解放前受苦受穷，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从此思想开窍，懂得了团结贫下中农闹革命的道理，就在自己村里暗暗串连了一批青年，迎接即将到来的南下解放大军。接着，他便成了本村的革命积极分子，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立了功，入了党。故事的许多情节和生活细节，基本上根据我少年时代接触的生活环境和各种人物，联系1950年参加北京郊区土改工作的具体内容编组而成。故事的地点人物有名有姓，本来打算在出狱以后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作为我十年空白的惟一贡献。可惜出狱以后，百事待举，恢复断了线的画笔生命还来不及，怎么有时间另谋贡献呢。生活在我脑海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经不起世事纷纭，渐渐离开了我的记忆，故事轮廓至今还能记其大概，人物面貌性格全给忘了。现在回忆起这件事，觉得很对不起伴随我三年之久的亲密战友，依靠他们，使我在寂寞苦闷中排除许多烦恼。当我走出牢房，拥抱失去七年的现实世界时，他们却被我抛弃了。
每天的《人民日报》把我和隔绝的世界连接起来，使我兴奋，又使我懊丧。兴奋者，知道外部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文化大革命”的讯息将对我发生什么后果；懊丧者，这些变化与讯息，在我尘封了的仓库里转了一圈，停留不久便被排斥出去，因为那一切都不属于我，没法在我脑子里停留，有些东西对我是讽刺，必须把它们排挤出去。
1973年某日，牢门突然打开，哨兵通知中央派人来看我。说完，一个穿便装的人进来，
十年荒唐梦第三座监狱——秦城（2）
开门见山传话：“毛主席、周总理指示，监狱对你们是否有虐待行为？如有，可以上告。”但不交待如何上告。好在秦城对囚犯相当文明，生活上也比较合乎情理。据说我们的伙食费每月合14元，每天两粗一细，过年过节吃饺子，秋天果子下来，每人还分到几个苹果。这里有医院，除了随时看病，还给配眼镜，每半月洗一次淋浴，冬季暖气常热，比之以前两处，有天壤之别，因而没有什么值得告发的。要告，也只东北郊那个拘留所打脖子的小木片，狱卒的脚踢与罚站，但这比之红卫兵小将们罚跪、抽皮带，可轻松多了，所以也不值得一提。自从这次传达指示以后，秦城的空气似乎有了明显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准许犯人家属探监。
1974年春季某天，我被通知，老婆女儿明天要来看我，叫我作好准备，穿干净些；还借给我保险剃刀，让我刮了胡子。这一晚我当然睡不着。第二天早晨，管理员带我下楼，沿着一条长长的水泥小马路，往南走，走到监狱大门近处，两旁接连几间接待室。走进其中一间，看见老伴王人美和女儿叶明明坐着。她们见我剃了光头，刮掉胡子，变了样子，先有些发呆。我第一个反应是双眼发酸，母女二人皱起双眉，好久说不出话来。管理员看见我们无言相对，似乎故意讲几句话，打破沉闷。他说：“会见时间到午间为止，你们可以尽量谈谈家常，带来吃的，最好吃完，不要带回监去。”经他一说，空气开始松弛。此情此景，真像戏曲里的探监场面，先静默一会儿，然后诉说离情，继而号啕大哭。我们都把泪水压着，等到互相拥抱，便夺眶而出。女儿打开提包，拿出花生瓜子、糖果饼干，这些东西好多年不见了，我便抓起吃，她们陪着嗑瓜子。老伴急性子，先说此行和谁、谁、谁同车，推知谁、谁、谁也在秦城。一次二次探监之后，探知秦城四座大牢里，关押了不少30年代文艺人物。老伴说，我们得到通知可以探监，但要向公安部门写请求报告，而且只限直系亲属，于是由女儿具名写报告，并先去向一个远房亲戚征求意见。岂知这位远房侄女，板起面孔说，你们虽是父女，应该划清界限，表示反对。女儿将此说告诉了母亲，气得老伴从此不让这位“左”派侄女登门。我劝慰老伴，应当原谅人家的“革命原则性”。“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我的问题未作结论，人家要和我划清界限，做个响的革命派，是大势所趋，管她干嘛！“文化大革命”的账，错综复杂，没法算。现在回忆此事，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原则性不强，为了息事宁人，好和稀泥。要算账，到底谁是谁非，也得算清楚，免得以后算倒账。
写到这里，我得提前交待一下出狱后的思想。老朋友见面，不免要回首往事，发泄胸中怨气，数数“文革”中的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我却常说，不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并不怨。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对我有好处：第一，住牛棚、蹲监狱的经验，用钱买不来；第二，在牢房里读了几年书，对人生对世界的认识提高了，对事对人的判断明确了。损益相抵，还是益处多。以前对事对人不敢轻易表态，有人怀疑我是两面派，现在胆子大了，对事对人敢于表态。1979年文化部指令中央美术学院给我公开平反，恢复国画系主任的职务，我大胆施行教改，彻底改变半洋半土的教学路子，许多青年教师对我这种敢说敢干的作风，张口结舌。我说，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大不了再进一次监狱。“坏事能变好事”这条真理，在我身上应验了。
十年荒唐梦群众监督劳动改造（1）
1975年4月间，听得左邻右舍收拾行李，心里有点慌张，莫非要把我留下坐穿牢底？思想正在激烈斗争之际，狱卒突然打开牢门，传我谈话。我默默跟在他后面，走进提审室，一个既面熟又陌生的提审员端坐在问案桌前，还是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示意我在对面凳子坐下，慢吞吞问：“这两天你都听到左邻右舍的活动了吧？你心里一定很急，是不是？现在告诉你，明天一早，中央美术学院就要派人来接你回去。你要明白，你的专案还没有作结论，回去以后，留在本单位继续改造，等候结论。不过，可以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
实的。你自己去考虑吧！”
三年牛棚七年牢的初步结论是“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12个字。最后的政治结论可能还得熬上几年，还得在本单位的群众监督下继续打扫厕所。这几年蹲在监狱里，吃了睡，睡了吃，什么也没干，练成了一副懒骨头，现在又开始锻炼筋骨，补偿七年的禁闭，也是一件好事。何况，明天起，将要呼吸现实世界的空气，未来的光明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管他妈严重不严重，充其量不过是一顶“反革命”帽子，横竖已戴了十年，再戴十年也还是一个假想的反革命，只要“文化大革命”在某一天结束，什么乌七八糟的帽子都得去掉！我叶浅予还有10年20年艺术生命，不怕翻不过身来！
1975年4月25日，大晴天，好太阳，是北京的盛春季节。自由的喜悦，带着心酸的苦闷，等候新解差到来。一个是保卫科的老×，一个是人事科的老×，司机老×开车来到，秦城提审员最后交待几句，重复昨天的两句话：
“问题是严重的，态度是老实的。”
然后退给我进监时扣下的手表和皮带。审毕退堂，狱卒押着我走出“秦城”大狱，美院的小轿车在监狱大门外停着，狱卒将我交给美院解差，我钻进汽车。这回不是深夜，而是阳光普照的白天，保卫科在前座和司机并排，人事科在后座和我并排，开出不久，便是北京有名的疗养胜地小汤山，向车后一看，秦城四座大牢仍然在望，它的背后是燕山山脉，气宇不凡。我在此当了五年囚犯，今天才看清楚这片隔绝人间的“世外桃源”。
小时候读小学，描红本上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之句，而我则有“狱中已七年，世事一如昨”之感。自1968年从美院扫厕所的岗位上押走，事隔七年，仍然回到美院厕所来。美院不是没有变化，红卫兵已退出历史舞台，掌权的是新一代革命委员会，头头不叫院长，叫主任。当天解差把我押到美院后，革委会派了个秘书和我谈话，表示接受我这个留原单位监督劳改的反革命分子，并当即命令我到行政科报到，由该科支部书记××负责管我。书记叫来专职打扫教学楼厕所的清洁工，是一位中年妇女，由她分配指导我具体工作，从即日起，我在她的监督下打扫男厕所。三年牛棚，练就了扫厕所的一套技术，也养成了闻不到臭气的一种习惯。可惜七年监狱生活，剥夺了劳动权利，白天一小时“放风”，是惟一可以活动身子的时间，浑身肌肉松弛萎缩，如今重操旧业，不知能担得起劳动否？精神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记得当年住牛棚时，曾经揭露一个伪君子，这个伪君子暴露思想说，“宁愿犯政治错误，也不愿犯生活错误”。我处此新环境，忽然发生奇想，和此人相反，“宁愿犯生活错误，不愿犯政治错误”。当小偷作流氓，算是生活错误，在公安局罚住短时期，然后派去劳改，见见天日，活活筋骨，有益健康；像我这样一个政治犯，送进监狱，与世隔绝，剥夺劳动，养成一副懒骨头，该多痛苦！究竟什么叫正确的世界观，我真有点怀疑。回美院头几天，不怕周围人们斜视、凝视、直视的目光，就怕自己这副懒骨头受不了劳动的折磨。
七年牢房，都是单身，除了一床、一盆、一桶之外，别无长物。空间虽小，行动无碍。在秦城的八平米空间里，我还编了一套练腰的健身操，可以奔走跳跃。回到家里，八间房已压缩成二间，所有家具挤满空间，最怕磕磕碰碰。我问老伴这是什么原因？老伴想了一下说：你对这家陌生了，是不是？我也想了一下说：“牢房宽畅，家里挤。”老伴哈哈大笑，然后说：“我以为你悟出了什么大道理，原来嫌家里房间不及牢房大。你可千万不能犯神经病，变成个大傻瓜！”
美院革委会给我的待遇，不但劳动受监视，还特地通知我住家的派出所和居民委员会，监视我的行动，“反革命”帽子戴定了吗？
1975年国庆节前后的某一天，驻中央美院军代表找我谈话，说中央专案组的结论来了，说“叶浅予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属敌我性质，为了宽大，不戴帽子。今后由原单位另行安排工作”云云。和摘帽右派一样，不戴帽子也是一顶帽子。十年苦刑，听命改造，落得如此下场，如高谷跌入深渊。要我在结论上签字，我当然不签。军代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