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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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①。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16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22岁，比薛纪跃小3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卯 （晨5时～7时）给婚事帮厨的人（1）
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26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50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16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①，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
![[红楼]黛玉重生封面](http://www.nstxt.com/cover/0/438.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