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4-10李敖系列之14李敖快意恩仇录-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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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隽钊朔锨尥椭茏骼础！蔽椅戳耍谩袄杷肌北拭⒈碓凇疤ù笏氖四晖馕南低ㄑ丁崩锪恕osa一直是我军人时代“性幻想”主要对象，当我收到她信的时候，一连高兴了好几个月。
委蜕纪
委蜕大难，最近高楼 虽被三振，不肯暴投
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在澎湖退伍，午后抵高雄；十一天后，我在台北租到“四席小屋”，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所在，有一次在外遇雨，坐计程车回来，那是我第一次坐计程车，想不到表一跳又一跳，而我的心也随之一跳又一跳，跳到十元，我心惊害怕，连喊：“下车！下车！”…人穷之时，连计程车都坐不安稳也。在“四席小屋”四个月后，六月十五日，我改租“碧潭山楼”，此房比四席多了一席，一人倘徉其中，颇得山水之乐。满清遗老写诗说“委蜕大难求净土”，此之谓也。八月十八日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做研究生时候，发生了陈骥、吴章铨情事件。陈骥、吴章铨是高班的研究生，他们不识相，向校方提出陈情，替历史系提出兴革意见。台大校长钱思亮、文学院院长沈刚伯，一怒之下，把陈吴二位记过，二人大呼负负，我戏呼这是“台大的陈胜吴广起义”。我后来跟朋友说：“你们看到我怎样对付台湾大学了吗？我写文章公然攻击台湾大学，可是钱思亮、沈刚伯不敢动我一根毫毛！他们就是不敢对我这特大号的研究生有任何惩处，他们是专捡软柿子捏的，他们就是不敢惹我！
陈骥、吴章铨的心血和方向是全浪费了、弄错了－他们想用陈情的方法去跟国民党打交道，这是枉费心机、是反要惹来一头雾水的笨事！对不可救药的统治者，只有打打打，是不能陈情的；因请愿而灰头土脸、而吃耳光，是可耻的！”
这个研究所，最后我没有念完，就自动休学了。但台大跟我的梁子并未中止，全部内情，有一封我给钱思亮的信，一看便知：
思亮校长：
五十二年夏天长谈之后，迄未晤面；冬天我为文论列“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无形中已与母校疏远。我是五十二年三月十九号自动在历史系研究所休学的，第二年春天，本应复学，可是我不高兴再来办手续，就这样的，我离开了台大。
离开台大后，外面传说我是因为骂学校而被开除的，我每听到这类说法，就立刻加以解释，我不但说我是“因为学校腐化，不高兴再念，而自动休学”，并且还指出：、钱思亮、沈刚伯诸君还没有那样坏或有那样胆量——敢开除李敖。他们曾警告两个私下里写信建议的学生，却不敢碰一下我这个公开写文章攻击他们的学生－这就是他们的公平和胆量！”
我对母校腐化情况的攻击，我知道惹得你们极不痛快。
你在黄季陆部长面前大骂我的话，我也不是不清楚。可是你总该知道，我不是没有保留的人。我的一篇《台湾大学的“新十诫”及其他》被我直压到今天，才肯公布。光此一事，就可证明我不是不为你们留点余地的，你们也大可不必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也！
提到你们在校外人士面前失态，我倒要正式问你一件事。你知道我为写文章论列胡秋原“闽变”叛国事，被他诬告到官厅，缠讼四年，还没了结。我写这篇辨正史实的文章，用了不少心，也参考了不少材料（其中有私藏的，有公藏的，公藏中有参考台大藏的，如“闽变”期间民日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国闻用报》第十卷第四十九期，就是一例）。
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我材料的来源，我完全根据实在情况说明，但然陈述，自无疑义。谁知道胡秋原在半道里，忽然提出一项证据，他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
胡秋原这番话，使我大惑不解，因为我明明看过并且至今还有“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铃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我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
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我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抄出了台大的这封回信，全文如下：
台湾大学 52校图1314
敬复者：三月二十一日
大函敬悉承
询各节经交本校图书馆查报敬复如次：
（1）本校历史学系研究室存有该年份东方杂志，中国文学系研究室存有国闻周报，惟其中无来示所开年月份之部分，至该年份大公报，亦未存有。
（2）本校各研究室所藏图书，供师生研究参考之用，有关学系师生可就室阅览。因人数众多，如非借出室外，自无登记记录可查。所询研究生李敖于五十一年九月内有无借阅各该书刊一节，经图书馆查阅借出登记簿内，该月元此记录（五十年十二月九日该生曾借民国二十四年份《国闻周报》十二一二十四期之合订本，与来示所开年份不同，该年份国闻周报，本校并未存有，已如前述）。
国立台湾大学启五十二年四月五日
看了这封所谓“敬复”的信，我才完完全全明白：我的母校的确公然的在帮助“校外人士”打击自己学生－的确明口张胆的做愚蠢而阴险的伪证！
当然了，这封伪证信是经过校长授意才发出的，所以它的夫态，不单是国立台湾大学的失态，也是我们当今“大学祭酒”的失态。校长先生何不想想：堂堂一个国立大学，有什么必要，要“敬复”外面人的这一封信？来信人不是法院，不是官署，国立大学又有什么权力，什么法理依据，要向来信人“敬复”个被他在法院诬攀的自己学生的在校状况？退一步说，你们发贱，“敬复”也可以，但怎么可以“敬复”得以伪证陷害自己学生？你们到底有心肝没有？
校长先生，你托你是胡适干女婿的福，跻身为今日台湾社会贤达、学术自由的象征。你到底为维护学术自由和自由学人做了多少事，挺身为这些人事“抗”了多少？你心里有数，我们心里也有数。要你这种软骨病的人来“抗”什么，我们知道这是奢求；但我认为你既不敢“抗”什么，至少不该一反其道，反倒助纣为虐的“陷害”什么。可叹的是，你毕竟畏于权势，居然一再协同“陷害”了－我为你可惜，我为你可耻。
我跟胡秋原的官司，自五十一年打起，至今未了。我本来不想劳动你，所以一直没请法院传你作证。现在关于胡秋原叛国资料的来源问题，因胡秋原仍利用台湾大学的伪证信来打击我。所以我现在不得不请法院开始传你，希望你先读读刑法中伪证该当何罪的条文，再来答话。你若想在出庭前参观我的“图片证据”，以便有所准备，我也欢迎，但请不必摆架子，一定要你亲自来，才给你看。
一九六六年，被胡秋原诬告后第工年的开始之日
李敖在台北敬祝
思亮校长早早退休！
收信后，钱思亮缩头乌龟了，不回信也不去法院，当然我也莫奈他何，但我的本领却可拿出证据，让他遗臭万年。钱思亮如此卑鄙，帮助胡秋原陷害我，起因是我发难揭发台大黑暗所致，在我发难以前，他对我这台大名学生倒是一再示好的。在历史系毕业谢师宴上，他特别招手请我过去跟他聊天；一九六三年夏天，他还特别与我做了一次长谈，长谈中他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胡先生（胡适）死后，留下一些遗稿，其中有一封写给你的信，可惜没写完，所以你直到今天还看不到。信中有一段是胡先生否认你在《播种者胡适》文章中提到的六万美金的事，你说政府送他六万美金宣传费，胡先生退回了。你写出胡先生这种高风亮节，对胡先生是好的。可是胡先生否认对他好的这件事，更可看出他人格的伟大。”那次谈话以后，我们便没再见面了。
我在“碧潭山楼”的时候，曾有一封惹来大祸的长信给胡适。这封长信起源于胡适看我太穷，限时信寄来一千元（当年的一千元，还满值钱）。我很感动，乃写了这封信。事缘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胡适到台中来讲演，那时我在台中一中，头天在火车站递了一封信给他，第二天特别跷课去听，回来被训导主任谭卓民警告，我在周记里特别抗议，表示不服。念台大后，到胡适死前，我跟他偶有往还。在他送了我一千元后，我觉得受之有愧，决定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二日以前还他。到了二月，钱一直没着落，我心里很急，不料二月二十四日他突然死了，我真的“如释重负”，我想起《胡适留学日记》中“借一千还十万”的故事，我后来虽没还他十万，但对胡适思想的流传，从写《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到编《胡适选集》、《胡适语粹》、《胡适文存外编》、《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等等，倒是尽了“还十万”式的努力。
收到胡适的一千元当时，我的长信全文如下：
适之先生：
老年人总爱把青年人当毛头小孩子，所以我们心眼儿的话都不跟他们说，你在这方面非常开明，所以“李敖先生”愿意请你听听他的故事。
我不喜欢假惺惺地谦虚，我自觉我个人的身世很有代表性，我觉得我个人的历史很可以代表现代中国的某一些青年人——他们怎样在长成、在选择、在迷乱，最后怎样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这一段辛苦的过程中，多少青年人倒下去了，我是运气较好的一个，因此我还能自由地活着，活着讲我的故事。
我的祖父十几岁起就在山东做叫化子，后来替人赶马车，流浪到关外去，三百六十行中至少干过十分之一。还有“外一章”－做过土匪，一次负了伤，躺在土坑里穷哼哼，一位大姑娘救了他，他就讨了她做老婆，我爷爷也是个PTT，从此洗手从良，几十年后，居然被他熬出一家银楼。我奶奶真能生，独力生了十二个（六男六女，成双成对），她是热河人，我爷爷一生气就骂她“穷山恶水，丑妇刁民”。可是“丑妇”颇有眼光，至少她说动了我那目不识了的土匪爷爷，叫他送“老二”（我老子）上了京师大学堂。
“老二”在民国九年人了北大国文系，他的同班陆侃如魏建功都有了成就，可是他没有，一毕业，十几口的家就累了他，使他放弃了吉林送他留学的公费，使他在抗战时逃不到大后方，他逃到北平，就逃不动了（“九一”事变后我们全家到北平，我父亲到处找事都没头绪，他去找过你帮忙，可是你没见他，他很失望，所以后来一提胡适之，他总是唔呀唔的）。后来他总算在法部找到一件小差使，一次办移交的表现，居然使一位朱九爷赏识了他，此后一直保荐他，宜做到王克敏手下的太原禁烟局的局长（他在胜利后从书堆里掏出一张马占山开给他担任敌后工作的证明，可是我颇怀疑他对工作认真的成绩）。
日本华谷中将（？）为了打击王克敏，说我父亲贪污，一年监狱审问竟找不出证据，出狱后王克敏为了酬劳他的“尽职”，给他做华北禁烟总局的局长，可是他似乎知道日本快垮了，不能再干了，急流勇退，是他聪明的地方。胜利后北平大抓汉好的当儿，他却安然化名在东北营城煤矿做他的总务处长！
抗战时没逃到后方，他颇以为憾，所以共产党一来，他决定先跑，跑到台湾来，箱里的老底子全折腾光了，知道他的人不相信他没钱，按说我也不相信，但我发现早上起来必须要用盐水代替牙膏的时候，我开始相信了。
我父亲有意埋葬他过去的历史，重新捡起他在北大刚毕业时的行业，在中学教起书来，他的文章和人格是我怀疑的，可是他的口才与办事能力我还看不到有谁比他好，他看到他旧日的老同学，凡是不为家累逃到后方去的，如今都做了省主席、立监委，他的学生也做了次长了，他似乎不无感慨。他是一块做政客的好材料，他不能在这方面继续发挥所长，所以就安心做了一个好教师。
他死的时候居然落得台中市市长以下两三千入送丧的场面，那时候似乎人人都痛失师表，人人歌颂他，同时痛骂那“不磕头，不烧纸，不流一滴眼泪，主张丧礼改革的儿子”！
那是我生平最得意的一次经验，是我独自一人在传统与群众面前表现“吾往矣”的勇敢，如果你要找寻一个“我对于丧礼的改革”那篇文章的试验人，你一定无法阻止我的自荐。但是当我反抗我的长辈们逼我磕头的时候，在我脑袋里打转的还不是那篇文章而是那首诗——《礼》！
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