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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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补贴。真正的转变开始于80年代后期马尔罗尼执政时代。恶劣的经济境遇促使政府仔细考察了社会保障计划开支，提出了紧缩政策。有些人认为家庭津贴和老年保障金等普遍项目超出了现有经济承受力，要求重新改变和调整社会保障计划的呼声上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总统里根等新保守主义政治家有关“削减”政府开支的主张，刺激了加拿大的保守主义势力。他们支持马尔罗尼进步保守党政府采取措施减少福利开支，以改善加拿大经济，增强加拿大在产品贸易市场中的竞争力。保守党政府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已经导致加拿大政府的财政危机，已经威胁到与更自由的地区和全球贸易相竞争的经营能力。保守党政府指出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4个缺陷：支出水平过高、项目没有充分针对最需要的人、公共补助成为劳动收入的替代、收入保障项目削弱了劳动动机和自食其力。在1988年议会选举中，进步保守党因为其自由贸易政策而获胜，要求削减社会支出的呼声很快上升。在医疗保健领域，保守党政府通过改变财政拨款制度，与美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为社会福利计划带来一种“市场精神”，为医疗保健的私人化铺平道路。
第七部分：加拿大 新中产阶级的多维重塑六削减福利与全球化时代的阶级平衡（2）
从1984～1993年，联邦政府逐步将老年保障金降低到一般中等收入水平，减少并最终取消家庭补贴，缩减失业保险的人员范围和标准，改变《加拿大补助计划》中3个富裕省份的社会服务开支的分摊比重。1991年，渥太华限定对不列颠哥伦比亚、阿尔伯塔和安大略等省的《加拿大补助计划》拨款增长额不超过5％，使《加拿大补助计划》等社会福利项目开始衰变，被称做“《加拿大补助计划》之紧箍咒”和浸入社会福利制度的“病毒”。肯尼斯·G普赖克和沃特·C索德伦德：《加拿大剖视》（Proliles of Canada），第2版，多伦多，1998，第207页。转引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2页。
自由党领袖克雷蒂安执政后，继续调整和压缩了社会福利开支。1994年1月，自由党政府就职讲话中宣布将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广泛审查，预示着90年代中期加拿大社会福利制度面临着重大挑战和变化。人力资源发展部的常设委员会负责进行了广泛咨询和调查研究，起草了《社会保障考察报告》，提出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改革失业保险和联邦政府对各省保健、高等教育和福利的补助。1995年2月，财政部长提出的财政预算阐明了政府对社会保障改革日程的时间表，反映了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中承担责任上的“历史性退却”。社会保障事务开始被看作是“一个财政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同上引书，第208页。
1996年6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保健和社会福利部被撤销，有关全国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事务由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开发部和卫生保健部分别负责。加拿大政府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的举措，曾引起国内一片抗议浪潮，各地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活动。但由于对医疗保健和养老金（包括老人保障金）等保障项目没有作较大的调整，维持了公众的生活安全感和社会信心。以上有关加拿大福利制度变迁的资料均摘编自姜梵，同前引书，第351～353页。
改革加拿大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加拿大各阶级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社会不平等可能在短期加剧，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开始从体制根源上帮助产业的发展，提升低级阶层的竞争和生存能力，从而根本上促发阶层的流动。从当前世界经济潮流和加拿大的经济指数走向来看，加拿大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未来是可以乐观的。
今天，加拿大的各阶层的生活趋于新的社会平衡。2001年8月30日，由美国研究顾问公司Runzheimer International进行的一项以中产阶级家庭为对象的调查表明，加拿大的中产阶级生活花费处于比较适中的水平。调查以住房费、交通费及娱乐费等作为基准，依据一个年薪10万美元的3人美国家庭在美国底特律的生活开支，比较了全球22个城市的生活指数。调查显示，要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全球不同的城市花费不同。
各地中产阶层生活费（港元/年）分别为：资料来源：《星岛日报》2001年8月30日。汉城（韩国）136万；
东京（日本）128万；
香港（中国）106万；
北京（中国）78万；
莫斯科（俄罗斯）105万；
新加坡（新加坡）89万；
伦敦（英国）88万；
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82万；
墨西哥城（墨西哥）71万；
洛杉矶（美国）63万；
里约热内卢（巴西）60万；
华沙（波兰）59万；
曼谷（泰国）57万；
罗马（意大利）56万；
法兰克福（德国）54万；
底特律（美国）54万；
悉尼（澳大利亚）52万；
孟买（印度）51万；
布鲁塞尔（比利时）51万；
多伦多（加拿大）47万；
约翰内斯堡（南非）37万。显然，加拿大中产阶层生活费是处在一个较为适中的水平上，要过上程度相当的中产生活，多伦多城市花费在全球22个城市甚至排在第21位，也就是倒数第二位。
以下是一个更为细致的生活史事例：加拿大一家年收入为137万美元的中产阶级家庭收支情况。从中我们可以一瞥在当前制度下典型的中产阶级加拿大人的生活品质和所面临的生活负担。资料来源：多伦多信息港（wwwtorontoservice/）。上网时间：2004年11月18日。ine收入
妻子收入5000000
丈夫收入8700000
——家庭总收入13700000
expenses开支
房屋贷款1050000
地税298300
家庭购房计划203400
房屋保险30700
汽车油费、保险、租赁和维修1364800
人寿保险（只是丈夫）175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714000
养老计划630400
加拿大国库券108000
妻子工资减扣355700
丈夫工资减扣243100
妻子所得税1262600
丈夫所得税2928000
食物650000
娱乐308000
房屋和水电费540000
服装和打扮275000
托儿费和儿童用品456000
教育基金200000
书刊、杂志和光碟198500
礼品245000
俱乐部和个人爱好154000
学费140000
旅游250000
储蓄500000
其他费用577000
——支出总计13700000
assets财产
房屋17500000
汽车2500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3875800
养老计划6707800
其他投资2290000
——财产总计30623600
liabilities债务
房屋贷款9897200
汽车租赁862500
注册退休储蓄计划贷款535500
银行个人贷款860000
——债务总计12155200
——净资产18468400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1）
中间层问题似乎已被毋庸置疑地列为日本社会学研究中的基本课题之一。李国庆：《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第168页。日本总理府宣传室从1958年起每年举行一次的“关于国民生活的舆论调查”中，专门有一项设问：“按社会上一般的标准来看，你认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属于何种层次？”回答选项共有上、中上、中中、中下、下5个。从1955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关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调查”（简称SSM调查）中，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假设将目前的日本社会分为5个层次，你认为自己属于哪一层？”选择项分为“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5项。两项调查的结果均显示，日本国民总体选择“中层”的人数比例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日本“一亿总中流” （一亿人口全都处于中游水平）的流行说法。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中间层问题是一个牵动日本政府、普通国民以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兴趣的重大社会课题。
日本学术界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等相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20年，日本平民图书刊行会便出版了题为《中产阶级的呼声》宇野宙人：《中産階級の叫び》，日本：平民図書刊行会；1920。的著作。对中间层问题的关心与明确表述，更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那些抱有浓厚精英意识的革新思想家们将希望寄托在“middle class”身上，主张新中间层精英论与中坚论，同时十分注重其作为社会稳定力量的一面，认为中等阶级乃社会的脊梁骨，保护这一阶级、防止其坠落到下等阶级是“社会政策的精髓”，有吉広介、浜口晴彦：《日本の新中間層》，东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1982，第3页。是一切的根本。与此同时，他们积极提倡“以中等阶级作为标准阶级，使下层阶级逐渐向该阶级提高靠拢，谋求上下阶级的融合。”参见1922年东京府规划。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围绕“新中间层”、“中流意识”等问题掀起了“新中间层”研究热，相继涌现出一批结合调查数据进行的分析研究，并就“新中间层”的界定、阶级意识与阶层意识的消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交流，甚至展开了若干次激烈的论战，影响较大的如1960年前后的“中产阶级动向”论战、1979年的“龟裂的中流”论战和20世纪末的“中流崩溃”论战等。后者产生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中流意识面临危机的背景之下，京都大学教授桔木俊诏的《日本的经济差距——以收入与财产为视角》橘木俊詔：《日本の経済格差——所得と資産から考える》，东京：岩波書店；1998。成为引发论战的导火索。在此之前，京都大学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了关于“日本中产阶级的确立过程——人口、家庭、职业、阶层”的大型合作研究；1999年6月，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同样在开展合作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世纪末的中产阶级”研讨会。1999年，日本社会学会的专业杂志《社会学评论》出版了专辑“阶级、阶层的现代面貌”，其中包括一批研究中间层问题的论文。2000年，东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佐藤俊树出版了《不平等的日本——告别“全民中产”社会》佐藤俊樹：《不平等社会日本——さよなら総中流》，东京：中公新書；2000。一书，该书初版后短短半年便再版了14次，跻身日本的畅销书行列。
一日本“中产阶级”内涵的演变
研究者们在论及各国中产阶级或中间层问题时，习惯上依据工业化的深入与现代科层制的诞生等规定，将其划分为老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两种类型， CWright Mills；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汲取欧美社会学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日本社会学界也沿用了这一分类，但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所谓的“新”只是某一时段的相对区分概念，其内涵不断发生着变迁。
较为传统的划分是以20世纪初产业资本的萌芽期为分水岭。“最早使用薪水族这一表达是在大正（1912～1926）时期，薪金生活者、知识阶级、新中间阶级、脑力劳动者等名称并用，后来逐渐集中到薪水族、白领、新中间层等用语上。”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页。“伴随日俄战争后产业资本的确立，东京急剧吸收地方上的劳动力，与此同时，以薪金生活者为中心的新中间层不断增长，逐渐将居住地扩展到郊区。”牛島千尋：《戦間期の枺─摔堡胄轮虚g層と〈女中〉——もう一つの郊外化》，东京：《社会学評論》2001 年（52）２，第266页。“日本的‘新中产阶级’大约于大正初期登场，昭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