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5-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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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意识论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中层意识”拥有层价值观的探讨。日本文部省统计数理研究所每5年举行一次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和前述的NHK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人口集中、雇佣层增大、核心家庭普及的同时，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目标也与经济发展这一中心课题相连，生活行动范围、生活关心内容、基本生活态度等意识特征相应发生变化，“利”价值最为优先，“现在中心取向”增加，并逐步由“社会中心取向”转变为“个人生活中心取向”。1953～1978年的“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中选择“正直、清白地生活”逐渐减少，主张“兴趣、爱好、悠闲地生活”的人增多，这表明更多的人由社会中心、道德主义、未来中心逐步转向个人中心、欲望主义。调查显示有一半日本人属于“小家庭型”，他们注重的第一内容就是“家庭团圆”，“小家庭型”中又有约一半为“无热情型”，生活行动局限于家庭和工作，与社会、与他人的连带感薄弱，自我依赖倾向增强，不关心政治，保守倾向严重。“全面参加型”、“工作、社会活动并举型”、“家庭外发展型”的绝对人数少，只局限于“中层意识”拥有层中的少数中上层。“个人优先”的生活意识使得人们因为个体孤立而只敏感于别人外在的生活方式是否与自己相同，越往中下层越容易无视收入等事实差距，只从保持共同的生活方式中寻求心理安慰。从这一点来说，它对维持并增强“中层意识”起到了消除不安、保持心理平衡的功能。但价值观的“个人生活中心取向”也影响到社会参与态度，调查表明“中层意识”拥有层的社会参与取向虽有所增强，但表面的参与背后隐藏着直接的利益意识，在建垃圾处理场、修高速公路等具体问题上，地域距离远近直接影响态度取向，呈现明显的“明哲保身型”生活意识。同时，行政机构的完备与复杂化促进了形式化参与而非真正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加强了“中层意识”拥有层的行政依赖感，因而“中层意识”拥有层的满足感多为某种受益感，来自社会这一巨大机构的外部供给。这样，当遭遇资源危机等与经济相关的困难时，生活防卫能力就很低，难以组织起来予以真正解决。特别当作为“中层意识”拥有层同一性生活方式基础的生活物资（如粮食、卫生纸等）出现暂时短缺时，很容易积聚不安心理，且以此为导火索失去冷静，爆发情绪性反应。日本石油危机之后的几次恐慌抢购风潮便是极好的佐证。因此要使“中层意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富裕意识，必须彻底改变被动保守的生活意识形态。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生活意识论与“生活政治”（2）
对生活意识特征的关注体现出日本中间层研究向“生活政治”的靠拢。“生活政治”来源于日本中间层研究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生活政治三种政治类型相对应的“三段论”说。高坂健次，同前引书，2000，第145页。在中国出版的《当代日本社会分层》一书中，分别被译为“阶级政见”、“地位政见”和“质量政见”（高坂健次主编《当代日本社会分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第27页）。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quality politics”，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生活政治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而是着意追求自我实现、生存价值等。地位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区分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吉登斯的解放政治（emancipatory politics）与生活政治之分，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其中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参见文中有关鲍曼与詹明信的论述。但今田高俊的生活政治偏重具体的生活性质，对自我反思性、自我实现等后现代主题的阐述似乎始终保持着谨慎的距离。今田高俊：《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会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会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东京：枺┐笱С霭婊幔�2000，第3～53页。
继60年代初阶级政治、70年代末地位政治框架下的中间层研究之后，可以说日本现今处于“生活政治”影响时代。1980年，总理府的调查显示“中中层”人数下降到50％，出现了“中流意识阴翳”现象；1987年，“中上层”从466％下降到407％，“中下层”却由352％增加到387％；1988年，“中上层”下降到345％，“中下层”则增加到409％。“中流”不再是铁板一块，均质的大众分化为“新富族”、“新贫族”等“分众”（分化的大众），舆论纷纷主张大众社会的终结，新的阶层消费时代的到来。小沢雅子，同前引书，1985。面对这种状况，有研究者认为日本已进入“后物质社会”，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转换，从对物质的追求转向了对存在意义本身的追寻。结合1995年的调查数据发现，在地位竞争方面陷于不安状态的是少数派（238％），比起物质富裕来，选择精神充实、心灵自由的上升到了82％。对日本社会由地位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型，今田高俊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他将“生活方式”作为导致价值转换的决定性因素，具体结合高职业威望评价、高收入、高学历、高财产、来自家庭的信任与尊敬、在志愿活动等社会活动或兴趣活动中的核心作用等七个方面，进行了因子分析，得出“达成型地位取向”和“关系型地位取向”两种地位取向类型，认为具有“达成型地位取向”的人，无论男女都有因地位竞争而陷入不安的倾向，而具有“关系型地位取向”的男性则没有这种倾向，也没有强烈维持现状的倾向，只会强化后物质取向，而且维持现状倾向的本身也会加强后物质取向。今田新造出了“中间分众”一词，意思是：“中间大众分解了，细化为从社会参与、志愿活动中寻找生存方式的人、将休闲作为生活意义所在的人、从消费中寻求自我认同的人等等，无法再保持均一的生活方式。”今田高俊，同前引书，2000。
在今田看来，“中间分众”的主要构成者显然是“关系型地位取向”的人们，他试图通过从“达成型地位取向”向“关系型地位取向”的转移，来实现后物质社会里日本人“精神富裕”的目标，由“向别人看齐”的协调主义转向以“向自己看齐”为主流的行为方式。但现实是否如今田所预言的那么充满希望还很难确定，“中层意识”拥有层的分化背后隐藏着严峻的社会困境，失业率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最高值，跟学历取向异曲同工的“资格证书取向”越来越严重，物质需求和地位实现取向在后物质社会里似乎并没有减弱。以致有人警告，到了2010年，中流阶级将会消失，日本将大分裂为10％的富人和90％的穷人。田中勝博，同前引书，1998。
第八部分：“全民中产”社会的诞生与终结五性别、教育与日本中间层
对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女性问题的关注是近年来的热点之一，该趋势兴起的背景是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潮影响以及后现代解构主义视点下对阶级主体等问题的重新审视。关于性别与阶级结构的关系，有人认为性别本身就是阶级，也有人认为性别是影响阶级归属的重要因素，“性别化阶级结构”说则认为，性别与阶级结构存在内部联系，“阶层性别化，性别阶层化”，女性大多数情况下都位于一个阶级的男性与下一层阶级男性之间的缓冲带位置，构成“准阶级划分”。 还有观点认为，女性在性别与阶级的对应关系中位于最底层，大多数男性则是作为“中间阶级”出现的，是统治阶级统治女性的媒介。
在日本传统的新中间层论中，性别（gender）视角是一个盲点。大部分情况下，阶级构成表中男性与女性是混同计算的，SSM调查直到1985年才开始出现区分男女的问卷，从而才能够对女性进行独立的分析。岡本英雄、直井道子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４ 女性と社会階層》，东京：枺┐笱С霭婊幔�1990。从阶级构成来看，女性在阶级结构中占据的是非常容易引起争议的领域，因为日本新中间层问题中一个关键要点就是对女性事务性工作人员的处理，如果不分男女，将事务性工作人员均列入新中间层，那就很容易导致对新中间层规模的过高评价。1955～1975年，日本女性参加工作的人数每年增加430万，1975年达到1960万，增加最多的，一是事务性工作，从340％增加到507％；二是专业性技术性工作，从308％增加到404％，而服务业却从742％下降到644％。1975年，女性白领达653万，占总数的43％。推动女子进入白领行业的原因有：①白领行业包含一部分与女性在家庭分工中承担的角色性质相类似的工作；②白领职业的资格认定较为客观；③白领行业包含时间灵活的工作；④女性学历水平的提高。有吉広介、浜口晴彦，同前引书，1982，第249～276页。但表面的数字背后掩盖着实质性问题，女性从事的事务性工作一般都是低工资的底层职业，不像男性，具有通往管理层的资历性质。因此，若将女性事务性职业从新中间层中除去，那么新中间层占全体就业人口的比例1950年为112％，1990年也仅为191％，虽然有所增加，但低于雇佣总数的增加率，占雇佣总数的比例反而在减少。由此可以说，日本“新中间层增长”的观点建立在无视女性差距的基础之上。橋本健二，同前引书，2001。
从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探讨中间阶层再生产的机制，是日本中间层研究中另一个颇具特色的主题。为了捕捉日本“中产阶级”形成的迹象，在1965年进行的第二次SSM调查中，主要目标就集中在阶层构造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变化即社会流动上，关于阶级、阶层意识等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另外，该调查在研究社会流动率的测量、社会开放性系数等方面取得了较重要的成果，安田三郎的论文《社会流动的概念与测量》是日本人写的社会学论文中具有世界影响、被引用最多的篇目之一。安田三郎：《社会移動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
另一项关于“没落中产阶级”假设的研究，证实了日本存在教育方面的阶层累积效果，通过三代间的学历流动状况分析发现，“由中产阶层没落而成的工人阶层”子女比起两代都是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更容易进高等教育机构；而“由工人阶层上升而成的中产阶层”家庭与一直维持着中流水平的家庭中的子女相比，进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要低。片岡栄美：《三世代間学歴移動の構造と変容》，菊池城司編《現代日本の階層構造③教育と社会移動》，东京：枺┐笱С霭婊幔�1990。佐藤俊树的代际继承性研究中的主要对象“W雇上”（上层白领雇员的简称，主要指企业的管理职务、专门职务）也是日本中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佐藤俊樹，同前引书，2000。
粗略回顾日本中产阶级的发展历史及其相关研究内容，我们可以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重视中产阶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力是日本近现代社会的传统特色之一，该传统成为日本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