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戏剧文学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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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诗中发出“死后是非谁管得”的喟叹，就是在为蔡伯喈鸣不平。徐渭直接
把“（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的说法，斥之为“里巷妄作。”（《南
词叙录、宋元旧篇》）不平之意，更是溢于言表。高明的《琵琶记》，正是
在这些民间传说、民间文艺（盲词）、宋元旧剧，以及为蔡伯喈翻案鸣不平
等诗文的基础上改编创作的。其主旨也是要为蔡伯喈鸣不平，替他翻案。这
一点，明人黄溥言在《闲中古今录》中就已指出：高明“编《琵琶记》，用
雪伯喈之耻。”我们认为，高明编创《琵琶记》的目的，除了为蔡伯喈辩护、
翻案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要宣扬封建的礼教和教化。这一点就
连作者本人也毫不隐讳。他在《琵琶记》第一出中那首《水调歌头》词中写
道：
秋灯明翠幙，夜案览芸编（按指书籍）。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
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论传奇（这里指戏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作眼儿看。休
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骅骝（指良马）方独步，万
马敢争先？
所谓“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意思是说写作剧本要有利于风化，
即用封建的道德标准去教化人们，否则将是徒劳无益的。看一本戏文的好坏，
主要看它是否宣扬了“子孝与妻贤”的封建礼教，而不要仅仅着眼于它的形
式。为此，高明在《琵琶记》中，才把原本是“背亲弃妇”的蔡伯喈，改写
成“有情有义”者；把“不忠不孝”的蔡伯喈，改写成“全忠全孝”；把“马
踹赵五娘”，“雷震蔡伯喈”的悲剧结局，改写成“夫妻重聚”旌表满门的
喜剧收场。
为了把蔡伯喈塑造成一个“全忠全孝”、“有情有义”的完整人物，作
者在《琵琶记》中不得不通过颇多的封建说教和改动、编创一些重要关目来
为蔡伯喈开脱罪名，替他编造“三不从”的情节。即蔡伯喈本想在家孝顺父
母，无心于功名，但迫于严父的逼迫，不得已而赴京赶考的。这叫“辞试不
从”；皇榜高中以后，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旨意，被迫入赘牛府，重婚名门
贵媛；皇帝也赐以议郎的官职，被迫留滞京师，不能回家省亲，虽经再三要
求，都被拒绝。这叫“辞婚、辞官不从”。辞试不从，当然无法在家奉养双
亲，但他仍时常惦念着家中年迈的双亲；辞官不从，无法回家照顾父母，他
们在家乡冻饿至死，责任在朝廷，不该归罪于蔡伯喈；辞婚不从，被迫入赘
牛府。虽有娇妻美妾朝夕相伴，呼奴使婢，享不完的荣华富贵。但蔡伯喈非
但没有休弃赵五娘，而是终日因思念她而愁眉不展。这样看来，正是由于蔡
伯喈的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均被拒绝，这才造成他家亲死家破的悲剧。
这样，蔡伯喈的形象便得到了重新塑造；由原来的“弃亲背妇”，“不忠不
孝”，变成“有情有义”，“全忠全孝”了。从而实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
尽管作者在《琵琶记》中用了不少笔墨，花了那么大的力气，试图“雪
伯喈之耻”。但终于因为封建的说教过多和缺乏具体行动，仅仅停留在思想
上的怀念与悔恨上。加之作者过多的同情和谅解，回避和掩饰了某些应由蔡
伯喈承担的责任，因而使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显得有些公式化、概念化。正
如当代戏剧史家董每戡所说的那样：蔡伯喈“既不是一个忠于统治阶级的忠
臣，敢于违丞相之命‘辞婚’，更敢于抗皇帝之旨‘辞官’；？ 。他也不是
一个真正的孝子，对自己的父母生不能养，死不能葬；更不是一个诚挚地爱
发妻的义夫，虽然把它写成团圆，弃妻不顾的事实却仍然具在。”（见《琵
琶记论》）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的形象却塑造得十分成功。在赵五娘身上，充分
体现出中国封建社会劳动妇女善良、温柔、纯朴、坚贞、勤劳、刚强等等传
统美德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赵五娘的性格又是在苦难的磨练中逐渐发展形成
的。
最初的赵五娘，只不过是一位“持杯自觉娇羞”的新婚少妇。作事小心
谨慎，很少在公婆面前表示态度。丈夫入京赶考，她虽然很不乐意，但当着
公婆的面又不好说别的，只能听从公公的安排。在即将和丈夫离别时，才将
久积于心中的怨愤和担心和盘诉出。随着蔡伯喈的离家赴京，赵五娘的处境
和性格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方面和其他少妇一样，日夜思念着离去
的丈夫，盼望着书信归期。在对镜梳妆时，嗟叹自己“朱颜非故”，怕丈夫
一旦高中，就“十里红楼，贪恋着人豪富”而停妻再娶。另一方面，也是最
主要的，她要以一个弱女子的身份支撑门户，奉养八十高龄的公婆。此时的
赵五娘，已失去了昔日少妇的娇羞，不再为个人的得失而过多的烦脑担忧。
而是全身心地奉养公婆，决心作一个“孝妇贤妻”。在家乡连遭饥荒的岁月
里，她吃糠嚥菜，把粮食省给公婆吃；公婆误解她，她默默忍受；公婆死后，
她不仅敢于抛头露面，卖发于长街短巷，而且背负公婆遗容，手持琵琶，不
辞千里之遥，乞讨寻夫至京。赵五娘顶住了一场又场向她袭来的灾难；也从
未向降临到她头上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幸命运低头。她勇于承担苦难，顽强地
与不幸命运斗争，充分表现出赵五娘刚强而深沉的性格特征。不过，作者总
想把赵五娘塑造成一个孝妇形象，因而在她进入牛府后的态度是令人失望
的。她在最重要的问题上进行了妥协，调和了矛盾，最后以一夫二妻的大团
圆结局。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赵五娘形象的艺术力量。
剧中的蔡公，是作者用来宣扬“全忠全孝”的人物。通过蔡公的口，作
者阐明了对“孝”的内容、范畴等的看法：在家侍养父母，属于孝的范畴，
但这只是“小孝”，或者说是孝的开始；追求立身，事君，显祖、扬名，这
才是“大孝”，或称做孝的最终目的。为此，蔡公希望儿子抛开“小孝”，
上京赴试，求取功名，以显祖扬名，成就其“事君、立身”的“大孝”。可
是连蔡公也没有料到，儿子中状元后，不仅没有显祖扬名，反而造成了全家
的苦难。几经磨难之后，蔡公后悔了，也可以说是觉醒了。懊悔当初不该逼
迫儿子上京赶考，“把媳妇闷得孤又苦，把婆婆又送黄泉路。”说明尽忠就
不能尽孝；尽孝就不可能尽忠。从而否定了“全忠全孝”的说法。
剧中对张大公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一形象的塑造也较为成功。他耿直
尚义，古道热肠，乐于助人。凡是赵五娘遇到困难或危难之事时，总是得到
他的帮助和扶持，从而增加了信心，使她在凄风苦雨艰难的岁月中才没有绝
望。
《琵琶记》在完成其创作意图的同时，也有不少现实主义的描写。如通
过对赵五娘苦难的描绘，揭示出元代末期乡间小村人民的生活和苦难。在“五
娘请粮被抢”（十六出）中，描绘了一幅大灾之年，灾民们的悲惨情景：“肚
又饥，眼又昏，家私没半分”，“子忍饥，妻忍寒，痛苦声，凭哀怨。”吃
糠嚥菜，子哭儿啼，到处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地方恶吏、土豪劣绅，更是
趁火打劫，巧取豪夺，鱼肉人民。他们暗偷明抢，为非作歹，致使百姓陷于
毫无活路的境地。这些描写，流露出作者对人民的同情。
第三节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
《琵琶记》被推崇为“南曲传奇之祖”。它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也为人
们所称赞。在语言艺术上， 《琵琶记》是曲词、宾白俱佳。在宾白中时有妙
文，但又不以雕章琢句为目的。根据不同人物的性格、身份，使用不同的语
言。通俗而不粗鄙，生动而饶有风趣。如第三出《牛氏规奴》中男女仆人的
对话；第七出《伯喈行路》中穷秀才们的对话；以及第十出中的公婆争吵；
第十七出中媒婆的语言等等，都能做到文雅俚俗，通俗易懂，又十分切合人
物的实际。至于曲词，更是于朴素自然之中而又“俊语如珠”。如《五娘吃
糠》一出中的［孝顺歌］：
糠和米，本是两倚依，谁人簸扬你作两处飞？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共
夫婿，终无见期。（白）丈夫，你便是米么，（唱）米在他方没寻处。（白）
奴便是糠么，（唱）怎的把糠救得人饥馁？好似儿夫出去，怎的教奴，供得
公婆甘旨？赵五娘因糠难以下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了簸扬之苦；又
以糠米作比，用米与糠的一贵一贱，活活地被簸扬作两处，比喻她与丈夫蔡
伯喈的不同命运。用浅显的语言道出最深最苦的感情；触物伤情，倾诉出无
边的哀怨。因之被前人誉之为神来之笔，全戏曲文之菁华。蔡伯喈、牛小姐、
牛丞相的语言，则富丽堂皇，典雅庄重，十分切合这些人物的身份和气质。
所以王国维说：“《琵琶》自铸伟词，其佳处殆兼南北之胜。”（《曲律》）
《琵琶记》在结构形式的安排上也有独到的地方。主要采用以悲为主，
悲喜交错，苦乐相替的格式。从蔡伯喈上京赴考开始，苦与乐，悲与欢交替
出现；男女主人公的不同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一面是赵五娘和公
婆在饥荒中苦苦挣扎的情境，一面则是蔡伯喈在京都“极富极贵”，喜庆豪
华的场面；一边是赵五娘在家乡悬望征人，愁恨无限，一边是状元公在京华
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思念；一边是丞相府安富尊荣的豪奢生活，一边是乡间
小村子哭儿啼的悲惨图景；上一折写赵五娘“临妆感叹”，下一折写蔡伯喈
“杏园春宴”；在“罗裙包土葬公婆”和背真容寻夫上路两折之间，插入一
折中秋赏月，使场景不断变化，也使一苦一乐，一喜一悲，形成鲜明的对比。
情节波澜起伏，曲折递进。直到五娘寻夫到京以后，两条线索又重新聚合。
不仅对刻画人物性格和描绘内心的矛盾起了极好的作用，而且可以使观众眼
观两处，心系一事，把紧张的精神状态，松弛一下。把观众从悲中解脱出来，
给以思索品味的余地，然后再回到悲中去。收到很好的艺术效果。
《琵琶记》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剧中封建说教过多，往往成了
作者思想意识的传声筒；篇幅过长，在故事情节发展上出现了某些明显的疏
漏；剧中的某些片断也有铺锦列绣，骈俪过重的毛病，对后世传奇作者雕词
琢句造成了不好影响。
由民间产生、发展起来的南戏，到“荆、刘、拜、杀”、《琵琶记》，
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成熟了。尤其是《琵琶记》的出现，更是元
末明初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对后代戏曲创作和作家影响都是重大的。
第三编 明代戏剧
第一章 明初戏剧（1368—1464）
第一节 明初政治及对戏剧的影响
公元1368 年，朱元璋建立了明王朝。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由农
民起义领袖而成为皇帝，对农民起义原因有较为深刻的体会。他说：“民急
则乱”，因此注意与民休息、发展经济，如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
抑制豪强、扶持工商等，使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朱元璋之后的几个皇帝成祖、
仁宗、宣宗等朝也继续这一方针，于是明初社会渐趋稳定繁荣。
但安定繁荣的社会环境并未给戏剧文学带来新的生机，杂剧沿着元末脱
离现实的颓势发展，剧坛上充斥着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点缀升平之作。之所
以如此，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了社会矛盾；二是与统治者对
文化的控制政策有关。这一控制政策主要是：
1。宠络。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六年（1373）开设文华堂招揽人才；明成
祖朱棣集天下文士两千多人编纂工程浩大的类书《永乐大典》，笼络了大量
文士并消耗了他们的主要精力。
2。禁锢思想。以八股取士，以程朱理学规范人们的思维。把《四书》《五
经》《性理大全》定为“国子监、天下府州县学生员”的必读书。考试专据
朱熹注《四书》、宋儒注《五经》命题。考生须遵循一定格式、字数“代古
人语气为之”，不能发挥自己的思想，限制了文人的创造性。
3。大兴文字狱。不少人因诗文中某些字句触犯了忌讳而遭杀戮。如浙江
府学教授林元亮、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等均为此而死，因此文人学士谨小慎
微，少说政治。
4。法律干预。《大明律》“禁止搬做杂剧律令”条说：“凡乐人搬做杂
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节烈、先圣先贤像，违者杖一百。官
民之家容扮者与同罪。其神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