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有话说〗(作者:李敖)-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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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捐钱。为什么我捐钱让你去做好事呢？这个不尽人情。”王清峰律师说：“怎么办？”我说：“照我李敖的办法，我拿出一百件我所收藏的艺术品或者纪念品，像胡适写给我的字这类的艺术品，我们义卖。义卖了以后，搞得这些钱来给她们，她们自然就不要日本人的钱了。”　
　　　　果然，我拿出一百件艺术品，大家搞义卖，由王清峰、李庆华、马英九，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卖了三千三百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卖了一百万美金，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解决以后，王清峰律师跟慰安妇这些老太太们谈的时候，我还附加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你拿了李敖这些人的五十万以后，日本人还愿意给你这个钱，可不可以收？我说不可以，如果你要拿日本人的那五十万的时候，我给你的五十万你就要退还给我。就定了这么一个口头的协议，隐含了这样的意思：当你耍赖的时候啊，我这个钱（五十万）要还给我，你拿日本人的五十万，那你划不来啊，所以，就防止她黄鱼两吃，领两个五十万。　

　　　　请大家注意我的方法。就是我把问题解决了，可是不是用那抽象的方法。为了个人的尊严，为了国家的尊严不要这个钱，这个不尽人情。也不是说我们募捐搞来钱给你们，这个也不尽人情。我们提出具体可行的方法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可是你没有吃亏，你还是拿到了五十万。我这个主意的基础就是张作霖当时抵制曹锟贿选的这个方式，就是我们有主张，可是我们提出办法来，这个办法是可行，是合乎人情的，这是非常重要一点。所以，大家看到，我把钱垫出来给慰安妇代表。看到这支票看到没有？彭苏寅娇女士的，我给她五十万，看到没有？我开的支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就是1997年8月23号。黄阿厚女士的五十万元，也是我李敖开的支票，都可以看到。同时，我给她们每个人都写了一幅字：“他们作孽，你们倒霉，你们我们，众目睽睽，聊表心意，没人自肥，打败日本，尊严永垂。”这是我写的字，送给她们的。　

　　　　我举以上例子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只是有主张没办法是不对的。很多人都陷入这个苦恼里面，做很多事情有主张没办法。“我们要自由”，有办法才有自由，没有；“我们要民主”，有办法才能民主，没有办法；“我们要平等”，有办法才能平等，没有办法。我认为，有办法比有主张还重要。如果你只有主张没办法，那就陷入我们中国古人的那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如何“天下为公”啊？“天下为公”是高难度的一个事情，这个技术问题怎么样做得到呢？　

　　　　当1932年美国的首都被群众包围的时候，群众要你政府提供什么条件，群众就没有考虑到办法。中央政府跟你谈，谈不拢。为什么呢？群众没有底价，它是浮动的，你答应这个了，忽然它价码又高起来了。我曾经用四个字来描写这个情况，大家知道吗？有一种情况叫做“浮动汇率”，就是汇率是浮动的，这个是“民意浮动”。当民众聚集在首都的广场的时候，你政府谈判是谈不拢的，他在变。怎么办呀？美国人在1932年开枪啊，政府没办法，开枪打群众啊。所以，有主张没办法，这种群众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古人是笨的，有主张没办法的外国人是笨的，我们真正做聪明的人，要有主张有办法。　

　　　　刚才我举例，张作霖用这个办法来打倒所谓中华民国的总统贿选，日本人要用花钱来收买全世界的慰安妇，我李敖用这个办法来使他失败了——至少在中国台湾的这个地区他失败了，他做不到。为什么呢？每个人拿到五十万，我们问题解决了。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一定要有办法，才能够解决问题，没有办法只是唱高调。所以，我们告诉大家，不要空谈口号，不要空谈我的愿望，要有办法。　

　　　　所以，我们要提出办法来，有主张没办法是错误的，要有主张也有办法。不但有办法，这个办法还是个具体可行的办法，合乎人情的办法，这才是真的办法。否则，那个勉勉强强的办法，强人所难的办法，都不是好办法。我今天用这个故事给大家举例，告诉大家，看起来是很粗浅的，是很没有味道的啊，是很赤裸裸的金钱的关系，可是，当你能够找到一些正义的钱来驱逐和打败邪恶的时候，正义的钱还是可以赚的。　

第四部分
原来台湾在大陆肚皮上（1）

　　　　在上一次节目里面，我曾经谈到，我们很多人反对全盘西化。这个事基本上是好的，站在我们中国的本位，可是，如果我们开个清单，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发现，事实上，我们就在全盘西化而不自觉。好比说，我们说资本主义是西方的，我们要避免全盘西化，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了，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的，这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这也是外来的。我上次节目里面，曾谈到我们带的眼镜。这个眼镜就不是中国东西，是明朝的时候才到中国的，所以，明朝的皇帝喜欢哪个大臣，赏一副老花眼镜，也不管度数对不对，哎哟，这带起来就好高兴，觉得好光荣、好难得。今天有人反对全盘西化，你抽不抽香烟？你不要抽烟嘛，香烟就是西化嘛。香烟是哥伦布发现美洲以后，从美洲带回来的宝贝呀，香烟就这样子慢慢传到了中国。　
　　　　在国民党的所谓中华民国副总统、国民党的副总裁陈诚将军临死那一年，他忽然心血来潮，要约我聊个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敬我香烟，我戒烟不抽，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戒了烟是好人，可是不是好公民。”我说：“为什么？”他说：“戒了烟是好人没错，可是不抽烟，就是政府拿不到因为卖烟而抽的税。”台湾的烟和酒是跟着日本人的制度走的，叫烟酒公卖，政府来卖烟，政府来卖酒，不许别人来卖。这个由烟和酒所抽的税，可以发整个台湾地区工教人员的薪水，所以，是相当大的一笔收入。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有一个机构，就叫做烟酒公卖局。我还记得他跟我讲的一段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们国民党现在才觉悟，共产党的失败并不就是国民党的胜利。”这句话说得很沉痛。终于，他们国民党的这些大员们知道，整天你反共反共，整天喊“暴政必亡”，可是即使是共产党的失败，并不代表你国民党的胜利。你国民党要垮台要完蛋，照样垮台照样完蛋。　

　　　　我在节目里提到过，美国的总统，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做过欧洲联军的统帅，就是艾森豪威尔将军，这个将军呢后来是五星上将，他是个老烟枪。有一次，他宣布他戒烟了，说不抽就不抽了。不抽了以后，有一次，记者们问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抽烟，都在吞云吐雾的时候，而你一个人没有抽烟，你是不是觉得很难过？”艾森豪威尔不愧为将军，不愧为军人，他说：“我不觉得难过，我只觉得我有毅力戒烟，他们没有。”　

　　　　台湾有一个会，叫做董氏基金会啊，今天庆祝二十岁。这个会在干什么？就是专门千方百计地教别人戒烟，劝别人戒烟。我看这个会啊，我一直觉得好笑，戒烟那么麻烦吗？我李敖就戒了烟，一戒三十年，说戒就戒，一句话嘛，就这么简单。人家问我：“为什么戒烟？”我爱开玩笑，我说：“不愿意让国民党那个坏政府抽到我的税，我不愿意被烟酒公卖，所以我戒烟。”人家说：“那你可以抽洋烟。”我说：“洋烟也不能抽，因为我反对帝国主义，所以外国烟我也不抽。”可见一个人要不做一件事情，可以找到多么好的一个理由。　

　　　　大家看这个照片，毛主席那么悠然自得地拿了一支烟，看到没有？后面跟着林彪，后面这些将军们，每人拿着毛语录小红书，在赞美他。可是，我觉得这个照片里面做了一个坏的示范，就是毛主席公开这样子抽烟。　

　　　　我们再看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看到没有？跟这么多人接见，手里拿了一支烟啊。我认为这是一个坏的示范。　

　　　　看一下统计，大陆人每年抽掉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烟，看到没有啊？可是从事烟草种植、加工生产、批发零售等相关行业的人超过一亿人。现在发生了挑战。因为全球有三分之二的烟草是大陆烟民消耗掉的，看到没有？外国的烟叶关税由现在的百分之四十，在2004年调降为百分之十，卷烟则由百分之七十调降成百分之二十。换句话说，会遭遇洋烟的挑战。我们承认，跟抽烟有关的这些工农业企业会跟一亿人的生活有关系，跟他们的生计有关系，可是我必须说，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的领导人所带来的一个坏的习惯，就是公开抽烟。我认为，他们应该给予全民健康的标准，而不要做这种坏的示范比较好。　

　　　　大家看这个外国艺术品里面对香烟的这种恐怖的描绘，看到没有？一个骷髅叼了一根烟，就这样子死掉了。你李敖谈这些事情干什么？就是告诉大家：第一，香烟就是全盘西化的产品，香烟是外国来的；第二，我们戒烟不是很难的事情，我们有毅力的人一句话就戒掉了；第三，国家领导人带头抽烟，过去的领导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那李敖信教吗？也不是。我在三四十年前也抽烟也喝酒，还打个小牌，我都会。我的好朋友居浩然先生，他是清华大学毕业，后来念了中央军校，能文能武，他等于是现在台湾淡江大学前身的校长。当时，他打麻将还印了一个规则，我念给大家听啊：“同好守则十二条：一、不迟到；二、不早退；三、不怨天；四、不尤人；五、不念念有词；六、不用力摔牌；七、不推翻他人之牌；八、不故意示人所扣之牌；九、落地生根，叫碰必碰；十、八圈如厕，连庄不动；十一、赢不先走，输不延长；十二、输赢现款，决不欠帐。”后边还有印的八个字“版权所无，欢迎翻印”。　

第四部分
原来台湾在大陆肚皮上（2）

　　　　为什么我把他这个卡片保留呢？就是它告诉我们，如果你戒不掉麻将。你要按照规则来打你的麻将，就好像我们要劝毛主席一样，因为你戒不掉香烟，跟香烟有关的规则你要带头来实现。也就是说，你不可以公开抽烟给大家来看，做一个坏的示范是不好的。　
　　　　我也赌过钱。我最喜欢看的一部书，也拍成了电影，叫做《辛辛娜提》。一个小赌徒，跟一个老赌徒对赌，最后一把牌，两个人都拿了好牌。老头子跟年轻人讲，现在除了台面上的钱以外，你还可以另外找来钱加码。你要觉得你可以赢我，另外搬钱来，不以台面上的钱为限。意思就是说我敢跟你对赌。结果，牌一翻开，老头子赢了。老头子对年轻人讲一句话：小孩子，你永远记住，有我在你就不要称王，姜是老的辣。我赢了。凭真牌赢了，不是假牌。　

　　　　后来我为什么不赌钱了？就是那个时候，我跟一个有名的导演李翰祥赌钱，赌了钱以后呢，他欠了赌债不还我。不还我以后呢，还把我告到法院，说我跟一个叫做蒋光超的电影明星诈赌，晚上骗他钱。到了法院以后呢，我就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说我诈赌？”他说：“你跟蒋光超一起诈赌。”我说：“传蒋光超来。”蒋光超到现场，说：“对不起，我当天晚上才认识李敖先生。我跟他不认识，我怎么跟他串通起来呢？串通起来是两个熟人串通，骗张三李四，我跟你当天晚上认识怎么串通？”所以，不合情理。然后又问他：“你怎么说我诈赌呢？”李翰祥说他回家以后写的日记里说我李敖这样骗他。我说：“你的日记怎么算呢？你日记说我是小偷我就是小偷吗？这个不算。”法官也觉得很好笑，那当然无法整我。法官最后问我一句话说：“李先生，到底你会不会做假牌？”我跟法官讲一句话，后来发现这句话呢，就是我无意中所表达出来的我的人生观。我跟法官说：“我真牌打得这么好，告我的人牌打得这么烂，我凭真牌就可以赢他，法官先生，我为什么要做假牌？”这法官听了以后就笑了。　

　　　　后来，我才发现，我李敖在无意之间把我的人生观说出来了。我这一辈子笑傲江湖，快行己意，有恩必报，有仇必报，我打的都是真牌。真牌可以赢你，我为什么打假牌？我可以真面目来表示给你，为什么要戴假面具？这就是我觉得我活得很快乐的一点。可是，从那个事件以后，我才发现，原来，国民党政府是要用一个赌博案来整我，来斗臭我。可是，那一次我运气很好，因为碰到了有名的电影明星，就是说我跟他一起做假牌的蒋光超。如果用那个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