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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

砚霓小集-第53部分

小说: 砚霓小集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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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于凑齐“十三字”?!凑齐了,管它好不好,总令人不致一目而见其缺、

① 《隐秀》篇所论的并不是“文各有体”、“人各有性”的那种隐与秀的风格之分,是专指一篇作品中既
能隐,又能秀,隐中有秀,秀中有隐,即隐即秀,相辅相成之义。因此,秀也是“挥之有余,揽之不足”
的,此最要紧处,而论者或未尽晓,将二者机械地割裂看待之。这也影响了他们判断真伪时所树立的标准。

启其疑,这点道理难道作伪者还不懂得吗?另一方面,它给不学无识之流留
下了钻空乱填的机会。填字太糟,却又给“怀疑派”提供了“词殊不类”的
印象和藉口。如果我们把一些关键的原空字照空起来,勿从新填的坏文字,
则观感就会不同,而有使学人多作思索的意味了。试看:

“□手(乎)□音”(竟被填成“纤手丽音”!)

“远山之□烟霭”

“不足□穷”

“若百□而色沮”

“而俱适乎□□”

这些“空字”处,今存的补文,都不高明,肯定是后来妄人为“求全”
而以意填入的。这些坏字,当然增加了纪昀等人的“词殊不类”的感觉。这
些缺字,说是“作伪”者“江郎才尽”,是“富于万言,贫于一字”,硬是
凑不出,那只是笑谈罢了。那么,此篇何以缺脱文字如此之多?这是需要研
索的。缺脱过多,就有了不都是彦和原文(即早经别人缀补过)的可能了。
对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到我们的研究判断的工作中来。因为,历史的事物常
常是异常复杂,大大超过一般理路想象的。将所感觉到的疑点,统统归到一
个“明人伪托”上去,实在是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容易造成是非颠倒的思想
方法。

有无一个可能,就是此篇此板,在宋时就已因遭事损而久有残缺了。其
中大部分应看作是彦和原文,但也有相当多的字是叠经后人揣摹补拟的。补
字问题已略如上述。至于大部应是原文,如:

“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然烟霭天成,不劳于妆点;容华格定,无待于裁镕。”

“使酝藉者蓄隐而意愉,英锐者抱秀而心悦。”凡此之类,词气格调,
都是彦和的本色擅场,若说明人造伪者而能补出这样的骈俪之体来,我是不
相信的。试看黄侃的补篇,工力何尝不深,用意何尝不至,然而它终究仿得
不像,不能充六朝齐梁人的手笔,这个道理是耐人寻味的。

《隐秀》一篇,在《文心》全书中虽只是五十分之一,占量不大,在我
国文艺理论史上的关系却不是微小。对它,已有了很多学者作出了研究成绩,
但是还不能算足够了,应该继续努力,求得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理。

1982 年7 月6 日写讫跋

我刚刚看完《岁华晴影》的校样,现在又忙着选编这本《砚霓小集》。
紧张之中,却增添了几分欢愉。

这本书是父亲今年继《岁华晴影》之后的第二本随笔杂著。前者是在中
国社科院王春瑜先生的举荐下而编集出版;这一本则是在北京大学吴小如教
授的力促下而完成。如果没有二位先生的盛情相邀,这些零篇敝纸,恐怕不
知要堆积到何时方得整理,甚至有的可能还会损失散落。

父亲平生除了专著的出版、论文的发表外,还写了数量可观的寄兴抒怀、
随缘信笔一类的文章,分发在京津沪等地的刊物上,内容大致是一些前尘往
事、文化风俗、谈艺论诗、讲《红》说《梦》之类,其间也有一些局外人难
知之轶闻遗迹,有的相当“珍秘”,有其文史价值。日积月累起来的这些文
章,便成为选编这两本书的丰富内容。


这一本与前一本在笔致与内容上又有所不同,除了父亲风格独具的“信
笔”杂文外,读者还可以通过选编的序跋一类文中,窥见其平生治学的兴趣
以及所涉及的领域,也可以看到他的几篇感情深挚,富有感染力的学术论文。

父亲的生活是十分有规律的,他一天之中要分三段进行写作,强度和效
率远远胜过了我们年轻人,且思维敏捷,行文流畅。伴随着付出的艰辛,这
些年来,父亲的专著一本本地问世,论文不断地发表,杂文随笔也经常刊出。
看到这一切,我的心中总是充满了无限的欣慰。我自己的感觉:父亲的精神
越来越爽了,身体也越来越好了。而他已年近八旬。这是很不寻常的老当益
壮的实况。

写到这里,不由地想起了往事。

七十年代中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父亲的《红楼梦新证》。该书
由40 万字修订至80 万言。书还未刊印出来,他便因劳累过度,致双目视网
膜脱落。为了事业,治疗中他竟逃离了医院。他第二次被送往医院进行了手
术与激光治疗,结果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仅维持在0。01。

父亲身体的这种状况,使他工作受到了极大影响。而1979 年的秋天,母
亲又不幸患上了癌症。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四人皆在外埠锻炼或插队,这无疑
更是雪上加霜。

父亲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一贯受到党的关心与爱护。在敬爱的周总理的
直接关怀下,他由湖北干校调回北京工作。这一次,又是中央组织部在得知
父亲的困难后,将我从外地调回到父亲身边,安排作为他的研究助理。父亲
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才焕发出新的力量,专心致志献身于事业。衷心感谢
党的关怀,同时也要感谢人民日报社记者姜德明先生,是他及时向中央反映
了情况。

这些往事,一直鼓舞着我。我把它记下来,不但为自己永怀不忘,我想
读者也会为之感叹。

这本书交卷后,父亲立即投入了一顶新的重要撰著之中。“天行健,君
子自强不息”,他正是遵循这一精神而勇往直前,精进不懈。

周伦苓
1996 年11 月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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