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悲剧-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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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总结诸子学说，既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又吸收了老子的道家哲学，还融会了法家李悝、慎到、商鞅、申不害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理哲学。所以，读了韩非的作品后，秦始皇嬴政大加赞叹：“如果我能见到这个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可是，韩非来到秦国后，却被他的同学李斯害死！
不过，韩非虽死，但他的著作却被留了下来，他的法家哲学也被秦始皇全盘接受。特别是，李斯与韩非虽然是政敌，但他和韩非师出同门，在协助秦始皇制定律令时，自然是以荀子的哲学思想为指导。此后，中国的法律出现了很大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这些法律仍然是荀子、韩非哲学的翻版或演绎。
但是，除了秦朝之外，历代王朝信奉的都是孔孟的儒学，孔子、孟子也成为公认的“圣人”，荀子却遭到冷落和排斥，甚至被逐出孔庙，主要是因为：荀子的学说太直截了当，赤裸裸地替皇权专制政体充当“辩护人”，过于直白，不符合中国人的民族心理。
当时，荀子宣扬人定胜天，摒弃命运，不信鬼神，不法先王，指出人性本恶等，曾为皇权专制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但是，仅凭荀子这种“霸道”的学说，以及韩非的刑名、法术来治理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秦朝二世而亡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后来，专制帝王们逐渐变聪明了，发现：在孔、孟的儒学里，有比荀、韩学说更有价值的东西——“王道”。
乍看起来，孔、孟的“王道”畏惧上天，相信命运，敬鬼神，法先王，认为人性本善，这些与荀、韩的“霸道”是“南辕北辙”。但是，这种“王道”思想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可以从根本上瓦解天下臣民的反抗意志。
特别是，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从“不达时宜”、喜欢“是古非今”的复古之学，演变为“霸（刑名之学）王（儒学）道杂之”的新儒学，并逐渐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从此，儒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的主体，孔子、孟子也成为历代王朝钦定的“圣人”，而真正充当专制皇权灵魂的“荀学”却因为太直白，被迫退居下风，荀子、韩非子更是被排斥在正统的哲学之外。
一句话，还是近代思想家谭嗣同说得好：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唯乡愿工媚大盗。”
在这里，“乡愿”指的是那些“伪君子”和骗子。在谭嗣同的眼里，二千多年来，历代王朝都是清一色的皇权专制政体，那些专制帝王都是“祸国殃民”的大盗，他们信奉的都是荀子的哲学，全都是坑害人民的鬼话；只有大盗才信奉和鼓吹这些鬼话，也只有那些专门编造和传播鬼话的“骗子”才竭力讨好专制帝王。
谭嗣同的话真是“一针见血”，揭露了皇权专制国家的强盗性质和古代哲学的奴才属性，以及这种强盗权力和奴才哲学之间“互相利用”的特殊关系！
中国古代哲学的“奴才化”趋势
当然，几千年来，中国古代的哲学并非全都是“奴才哲学”，就是荀、韩的哲学也一度是英勇的斗士，不过那是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皇权专制国家之前。
大思想家荀子虽然出身儒门，但他对儒学传统的批判却非常尖锐和深刻。在《荀子儒效篇》里，他把儒家分为“俗儒”、“雅儒”、“贱儒”和“大儒”，充分表现了他对儒学的蔑视。对儒家的“法先王”，荀子坚决反对，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法后王”的主张，与儒家的复古、倒退进行坚决的斗争。
针对孔、孟“畏天命”的观点，荀子勇敢地提出了“人定胜天”的口号，为即将建立的皇权专制国家提供了精神力量和理论基础。
在人性方面，荀子提倡“性恶论”，反对孔孟的“性善论”，并指出：人的本性是恶的，需要后天的培养教育，才能变善。
儒家的主要政治思想是“礼”，荀子则把“法”糅合进“礼”中，经常是“礼”、“法”并提，从而跳出了儒家的“礼”的窠臼。
如果说荀子对儒家的批判还主要是在宏观上、理论上进行的话，那么他的学生韩非子则是从具体的政策、措施入手，而且十分尖锐，毫不含糊。在韩非子那里，儒家的“礼”被抛到一边，直接提出了“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的主张；主张依法治国，“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
虽然韩非出自荀子门下（儒学的一支），也算是出身于儒家，但他的哲学已经和儒学大相径庭，甚至势不两立。当时，他把儒家列为“五蠹”之首，指出儒家“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并明确提出：
“古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以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
在韩非那支犀利的笔下，孔孟儒学被批驳得一塌糊涂，难怪为韩非所倾倒的秦始皇后来会对儒生大开杀戒，干出“焚书坑儒”的事情来。
在否定复古、倒退的孔孟儒学，为新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建立“鸣锣开道”的战场上，荀子师徒精神抖擞，一往无前，为中国第一个皇权国家——秦朝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斗士”。但是，在秦朝以后，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国家逐步确立，作为替这种权力形式呐喊和战斗的荀韩哲学，也就逐步由斗士变成奴仆。
西汉中期，董仲舒对孔孟儒学进行改造，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为了笼络人心，从汉朝开始，专制帝王逐步把“独尊”的地位交给儒学，因为在儒学的外面披着一件“王道”的外衣，不像荀韩哲学那么面貌狰狞，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反感。
从此，儒学就成为中国皇权专制社会的正统声音，其余诸家学说或者退居幕后，或者销声匿迹，中国哲学也逐渐成为专制皇权的“奴仆”。在专制帝王的身边，聚集着各色各类的儒生，有的充当牧师，有的争做奴才，偶有一两个“离经叛道”者，轻则被羞辱、诟骂，重则遭囚禁，甚至被明正典刑，株连九族。
古往今来，在皇权专制体制下，中国人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一步，清初著名学者钱湘灵曾在家门口贴了一副对联：
“名满天下不曾出户一步，言满天下不曾出口一字。”
这是中国古代学者心态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下，在严密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都“不曾出户一步”、“不曾出口一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思想、哲学。在威严、肃杀的皇权专制统治下，学者们能够苟全性命就算是“龙恩浩荡”了，哪里还敢随便讲话，批判专制皇权，除非他有两个脑袋！
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有一句名言：
“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
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纵观中国历史，越到皇权社会的后期，专制皇权就越发厉害。特别是在满清入主中原以后，吸取历代王朝的经验、教训，制定出一整套专制、独裁的国策，将皇权国家体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大清朝的高压统治下，人们的思想被扼杀，甚至用薙发留辫、口称“奴才”等规定竭力践踏人的尊严，让中国人没有半点“人”的骨气，更谈不上什么哲学、思想和哲学家、思想家，有的只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和“奴才死罪！死罪”……
在17、18世纪，中国人依然生活在高度专制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西方却先后爆发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逐步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出现了魏源、洪仁⒀细础⒖涤形⑻匪猛雀牧寂伤枷爰遥彩恰瓣蓟ㄒ幌帧保芸炀捅换嗜ㄗㄖ铺逯扑淌伞Ｃ娑院诔脸恋摹⑶看蟮幕嗜ㄗㄖ乒遥偈惺吨浚ɡ绻ㄗ哉洌┮彩俏弈芪Γ挥卸笸筇鞠ⅲ？
“九洲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当时，中国确实需要“不拘一格”的人才！在长达几千年的皇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下，中国没有出现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那样的哲学家，更缺乏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那样大无畏的“哲学巨匠”。在一片“万岁！万岁！万万岁”、“皇恩浩荡”和“奴才该死”的赞美声中，中国人一直生活在“铁屋子”里，浑浑噩噩地接受奴才哲学的愚弄、欺骗，任由专制帝王摆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才猛然惊醒！
所以，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权国家以后，中国就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了，有的只是替专制皇权涂脂抹粉的“奴才哲学”。在专制皇权的威压和奴才哲学的欺骗下，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斥着种种“奴才思想”，如：君要臣死，臣就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就得亡；倘若不服从，就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十恶不赦。
在皇权社会里，权力有三个要素，即军队、法律和哲学。几千年来，专制帝王们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用法律管束人民，同时利用奴才哲学来欺骗、麻痹人民。如此一来，皇权专制制度就“稳如泰山”了，这就是皇权国家能够在中国延续二千多年而不倒的“奥秘”所在！
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权力比作老虎，哲学比作人的话，那么，在皇权专制时代，就是：老虎吃掉了人，而且这个被吃掉的人还“为虎作伥”，既引导老虎去吃更多的人，又蛊惑、迷乱人们的心灵，让人们“心甘情愿”地被老虎吃掉。
总之，对于瓦解人民的斗志、巩固皇权专制制度，中国古代的奴才哲学是“功不可没”！
哲学与权力的“共生共灭”关系
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自从有人类以来，权力就诞生了；几乎是如影随形，替权力辩护的哲学也出现了。
归根结底，哲学和哲学家无非是权力的辩护人：他们不是替这种权力形式辩护，就是替那种权力形式辩护。所以，有人甚至提出：让哲学家走出书斋，干脆由哲学家称王，从“辩护律师”的地位变成“当事人”，这就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思想。
反过来，另一些学者试图让哲学与权力绝对分离，造就一个权力真空的世界。例如，16世纪英国哲学家莫尔提出的“乌托邦”的思想。在世界名著《乌托邦》中，莫尔运用形象化的语言阐述了自己的哲学主张：在一个遥远的海岛上，有一个名叫“乌托邦”的地方，那里一切财产都是公有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剥削，人人都要参加劳动，男女完全平等，都热心公共利益，一切劳动产品都属于全体人民，进行合理分配；至于管理人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每年选举一次。不过，这个“乌托邦”虽然很美妙，但终究无法逃脱权力的支配和约束。
18世纪中叶，在《自然法典》中，法国哲学家摩莱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大同社会”。因为摩莱里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没有私有财产，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劳动、休息、医疗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有趣的是：在这个新社会里，人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衣服，住的是一样的房屋。
像莫尔、摩莱里这样的哲学家，他们的本性是善良的，都把批判的目光集中在私有制上，但他们刻画的“理想社会”仍然无法逃脱权力的控制。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权力；只要有权力，就会出现为权力辩护的哲学，这是权力与哲学在人类社会低级阶段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进入高级阶段时，权力与哲学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差异：一方面，哲学依然是权力的“辩护人”；另一方面，当人们要推翻某种权力形式时，就首先要从思想上批判和否定为那种权力形式辩护的哲学。如果这种哲学被人们摒弃，权力这只大鼎只剩下法律和军队两只足来支撑，就会摇摇欲坠了，因为法律和哲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任何法律都需要哲学来提供理论依据；如果哲学被否定了，那么法律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旦哲学、法律这两只足都垮了，权力这只大鼎就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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