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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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守将一群又一群的人推进来。拥挤中传出最早的喊叫，这下站在外面的人也明白了。但已经没有出路了。现在轮到“受过培训的消毒人员们”开始工作了——霍斯这么称呼党卫队的卫生人员。他们是刽子手。他们匆匆地从红十字卡车里取出装着有毒蓝绿色晶体的铁盒。然后从了望孔里将齐克隆B倒进房间里。凶手们能透过一扇小窗观看他们的受害者与死神搏斗。
“听啊，以色列！”犹太人的信仰经常是外面的少数目击者听到的临终话语。党卫军成员们嘲笑垂死者的祈祷，叫道：“扔进去，扔进去！”如果20分钟之后又恢复了安静的话，一位党卫军医生就宣布；“结束了。”人们死了，卫生人员和医生们的工作干完了。杀人凶手们坐在他们挂有红十字的车子里离开他们的作案现场。然后所谓的特遣队——屠杀结束后被迫清理死亡室的犹太犯人——开始工作。“有时我们走进毒气室时还听到呻吟声，尤其是当我们开始拽着尸体的双手将尸体拖出去时。有一回我们发现了一名活着的婴儿，被包在一只枕头里。婴儿的头也埋在枕头里。我们拿开枕头后，婴儿睁开了眼睛。他还活着。我们将婴儿连枕头交给党卫军大队长莫尔，报告说孩子活着。莫尔将他放到地上，踩住他的脖子，将他抛进了火里。我亲眼看到他如何踩那孩子的——他的小胳膊还在动。”特遣队的希洛莫·德拉贡回忆道——这是一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场面。那是骷髅头部队成员，他们晚上回家心安理得地休息。他们中有些人有妻子有孩子。
这方面党卫军领导人也想好了。有意让党卫军成员的家庭生活在集中营营区内或集中营附近。想通过保证凶手们在犯罪现场过一种表面寻常的家庭生活，赋予这种职业“行为”正常的假象。因此，生活在集中营里的妻子们的主要义务包括“维持社会生活”。“工作”之后党卫军成员家庭要相互拜访，一起吃饭、外出或从事别的业余活动。古德龙·施瓦茨在其有关集中营里的妇女的研究论文中强调：“稳定的家庭式框架是党卫军成员能意识到他们的个人自我的地方，社会义务对他们的束缚是要确保党卫军成员的心理平衡和他们在灭绝机器里的晋升。”
特别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领导层引诱执行者们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在法律和秩序的框架内进行的。工作时间既不允许喝酒也不允许吸烟。也同样极其严格地重视遵守打烊时间。霍斯要求他的人员，始终做到外表无可指摘：“我提醒注意，党卫军和警察的所有男性，尤其是在家乡的男人，刮胡子属于工作仪容。任何上司不可以容忍不修边幅的外表。”
有意对党卫军成员严厉，这似乎也维持了一切正常运行的假象：“党卫军国家领袖因为超过了领袖规定的车辆速度限制而给予一位党卫成员处以4星期的禁闭处罚。另外党卫军国家领袖命令对负责此行的党卫军领导处以三天的室内禁闭，因为他未能阻止司机。”霍斯记载道。就连刚配备不久的自行车也会成为警告的理由：“每位拥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的党卫军成员，必须自己负责让自行车的配置符合规定（车铃，前轮刹车，后面的红灯等）；违者当事人将会受到严厉处罚。”迂腐地强调小事也属于屠杀生活的现实。
指挥官霍斯本人在战争后自怜起来：“在奥斯维辛，从开始集体灭绝起我就不快活。”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当他的罪行使他真的很痛苦时，他就骑上马，“将这些恐怖的画面发泄掉。”当他的灭绝集中营的屠杀机器全速运转时，霍斯将日常工作交给他的副手，逃去计划扩建工程了。自己不接近恐怖，一些党卫军领导以这种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一些，这也属于奥斯维辛的方法：“很多党卫军领导一般来说没有碰过犯人。比如霍斯，他看透了他们。他认为他们不是人。” 奥斯维辛幸存者赫尔曼·朗格拜因说道。
一些人让别人从事恐怖行为：“有些人从未打过谁，但他们提升小人物，如果他们殴打得好的话。如果小人物们做了期待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就批给他们额外的休假。这是邪恶的机制。”朗格拜因接着说道。
无数凶犯寻找借口，简单地将屠杀当作工作，不会改变性格。一位来自泰萨洛尼克的犹太人莫利斯·委内齐亚回忆说：“有这么一位党卫军成员，他是众人中最好的。他从没打过我们。有时他还给我们一支香烟，有时我们给他一支。我们交谈，我们一起笑……他确实是我们在那里认识的最好的党卫军成员。一个真正的高尚的家伙。可是当他们送来病人时，这经常是200名或300名，要将他们枪杀——那么对于他来说，走进地下室，拉开枪栓打死他们就是一种享受。”许多为高级党卫军刽子手服务过、以这种方法更了解这个领域的犯人们，都有类似的体验——他们将他们的性格随衣服一起换掉了：“当我帮施瓦茨胡贝尔脱去他的靴子和上衣，拿去擦拭时，他穿着内衣站在那里，那时他看上去什么也不像。假如他们不穿制服，他们全都什么也不是。而当我为他穿上上衣穿上靴子戴上帽子时，他一下子就像个魔鬼了。”犯人赫尔穆特·齐普利泽形容一位党卫军冲锋队小队长道。
年轻的达姆斯达特人汉斯·施塔克的自我价值观念也随着穿上骷髅头制服发生了飞跃。在霍斯的领导下他在奥斯维辛青云直上，先是作为管区负责人，1941年在“政治处”担任领导。他上升为集中营里最年轻的小分队队长。他的办公桌上方挂有一块牌子：“同情就是软弱。”后来长年担任奥斯维辛纪念馆馆长的奥斯维辛幸存者卡什米尔·施莫伦回忆说，汉斯·施塔克所做的超出了他必须做的：“仅仅由于他属于政治处，他做的就比一名普通的党卫军成员要多——处决、用毒气屠杀、站台工作，这些繁重的工作都发生在那里。但他没有必要殴打犯人。可他打他们了。”施塔克真的是一名犹太仇恨者，施莫伦说：“如果进来的人中有一位叫Stark名字里没有ck的犹太人，他就会劈头盖脸地殴打他。”
骷髅头第53节：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
施塔克既参与了枪杀也参与了使用毒气屠杀。在他中学毕业后6个月，达姆斯达特的犹太人也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期间他的高级中学被用作运输的集中营地。有一回施塔克必须参加使用毒气屠杀：“我……同样接到……命令，将齐克隆B倒进孔里。”他后来在法庭上供认道，“这次又是要用毒气杀死200至500名犹太人，而且又是男子、女性和孩子们。由于这种齐克隆B……是颗粒形状的，倒进时它们像小雨似的落在人们身上。于是他们可怕地叫喊起来，因为他们这下知道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他事后良心不安吗？施塔克显然不能完全驱散这些罪行。当他处决完回家后，他使劲洗手，一位犹太女仆人必须帮他将鞋擦得锃亮，然后他坐到他的写字台前，沉思上几个小时。他弟弟说，他后来老做噩梦。
事过21年后法官问汉斯…施塔克：“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施塔克回答：“永远不再干！”法官：“为什么——您认为它不对？”被告：“不，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使用毒气，这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是胆小。”他至多也就是不满杀人的方式，而不是不满杀人的事实。汉斯…施塔克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拒绝一道命令。
他承认他的行为。他不认为他那是在犯罪，因为他在犯罪时还不足21岁。1963年，按照《青少年惩罚法》，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否认他们参与了屠杀。拉尔夫…乔丹诺作为受害人和新闻记者关注着这件事：“幸存者什么也没有忘记。作案人全忘光了。像集体屠杀犯奥斯瓦尔德…卡都克，像1947年在波兰被正法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两名副官罗伯特…穆尔卡和卡尔…霍克尔，像在站台上进行淘汰的卡佩休斯博士。他们中没有人承认有罪，谁也没有讲过一句后悔的话或有了认识。他们总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胞，是他们被捕时的那个形象——家庭之父、职员、教师、医生、药店老板。”“卡都克爸爸！”他在那里做护理工的诊所的病人们这么喊这位“奥斯维辛恐怖大师”。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骷髅头成员大多数悄悄地适应了战后的社会——一个想向前看，而不想向后看的社会。但众多凶手“被忽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显眼的同代人，精通适应、服从、融入新的秩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凶手们这么做，这一问题从此就像病毒似的。这是些特定的在“正常情形下”也会犯罪的犯人吗？大屠杀之后两年欧根…科贡还将在集中营服务的那些人形容为“极度不满、没有成就……被冷落、各方面能力低的人，常常是社会上失败的人”。
我们今天知道，这只描写了真实的一部分。因为来自“社会中间”的案犯的数目比估计的要大。长期以来社会上都以为，在灭绝营的屠杀机器里和在突击部队里主要是以施虐狂、刑事犯罪分子、极端反犹分子或其他的社会渣滓为主：“普通的人们”可没有能力亲自屠杀无辜的妇女和孩子或听任屠杀。事实表明这一希望乃是幻想。
神学家理查德…L…鲁本施泰因写道：“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成着魔或变态的人，这很吸引人，因为这种观点保护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这并不表明我们原谅他们的行为或低估他们带来的危险。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了，道德和正直让人类集体免于彻底崩溃的束缚是多么弱小。”
武装党卫军第54节：极端部队
施塔克既参与了枪杀也参与了使用毒气屠杀。在他中学毕业后6个月，达姆斯达特的犹太人也被运往奥斯维辛。这期间他的高级中学被用作运输的集中营地。有一回施塔克必须参加使用毒气屠杀：“我……同样接到……命令，将齐克隆B倒进孔里。”他后来在法庭上供认道，“这次又是要用毒气杀死200至500名犹太人，而且又是男子、女性和孩子们。由于这种齐克隆B……是颗粒形状的，倒进时它们像小雨似的落在人们身上。于是他们可怕地叫喊起来，因为他们这下知道了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他事后良心不安吗？施塔克显然不能完全驱散这些罪行。当他处决完回家后，他使劲洗手，一位犹太女仆人必须帮他将鞋擦得锃亮，然后他坐到他的写字台前，沉思上几个小时。他弟弟说，他后来老做噩梦。
事过21年后法官问汉斯…施塔克：“您当时有什么感觉？”施塔克回答：“永远不再干！”法官：“为什么——您认为它不对？”被告：“不，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一个人被枪杀，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可是使用毒气，这是没有男子汉气概的行为，是胆小。”他至多也就是不满杀人的方式，而不是不满杀人的事实。汉斯…施塔克永远不会想到要去拒绝一道命令。
他承认他的行为。他不认为他那是在犯罪，因为他在犯罪时还不足21岁。1963年，按照《青少年惩罚法》，他被判10年有期徒刑。
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诉讼中为自己辩护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否认他们参与了屠杀。拉尔夫…乔丹诺作为受害人和新闻记者关注着这件事：“幸存者什么也没有忘记。作案人全忘光了。像集体屠杀犯奥斯瓦尔德…卡都克，像1947年在波兰被正法的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的两名副官罗伯特…穆尔卡和卡尔…霍克尔，像在站台上进行淘汰的卡佩休斯博士。他们中没有人承认有罪，谁也没有讲过一句后悔的话或有了认识。他们总认为他们就是那些善良的同胞，是他们被捕时的那个形象——家庭之父、职员、教师、医生、药店老板。”“卡都克爸爸！”他在那里做护理工的诊所的病人们这么喊这位“奥斯维辛恐怖大师”。
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骷髅头成员大多数悄悄地适应了战后的社会——一个想向前看，而不想向后看的社会。但众多凶手“被忽视”并不仅仅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当中有一些是不显眼的同代人，精通适应、服从、融入新的秩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
究竟是什么促使凶手们这么做，这一问题从此就像病毒似的。这是些特定的在“正常情形下”也会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