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卫军档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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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27日，希特勒试图集中控制冲锋队。他争取到一位受欢迎的自由兵团老兵来负责这一任务。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简短地记道：“12点见上司。第一次谈话。普弗尔将担任帝国冲锋队领导。”弗朗茨·普弗尔·冯·萨洛蒙熟悉他的军队的潜能。虽然他放弃了建立一支具有罗姆特点的武装部队，但他也不觉得有必要让冲锋队奴隶似的臣服于纳粹党。冲锋队的队伍现在虽然受制于希特勒的权威，但普弗尔自有他自己的独立性，他不可能符合希特勒的意愿。纳粹党和冲锋队仍然不是一体。矛盾继续存在，只是夺取权力的共同斗争暂时阻止了灾难的公开爆发。冲锋队现在规模很大：虽然存在着潜在的领导危机，特别是1929年的经济灾难将一群新成员推向了它。在这块平坦的国土上，纳粹党的这支队伍组织了无数次游行和集会。到处都有“褐衫营”在行进。它的军事行为，它的不断壮大，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在那些政治家们至今很少光顾的地区。政治发生在大都市里，在那里举行一次集会要比去一趟村庄争取到的人数多得多。冲锋队在这里壮大起来，很成功。戈培尔在他的日记里记道：“人们开始谈论我们。人们无法再闭口不谈我们或冷冷地蔑视着走过我们身旁。人们必须讲我们的名字，即使心有不甘、怒气冲冲。”
权力斗争第6个：冲锋队的崛起
大城市里的政治对手在讲到这个名字时尤其怒气冲冲。这里笼罩着赤裸裸的恐怖。像1923年前一样，冲锋队冲击对手的集会，他们殴打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员，为国家社会党开道。同时还发誓要追求崇高的目标：“冲锋队前进……为了歌德，为了席勒，为了康德，为了巴赫，为了科隆大教堂和班贝格骑士……我们现在必须用啤酒罐和椅子腿为歌德效劳。当我们获胜之后，到那时我们又会重新伸出双臂，将我们的精神财富抱在我们的心窝。”这些话是“运动”的一位诗人维尔弗里德…巴德让他的“主人公”霍斯特…韦瑟尔讲的。
有关冲锋队员们的不法行为的警方报告在增加。比如1929年纽伦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冲锋队员克吕茨至今还吹嘘说：“在那里我们睡在干草上，我们连一杯啤酒都买不起。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情绪高涨。”事实上发生了殴打和骚乱。一队冲锋队员列队走向党代表大会会址的方向，封锁了轻轨。当司机要求队伍让出轨道时，冲锋队员们冲进车厢，殴打司机和很多乘客。纽伦堡冲锋队在会场周围制造了一系列暴力行为：一家饭店被砸，因为它升起了他们所痛恨的共和国的黑…红…金三色旗帜；另一家遭到了啤酒瓶的轰炸袭击，因为它收留了工会成员。有位警察想保护一名受冲锋队员迫害的人，但一群人中有一位夺下他的警刀，在他的背部连刺三刀。希特勒用一句话挡回了对过于野蛮的指责：“冲锋队不是一个教育上流社会儿女们的道德学校，而是一个粗暴的战士的组织。”
特别是在柏林，左派和右派之间的野蛮斗殴很快就成了街头的常景。那些褐衫的乌合之众故意挤进共产党的地区进行挑衅。在红色的夏绿蒂堡，他们在共产党的家庭防卫梯队、交通饭店和租户小组的密集网络之间组织了一次“冲锋”。另一个焦点是舍嫩贝格区的“红色岛屿”。冲突像剧本里编好了似的，越来越司空见惯，不断发生。冲锋队开着卡车穿行在街头，高呼口号，向红色一方的设施扔石头。共产党员保尔？托尔曼描写他这一方人员的反抗说：“我们采用一种特殊的战术。先放纳粹分子进来，再封锁街道。然后尽可能不放他们出去。假如我们仅仅是回骂他们，他们还会再来。”在“纳粹上台”之后，托尔曼属于受冲锋队迫害的第一批受害者。
尤其是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新的城市无产者蜂拥进了冲锋队。很多人是为了逃避生存困境和家庭危机才穿上褐衫制服的。冲锋队酒馆里出现了“褐衫营”神话，它首先给了那些无家可归者一个家。一位21岁的冲锋队员从狱中写信给一位战友道：“我请求你，别老让我母亲来这儿。她会哭个不停，那样我的情绪也就被破坏掉了。如果她问你，你就告诉她，我现在4个星期才能有一次探监时间或别的什么。我最想念你们这些战友。”“冲锋队之家”和“冲锋队酒馆”是大都市里一种真正的褐衫亚文化的中心。在像柏林市中心的“博恩霍默小屋”这样的酒馆里，阴暗的柜台里都悬挂着一面饰旗。骑自行车的巡逻者保护着该地带；不久酒馆本身内部就被用隔板隔开了。一份同时代的报告里这么写道：陌生人很快就被视为敌人，常在隔壁房间或保龄球球道上布置起隐藏处，“当警察突然出现时”，可以将手枪藏在里面。
男人之间的哥儿们义气主要是靠酒精建立的。这是柏林的饭店老板罗伯特…赖泽格的赔偿要求给人的印象：当普鲁士内政部1932年禁止冲锋队时，他为3个月里无法销售的152。5吨啤酒提出索赔。面对这种态度，党卫军的同志们用手掩着嘴鄙视地讲他们是纳粹党的“流氓无产者”，1931年加入党卫军的汉堡人奥托…库姆今天认为：“那里没有纪律。”
尤其是在柏林，底层社会和冲锋队之间的界限如今消失了，无数小刑事犯罪分子得到了成员证。在韦定，“强盗冲锋队”在同共产党和法律进行斗争。“柏林冲锋分队的正式历史”是和诺伊屈尔讷的狗腿子的恶名同时诞生的：“3000多名红色活动分子，反对不足70人的第25冲锋队。但这支冲锋队80％由工人、无赖组成，冷酷无情，老奸巨滑。柏林人称它‘流氓冲锋队’。”控制夏绿蒂堡地区的是臭名昭著的第33冲锋分队，在1930年～1931年年底的短时间内，该分队的成员将很多人杀害或打成了重伤，民间称它“杀人犯冲锋队”。1930年11月22日，共产党的“鹰隼”漫游者协会的成员正在艾登宫跳舞，20名冲锋队员冲进这家饭店。他们高喊着“打死狗”，将饭店的客人打倒在地，不加选择地冲着人群射击。3名工人被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里。
这回那些褐衫打手被送上了法庭。控告他们企图打死人，破坏国家治安和身体伤害。年轻的律师汉斯…李滕博士代理对4名冲锋队员的附带诉讼。1931年5月8日他将阿道夫…希特勒叫到柏林莫亚比特刑事法庭的证人席上。经过调查，李滕想撕下国家社会党的面具，揭露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恐怖主义核心。他想证明，国家社会党不仅容忍暴力行为，而且恐怖是党的政策的重要部分。这次审讯持续了两个小时。一开始希特勒还表现得很平静。他像转经筒似的不断重复：“严禁冲锋队攻击持不同政见者。”李滕拿柏林党区头目戈培尔的无数言论反驳希特勒，言论中讲必须将“对手辗成齑粉”。讯问的时间越长，希特勒越不安。最后他发火了。他跳起来，满脸通红地咆哮道：“律师先生，您怎么能说这是要求从事非法活动？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李滕终于让被告被判刑了。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在法庭上的亮相是在宣判他自己的死亡。李滕是1933年最早被“保护性拘留”的人之一。在多年的残酷虐待和各集中营之间的辗转之后，这位勇敢的律师于1938年2月5日在达豪集中营自尽了。
权力斗争第7节：两虎相争
仅从冲锋队的保险统计就能看出；暴力大概是冲锋队最重要的宣传工具。它的头目名叫马丁·鲍尔曼，他报告说“在服务中受伤的”冲锋队员从1927年的110人激增到1930年的1506人。警方报告的情况类似：1929年普鲁士官员登记的冲突还只有580起，1930年已经成了2500起，1932年甚至达到了5300起。在1932年上半年的残酷竞选中有86人丧生，选举前6个星期里又添了72人。
暴力战术取得了成功。冲锋队员的人数不断上升——尽管它这一方也有死伤者。可是，这一自我牺牲对党和对冲锋队员都有利吗？
而现在的敌人不仅仅只有“左派”了。越来越多的冲锋队员也发现国家社会党及其领导层内部有敌人。他们反对“党魁”和他们的正统地位。“冲锋队内部主要是希望来一场社会主义的变革。国家社会主义——我能想像出那是怎么回事。当时你必须是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听起来总是对的。”柏林的赫伯特·克吕格尔回忆道，他是未成年就加入冲锋队的保护组织“前线魅力”的。有时甚至向共产党员请教有关计划经济的建议和信息：红色和褐衫纵队一致地和柏林交通业的物价上涨作斗争。个别冲锋队甚至被视为“烤牛排冲锋队”：外表褐衫，内部红色。纳粹党内部也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的矛盾看法。早在1929年，“冲锋队酒馆”里就出现了这样的口号：“阿道夫出卖我们无产者。”在传单里，革命的冲锋队员揭露“以希特勒为首的党内帮派的出卖”。在他们的最高领导人的鼓励下，他们以不流畅的韵文作诗道：
决定感谢给他钱的人，
他和金融资本进行他的“斗争”。
人民的苦难关他什么事？
明天会如何关他什么事？
有人提出要求：“维护旧理想，不能容忍个别为了个人目的牟取私利的政治家出卖社会主义！”当希特勒买了一辆昂贵的工作用梅赛德斯新车时，激烈的议论像冰雹一样密集：“我们这些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就这样也很满意。我们很喜欢推煤炭蒸汽机，好让我们亲爱的领袖们能靠他们的2000～5000帝国马克的月收入活得相当好。当听说我们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汽车博览会上花4万帝国马克买了一辆大型梅赛德斯新车时，我们也高兴万分。”
冲锋队终于要求为打破的头颅和折断的骨头支付报酬了。柏林的冲锋队领导人瓦尔特·施泰奈斯毕竟是普弗尔的副手，他在慕尼黑多次要求成为议会候选人。当党的领导层在制定参加1930年议会选举名单再次不顾施泰奈斯时，丑闻发生了：党的军队举行罢工反对党。在柏林体育馆里，当负责保护会议厅的冲锋队撤走，对聚会不管不问时，主要演讲人、党区领导戈培尔瞠目结舌。党的士兵前往威滕贝格广场游行反对他。冲锋队公开威胁，要“打烂戈培尔这破东西”。戈培尔迅速做出反应。他叫来可以信赖的人帮忙：库尔特·达鲁厄格领导的当地党卫军接受了在体育馆维持秩序的任务。党第一次使用它自己任命的卫队公开反对冲锋队的“战友们”。报复没过多久就来临了。两天之后，在8月30日，冲锋队员们袭击了柏林区党委房子里的党卫军哨兵。
希特勒匆忙赶往柏林，穿行在首都的“冲锋队酒馆”。他答应：他将充分满足施泰奈斯的要求。争执于9月1日暂时平息了。但无政府主义的褐衫队所带来的威胁深深地烙在希特勒的意识里。他试图重新管束队伍，开始为辞职的冲锋队头目普弗尔上校寻找一位接班人。于是一位老战友回来了，谁也没料到他会回来。1930年年底，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玻利维亚回来了。希特勒自以为走了一着战术上很聪明的棋。罗姆在冲锋队里仍然很有影响，他似乎远离了一切阵地战。但希特勒不知道：罗姆在遥远的南美洲时也在策划反对这位“元首”。1928年他以中学生的笔调在寄给一位朋友的明信片上写道：“阿道夫是头驴。”
但即使是罗姆也无法像希望的那样管束冲锋队。不满的反叛者们不想这么轻易认输。在施泰奈斯的第一次暴动发生一年之后，又有传单出现了：“致柏林的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柏林党区领导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因不守信用被取消其区领导的职务。”事关“阻止了党对冲锋队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出卖。冲锋队行进，施泰奈斯接管指挥权”。柏林的冲锋队头目瓦尔特·施泰奈斯重新要求一位冲锋队员担任议员。党的领导层再次拒绝了。施泰奈斯威胁道：“谁也不能长期违背人民的最优秀部分的意见而不受惩罚——这样做是不顾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