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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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同罗曼诺夫见面时，我相当坦率地让他明白，领导成员中没有他的位子了。他听了这个消息显得很难过，不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我说，最好不要将此事搞得提到政治局去讨论的地步，不如一切都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罗曼诺夫哭了一阵，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全会上他的问题心平气和地得到了解决，他仍然是中央委员。
吉洪诺夫退休的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同一般了。似乎一切都很清楚：他已经是过不了几天就满80的人了，而担任政府（并且是正在走上改革之路的政府）首脑的人，理应是年富力强善于展望明天的政治家。吉洪诺夫这样的活动家与其说是属于昨天，不如说是属于前天，即斯大林那个时代。但他对这个问题却有他个人的看法。他深信没有他的帮助事情就无法应付，所以我俩第一次谈话时他还表示准备“在很有意义的新形势下再工作一段时间”。
我客客气气地驳回了这个建议，主要强调未来的改革十分艰难，必须照顾为国家效力多年的老同志们的身体，使他明白应当退休养老了。这时候我才弄清楚，吉洪诺夫对事情的这种结局还是有所准备的。他要求不要忽视他今后的生活条件，于是我答应保留他目前享受的一切待遇。9月底他被解除政府首脑的职务，10月份在中央全会上又从政治局成员中除名。
讨论部长会议主席一职的候选人时，一下提出了许多人的名字，但经过挑选最后集中在两个人身上：雷日科夫或者沃罗特尼科夫。沃罗特尼科夫在担任俄罗斯联邦政府首脑职务时表现不错，具有领导工作多方面的丰富经验。他处理问题时善于斟酌权衡各种意见，有一种深思熟虑、不动声色的风度。但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所以政府首脑便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个事实说明需要让沃罗特尼科夫留任原职。
雷日科夫得以中选当然不仅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在安德罗波夫在位时我便同他进行过富有成效的合作，我们看待经济形势的观点和极需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造的想法，在许多地方都很接近。我们的政治立场也不谋而合，至少我不记得在这方面有过什么实质性的分歧。雷日科夫的个人品质也使我印象深刻：做事精确，有时说话尖刻，但从不流于粗鲁，多年从事生产实践活动养成了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的关系也并非始终一帆风顺。事态的发展常常使两人都面临难以预料的形势，各人的观点也发生了演变，有时难免产生误会、委曲甚至大动肝火。用不着去评判每件具体事情上谁是谁非（许多情节我回头还会一再提到），但我仍然要说，至今我都认为那次选用他是正确的。雷日科夫是我改革事业中最初的战友，当时我们步调一致地共同行动，所以无论后来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都会为这份友情对他一直心怀感激。
就重要性而言，下一个干部问题便是撤换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俗话叫莫斯科总督。大家有目共睹：首都的领导已经精疲力竭，指望他们能按照新方式工作是不明智的。本来庄严许诺要建成“共产主义模范城”的莫斯科，却遭受着住房和物资供应短缺的严重困难，生产和知识的潜力节节下降。当然，与我国民主派当政这两年来的状况相比，首都当时的情况倒也堪称模范。但众所周知，一切事物都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认识清楚。当时很少有人对撤换格里申的必要性表示怀疑，虽然他本人不以为然。甚至还觊觎着更高的权位。他极端自信、权欲熏心，容不下他周围稍有才华和独立思考的人。难怪莫斯科市委中竟然没有一个理直气壮争取担当“一把手”角色的人物，只得从别的地方去物色。事有凑巧，同时也需要换掉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占据这一职务长达20年之久的ВФ普罗梅斯洛夫是一个公认的尸位素餐之徒。他既善于讨好公众，又善于“糊弄”上级，全凭这一手保住了乌纱帽。
这正是叶利钦的政治仕途的起点，至少首都也是其中的一站。我已经提到过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建筑部部长了。通常，类似的角色都是从书记中物色，而从中又选上叶利钦绝非偶然。根据调查资料，他符合全部要求：他领导过房屋、建筑联合企业好几年，担任过州建筑部部长，自1976年以来则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7）
我对他了解甚少，而所了解的情况又令人警觉。我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时，曾经检查过斯维尔德洛夫党组织畜牧部门的工作。检查组对州委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叶利钦给我打电话，请求不要把已写成的分析报告提交党中央，而是转给州委以便讨论和就地采取措施。当时我主管中央书记处，便决定满足斯维尔德洛夫同志们的愿望：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事情本来就不是为了对他们进行责难。然而，他将报告提供讨论，只作了个样子，不仅并不认为应当给州委全会参加者介绍其内容，而且实际上是否认了调查组的基本结论。中央委员会出席那次会议的代表伊万·卡普斯强（一个直率而刚强的人）当即发言，开头是宣读调查报告原文，接着又对州委第一书记的做法发表了一通不太中听的意见。
我当时曾对自己说，斯维尔德洛夫州委书记不适当地把检查组的批评看做是针对他本人的了。此后还有一件我亲眼所见的事情：有一次，最高苏维埃会议讨论正热烈的时候，叶利钦紧靠在一个人的臂膀上离开了会场。许多人激动不安起来：出什么事啦？好心人安慰旁人说：没什么，血压升高了。可是叶利钦的同乡们笑了：这是咱们一把手常有的事了，有时候他会说废话。由于我回想起这样一些事情，便决定同雷日科夫谈谈，因为他担任乌拉尔机器制造部门领导人时就是斯维尔德洛夫州州委委员。
“同他相处够您受的，”雷日科夫回答道。“我可了解他了，才不想推荐呢。”
这些话更加深了我的疑虑。主管干部的利加乔夫建议：
“让我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走一趟，实地考察考察吧。”
他去了，过了几天打来电话说：
“我在这里接触了一些人，同他们谈了谈。形成的意见是：叶利钦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一切条件都具备——知识，性格全可以。是个很有魄力的干部，会搞好工作的。”
“你真有信心吗，叶戈尔·库兹米奇？”
“是的，毫不动摇。”
叶利钦这样就来到了中央委员会。在他办理调动手续时我们曾进行过一次简短的交谈，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工作开始时他很积极，与前任相比看上去还不错。当时需要到处去“寻访”精力充沛、做事果断、对一切新事物敏感的人。叶利钦给我的印象深刻，所以在七月全会上我提议选举他为中央委员会书记。我不想隐讳，当时这样做已经在“试一试”可否将他往莫斯科市的位置上放了。
12月22日，政治局通过决议，推荐叶利钦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在市委会议上讲话时，他挥舞着手臂明确地表达了一个改革家的决心。我赞同他报告中那种批判的热情。我们当时的确为秘密投票的结果担心，因为莫斯科党内积极分子们颇感懊恼的是，在首都的党组织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候选人，结果从别处去寻了个“外来户”，但选举一帆风顺。叶利钦当即精力充沛地展开了工作。莫斯科人喜欢他对各级官员严格要求的态度。我也认为这样顺利地解决了首都的市委书记问题是我们的成功之举。
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1985～1986年之交，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反复思考其“最高任务”。三、四月间所取得的突破以及紧随其后在国内外政策中所采取的一些步骤，得到了全社会的支持。我在全国各地的巡行、同华沙条约领导人的多次会见、出访法国、同里根和其他外国领袖的谈判，在日程表上增加了许多新的任务。1986年元月，我们公布了2000年前的裁军纲要。现在需要系统地阐述和加强改革的政治方针，具体说明实际工作的方向。自然还要通过新的党纲；其草拟工作于10月份完成，经中央全会审查后已公布讨论。
按照惯例，总书记在代表大会上都要作总结报告。这次却决定称之为政治报告。这样就能够摆脱对所做工作进行老一套的分析，集中阐述战略性质的各种问题。
将近12月底时报告需要的材料已准备停当，于是新年前夕我动身去皮聪达休假。当此之时，寒冷而有风浪的大海自有其凛若冰霜的美。阵阵海浪轰鸣着撞击礁石，浪花飞溅，泡沫翻腾。空气中饱含负离子，仿佛伸手即可触及、重量足以感知，吸上一口，如饮提神醒脑的鸡尾美酒。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起来可谓惬意之极。
新年刚过，我立即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瓦利里·博尔金请到皮聪达来。他们带来了我请科学院几个研究所提供的问题分析，作为工作小组原有材料的补充。在矗立于海岸边的一栋小楼里，我反复阅读、仔细斟酌，全面考虑了报告中所有的论点，初步尝试着做出新的评价和结论。
报告中关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整体的结论，具有原则性的意义，正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如果承认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就不能不同时承认将世界分割为相互对立的集团是何等地荒谬。于是，报告中就出现了下列一些记述：“全面对抗、军事对峙的政策是没有前途的。”“不仅核战争本身，而且对这样的战争的准备，亦即军备竞赛和争取军事优势，客观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政治上的胜利。”赢得“军备竞赛，正如打赢核战争本身一样，已经绝无可能”，“为了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际安全系统”，必须走合作之路。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任务便是一个政治任务，因而也只能使用政治手段才能完成”。
社会改造与实现四月全会所采取的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针密不可分。并不是说要来一次革命，而是说要改善这个制度。当时我们相信有这种可能。人们是如此思念自由，所以就想：只要给社会输输氧，它就会振作起来的。对自由本身的阐释较为宽泛，其中包括名副其实而不是装模作样地将土地交还农民、将工厂交还工人，给企业经营以活动余地，改变投资和结构政策，优先发展社会领域各部门。人们逐渐认清了（尽管这种思想的表述还不太具体）社会和国家民主化即发展人民自治制度的必要性。
第二部分：权力的考验总书记（8）
经历四月转折将近一年之后，我们发现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因而许多人仍将这一政策视作昙花一现的例行运动。极需排除诸如此类的怀疑，使人们坚信已经采取的方针的必要性。这样报告中就出现了公开性这一话题。“没有公开性就不会有民主。”“必须使公开性成为不停顿地发挥效力的一种制度。公开性中央需要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地同样需要，甚至可能还更加需要。”如今这类“赌咒发誓”的说法已被视作近乎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是崭新的政治观点，在激发社会舆论和人们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公开性即便在目前也仍然有着不小的现实意义。
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对党在社会改革环境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的思考。提出了一些论点，它们后来在1987年一月全会、特别是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党实行政治领导，决定总的发展前景……至于解决具体的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的途径和方法，这就应当赋予每个主管机关、劳动集体和管理干部广泛选择的自由。”“党要坚决反对将党委的功能与国家、社会机构的功能混淆起来。”当然，当时谁也不认为这些论断是对政治改革的召唤，但它们客观上正是起了这样的作用。
将近元月中旬时我将报告初稿提交政治局，在讨论过程中第一次体会到意识形态陈规老套的威力是多么强大。就连我所提拔的一些领导成员，就许多品质而言似乎都应当属于改革派，但在提到某些意识形态公式的时候，不消说修改了，仅仅是表达得明确一些而已，这时就连他们也都表现得极其胆怯，争先恐后地急于显示自己的正统。
千万别堕入异端邪说，“千万别惹出乱子”，这就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人所持的念头。他们声称支持新事物，但许多人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