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的妙药-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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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说，化验员，想想办法吧。要是没有这个化验的结果，一切治疗都是盲人摸象。　　　　
　　　　　　我是一个好心加耳朵软的女孩。听了医生的话，本着对病人负责的精神，仔细琢磨了半天，想出一个笨法子，就答应了医生的请求。　　　　
　　　　　　那个战士的胳膊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抽血的时候面色惨白，好像是把他的骨髓吸出来了。　　　　
　　　　　　前面的步骤都很顺利，我开始对血清加热。　　　　
　　　　　　我点燃一盏古老的印度油灯，青烟缭绕如丝，好像有童话从雪亮的玻璃罩子里飘出。柔和的茄蓝色火焰吐出稀薄的热度，将高原严寒的空气炙出些微的温暖。我特意做了一个铁架子，支在油灯的上方。架子上安放一只盛水的烧杯，杯里斜插一根水温计，红色的汞柱好像一条冬眠的小蛇，随着水温的渐渐升高而舒展身躯。　　　　
　　　　　　当烧杯水温到达56摄氏度的时候，我手疾眼快地把盛着血清的试管放入水中，然后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温度计。当温度升高的时候，就把油灯向铁架子的边缘移动。当水温略有下降的趋势，就把火焰向烧杯的中心移去，像一个烘烤面包的大师傅，精心保持着血清温度的恒定……　　　　
　　　　　　说实话，这个活儿真是乏味透顶。凝然不动的玻璃器皿，枯燥单调的搬移油灯，好像和一个3岁小孩下棋，你既不能赢又不能输，只能像木偶一样机械动作……　　　　
　　　　　　时间艰难地在油灯的移动中前进，大约到了第28分钟的时间，一个好朋友推门进了化验室。她看我目光炯炯的样子，大叫了一声说：你不是在闹鬼吧，大白天点了一盏油灯！　　　　
　　　　　　我瞪了她一眼说，我是在全心全意地为病人服务，正像孵小鸡一样地给血清加温呢！　　　　
　　　　　　她说，什么血清？血清在哪里？　　　　
　　　　　　我说，血清就在烧杯里啊。　　　　
　　　　　　我用目光引导着她去看我的发明创造。当我注视到水银计的时候，看到红线已经膨胀到70摄氏度的范畴，劈手捞出血清试管。就在我说这一句话的工夫，原本像澄清茶水一般流动的血清，已经在热力的作用下，凝固得像一块古旧的琥珀。　　　　
　　　　　　完了！血清已像鸡蛋一样被我煮熟，标本作废，再也无法完成试验。　　　　
　　　　　　我恨不得将油灯打得粉碎。但是油灯粉身碎骨也于事无补，我不该在关键的时刻信马由缰。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办？空白化验单像一张问询的苦脸，我不知填上怎样的答案。　　　　
　　　　　　最好的办法是找病人再抽上一管鲜血，一切让我们重新开始。但是病人惜血如命，我如何向他解释理由？就说我的工作失误了吗？那是多么没有面子的事情！人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化验员，这不是自己抹黑吗？　　　　
　　　　　　想啊想，我终于设计出了如何对病人说。　　　　
　　　　　　我把那个小个子兵叫来，由于对疾病的恐惧，他如惊弓之鸟战战兢兢。　　　　
　　　　　　我不看他的脸，压抑着自己的心跳，用一个17岁女孩可以装出的最大严肃对他说：我已经检查了你的血，可能……　　　　
　　　　　　他的脸刷地变成霜地，颤抖着嗓音问，我的血是不是有问题？我是不是得了重病？　　　　
　　　　　　等待检查结果的病人都如履薄冰。我虽然年轻，也很懂得利用这种心理。　　　　
　　　　　　这个……你知道像这样的检查，应该是很慎重的，单凭一次结果很难下最后的结论……　　　　
　　　　　　说完这句话，我故意长时间地沉吟着，一副模棱两可的样子，让他在恐惧的炭火中慢慢煎熬。直到相信自己已罹患重疾。　　　　
　　　　　　他瘦弱的头颅点得像啄木鸟，说，我给您添了麻烦，可是得了这样的病，没办法……　　　　
　　　　　　我说，我不怕麻烦，只是本着对你负责，对你的病负责，还要为你复查一遍，结果才更可靠。　　　　
　　　　　　他苍白的脸立刻充满血液，眼里闪出星星点点的水斑。他说，化验员，真是太谢谢啦，想不到你这样年轻，心地这样好，想得这么周到。　　　　
　　　　　　小个子兵说着，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撸起袖子，露出细细的臂膀，让我再次抽他的血。　　　　
　　　　　　我心里窃笑着，脸上还作出不情愿的样子，很矜持地用针头扎进他的血管。这一回，为了保险，我特意抽了满满的两大管鲜血，以防万一。　　　　
　　　　　　古老的油灯又一次青烟缭绕，我自始至终都不敢大意，终于取得了结果。　　　　
　　　　　　他的血清呈阴性反应。也就是说他没有病。　　　　
　　　　　　再次见到小个子兵的时候，他对我千恩万谢。他说，化验员啊，你可真是认真啊。那一次通知我复查，我想一定是我有病，吓死我了。这几天，我思前想后，把一辈子的事想过了一遍。幸亏又查了两次，证明我没病。你为病人真是不怕辛苦啊！　　　　
　　　　　　我抿着嘴不吭声。　　　　
　　　　　　后来领导和同志们知道了这件事，都夸我工作认真并谦虚谨慎。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都为自己当时的灵动机智而得意。　　　　
　　　　　　我的年纪渐长，青春离我远去。机体像奔跑过久的拖拉机，开始穿越病魔布下的沼泽。有一天，当我也面临重病的笼罩，我对最后的化验结果望穿秋水的时候，我才懂得了自己当年的残忍。我对医生的一颦一笑察言观色，我千百次地咀嚼护士无意的话语。我明白了当人们忐忑在生死的边缘时，心灵是多么的脆弱。　　　　
　　　　　　为了掩盖自己一个小小的过失，不惜粗暴地弹拨病人弓弦般紧张的神经，我感到深深的懊悔。　　　　
　　　　　　假如今天我出了这样的疏忽，我会充满歉意地对小个子兵说，对不起，因为我的粗心，那个试验做坏了。现在我来重新做。　　　　
　　　　　　我想他也许会发脾气的，斥责我的不负责任。按照四川人的火爆脾气，大骂几句也有可能。我会安静地倾听他的愤怒，直到他心平气和的那一瞬。我相信他还会撸起袖子，让我从他比红蓝铅笔粗不了多少的胳膊上抽血……也许他会对别人说我是一个蹩脚的化验员，我会微笑着不做任何解释。　　　　
　　　　　　我们可以吓唬别人，但不可吓唬病人。当我们患病的时候，精神是一片深秋的旷野。无论多么轻微的寒风，都会引起萧萧黄叶的凋零。　　　　
　　　　　　让我们像呵护水晶一样呵护病人的心灵。　　　　
　　　　　　　　　
　　　　


PART　2自信第一课

　　　　　　1972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速去乌鲁木齐报到，新疆军区军医学校在停顿若干年后这年第一次招生，只分给阿里军分区一个名额，首长经过研究讨论，决定让我去。　　　　
　　　　　　按理说，我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喜出望外才是。且不说我能回到平地，吸足充分的氧气，让自己被紫外线晒成棕褐色的脸庞得到〃休养生息〃，就是从学习的角度讲，在重男轻女的部队能够把这样宝贵的惟一的名额分到我头上，也是天大的恩惠了。但是在记忆中，我似乎对此无动于衷，也许是雪山缺氧把大脑纤维冻得迟钝了。我收拾起自己简单的行李，从雪山走下来，奔赴乌鲁木齐。　　　　
　　　　　　1969年，我从北京到西藏当兵，那种中心和边陲的，文明和旷野的，优裕和茹毛饮血的，高地和凹地的，温暖和酷寒的，五颜六色和纯白的……一系列剧烈反差，就在我的心底搅起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面临死亡咫尺之遥，面对冰雪整整三年，我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天真烂漫的城市女孩，内心已变得如同喜马拉雅山万古不化的寒冰般苍老。我不会为了什么事件的突发和变革的急剧而大喜大悲，只会淡然承受。　　　　
　　　　　　入学后，从基础课讲起，用的是第二军医大学的教材，教员由本校的老师和新疆军区总医院临床各科的主任、新疆医学院的教授担任。记得有一次，考临床病例的诊断和分析，要学员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案。那是一个不复杂的病案，大致的病情是由病毒引起重度上呼吸道感染，病人发烧流涕咳嗽、血象低，还伴有一些阳性体证。我提出方案的时候，除了采用常规的治疗外，还加用了抗菌素。　　　　
　　　　　　讲评的时候，执教的老先生说：〃凡是在治疗方案里使用了抗菌素的同学都要扣分。因为这是一个病毒感染的病例，抗菌素是无效的。如果使用了，一是浪费，二是造成抗药，三是无指征滥用，四是表明医生对自己的诊断不自信，一味追求保险系数……〃老先生发了一通火，走了。　　　　
　　　　　　后来，我找到负责教务的老师，讲了课上的情况，对他说：〃我就是在方案中用了抗菌素的学员。我认为那位老先生的讲评有不完全的地方。我觉得冤枉。〃　　　　
　　　　　　教务老师说：〃讲评的老先生是新疆最著名的医院的内科主任，是在解放前的帝国医科大学毕业的；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做到很高的医官，他的医术在整个新疆是首屈一指的。把这老先生请来给你们讲课，校方已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是权威，讲得很有道理。你有什么不服的呢？〃　　　　
　　　　　　我说：〃我知道老先生很棒。但是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他提出的这个病例并没有说出就诊所在的地理位置。比如要是在我的部队，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病员出现高烧等一系列症状，明知是病毒感染，一般的抗菌素无效，我也要大剂量使用。因为高原气候恶劣，病员的抵抗力大幅度下降，很可能合并细菌感染。如果到了临床上出现明确的感染征象时才开始使用抗菌素的话，那就晚了，来不及了。病员的生命已受到严重威胁……〃　　　　
　　　　　　教务老师沉默不语。最后，他说：〃我可以把你的意见转告给老先生，但是，你的分数不能改。〃　　　　
　　　　　　我说：〃分数并不重要。您听我讲完了看法，我已知足了。〃　　　　
　　　　　　教室的门开了，校工闪了进来，搬进来一把木椅子摆在讲案旁，且侧放。我们知道，老先生又要来了。也许是年事已高，也许是习惯，总之，老先生讲课的时候是坐着的，而且要侧着坐，面孔永远不面向学生，只是对着有门或有窗的墙壁。不知道他这是积习，还是不屑于面对我们，或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这一次，老先生反常地站着。他满头白发，面容黢黑如铁，身板挺直如笔管，让我笃信了他曾是国民党医官一说。　　　　
　　　　　　老先生目光如锥，直视大家，音量不大，但在江南口音中运了力道，话语中就有种清晰的硬度了。他说：〃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评有意见，　好像是一个叫毕淑敏的同学。这位同学，你能不能站起来，让我这个当老师的也认识你一下？〃　　　　
　　　　　　我只有站起来。　　　　
　　　　　　老先生很注意地看了我一眼，说：〃好。毕淑敏，我认识你了，你可以坐下了。〃　　　　
　　　　　　说实话，那几秒钟，真把我吓坏了。不过，有什么办法呢？说出的话就像注射到肌肉里的药水一样，你是没办法抠出来的。　　　　
　　　　　　全班寂静无声。　　　　
　　　　　　老先生说：〃毕淑敏，谢谢你。你是好学生，你讲得很好。你的话里有一部分不是从我这儿学到的，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教给你那么多。是的，作为一个好的医生，一定不能全搬书本，一定不能教条，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决定治疗方案。在这一点上，你们要记住，无论多么好的老师，也不可能把所有的规则都教给你们。我没有去过毕叔敏所在的那个5000米高的阿里，但是我知道缺氧对人的影响。在那种情况下，她主张使用抗菌素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把她的分数改过来……〃　　　　
　　　　　　老先生紧接着说：〃但在全班，我只改毕淑敏一个人的分数。你们有人和她写的一样，还是要被扣分。因为你们没有说出她那番道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你现在再找我说也不管事了，即使你是冤枉的也不能改。因为就算你原来想到了，但对上级医生的错误没敢指出来。对年轻的医生来说，忠诚于病情和病人，比忠实于导师要重要得多。必要的时候，你宁可得罪你的上司，也万万不能得罪你的病人……〃　　　　
　　　　　　这席话掷地有声。事过这么多年，我仍旧能够清晰地记得老先生如锥的目光和舒缓但铿锵有力的语调。平心而论，他出的那道题目是要求给出在常规情形下的治疗方案，而我竟从某个特殊的地理环境出发，并苛求于他。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不全面的异议，老先生表现出虚怀若谷的气量和真正医生应有的磊落品格。　　　　
　　　　　　真的，那个分数对我来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此番高屋建瓴的话语中悟察到了一个优等医生的拳拳之心。